再说外患：“狼真的来了”。好莱坞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在全球“攻池掠地”。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文化产业尤其是电影一直是举足轻重的棋子。电影不仅具有商业意义，而且文化输出可以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价值观念，甚至重写该地区的传统和文化，创造新的民族文化记忆。90年代引进美国大片以来，好多观众已经不再看国产电影了，这种情况对于曾经有过好莱坞情结、具有“小资”文化气息的上海人来说特别明显。好莱坞的权力建立在认同被制造出来的需求的基础之上，作为成熟的娱乐工业，它知道如何吊住观众的胃口，然后提供暂时满足的办法。经过半个世纪改造的上海电影被骨子里的“载道”思想、政治意识和精英观念缚住手脚，根本无法在娱乐/文化工业的层面与好莱坞展开竞争。好莱坞对中国电影的“侵略”，仅仅靠出口影片是不够的，他们更重要的目标是开辟发行渠道、制作影片和投资影院，使出“釜底抽薪”的毒招，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利用中国廉价的人力、物力，拍摄美国电影，然后在中国土地上的“美国电影院”里放映，把中国观众口袋里的钱掏出来。中国进入世贸后，好莱坞已经展开了步步紧逼的行动：2003年，华纳入股上海“永华电影城”；投资电视电影《关中刀客》。美国电影工业在中国市场上之所以能够肆意妄为，因为它才大气粗。像中国其它五大电影集团一样，上影集团的财力，无法满足被美国电影带动快速增长的中国电影制作成本，在加上昂贵的宣传费用、发行渠道不畅等因素，一部大规模投资的影片如果收不回成本，就可能赔尽上影集团的老本。全球化的趋势疯狂的增长，甚至国家的力量的无法阻止，上影集团在好莱坞的全球化攻势面前，多少显得有些英雄气短了。
若即若离：海派文化与上海电影
作为组织实体概念的“上海电影”和文化美学概念的“海派文化”以及“海派电影”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与脉络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海派文化自身的发展脉络。首先，“海派文化”不是一个实体性的概念，它是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的吴越地域文化和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我们必须在一个动态的语境中才能把握它的真正内涵，而不是要用力穷尽海派文化的具体表现。事实上，海派文化具有现代性、开放性、多元的兼容性、与时俱进的动态性等品格。这些品格实际上只是一种文化态度，它们和文化内涵或内容是有区别的。上海电影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和海派文化的贡献密切相关的；甚至解放后许多成功的上海电影也氤氲着海派文化的影子，比如《早春二月》和《林家铺子》。但总体看来，并不是所有的上海电影都是海派文化的体现，上海电影并不一定就具有海派文化的特质。电影百年的历史表明，海派文化与上海电影一直处于一种貌合神离，若即若离的状态。海派文化是上海电影的复兴的精神内核。
上海电影是建立和传播“海派文化”的重要媒介与艺术手段。上海电影同其它艺术形式和媒介手段一道，为公众建立了关于上海的文化想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海派文化”。上海的整体性也是在想象中持续形成、重构和变形的。《小玩意》中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十字街头》和《新女性》中的现代性；《太太万岁》和《哀乐中年》中的市民气息……，十里洋场中的灯红酒绿、霓虹灯下哨兵的革命觉悟、上海滩帮会英雄的传奇与末路、白领丽人的小资与缠绵……我们都可以通过电影的窗口看到。上海电影对于上海不识字的都市移民以及未能亲历上海的人是一个文化窗口，从这里传播关于上海的知识、信息和文化以及想象性的认识与梦幻。上海电影的副产品，如时装、发式、音乐插曲都深深地改变了上海的都会文化。比如电影插曲对上海爵士音乐的催生。当然这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好莱坞电影影响了上海电影，上海电影传播和建构了上海文化，上海文化中充满了好莱坞的影子：梦幻、传奇、冒险；对日常问题与欲望乌托邦式的解决；对大众文化简单、自发和琐细的追求；在娱乐、商业和艺术的场域游走。
海派文化是上海电影生存与发展的文化土壤。上个世纪初，电影之所以能在上海落地生根，是与上海独特的文化环境相关的。电影刚刚传到中国时，并不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精英艺术，也不是政治宣传意义上最重要的大众艺术，虽然只是杂耍的艺术，但它绝对算得上是先锋的和时尚的艺术。一门出生低微的新艺术要获得发展，必将展示自己对于传统艺术的叛逆性，因而只能在文化控制相对薄弱的地方找到突破。上海是一个传统文化薄弱的近代城市，这个在宋代还只是个芦苇丛生的小鱼村的上海，在近代的发展过程中，在吸收西方文化方面，不但将排斥感减到最小，而且能够把“无知者无谓”作为滋养成分。北京作为元明清三代王朝的首都，是当时士大夫及贵族阶层云集传统文化中心，积累并持续着至少800年以上的文化力量。海派文化的开放性，也许正是中国电影“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重要原因吧。
作为大都市的上海与电影具有与生俱来的亲密关系。排除政治宣传和文化普及的因素，单从艺术、文化或者娱乐消费的角度讲，看电影，总得有那么点文化和城市生活经验，电影只能属于大都市，只有城市生活才内含着丰富的视觉经验；电影的存在必须依赖于广大的文化消费阶层。上海作为近代繁荣的移民城市，为电影提供了必要的观众群，包括具有近代意义的劳动者阶层、白领人士、资本家、学生和媒体。这些文化消费群体不仅从电影中获得娱乐，而且依靠电影获得知识、信息和思想。作为现代的开放性大都会的上海与作为大众娱乐文化形式的电影在精神气质上是相通的，他们都是梦想升起的地方。在上海和在电影中，一些梦想成真，一些不能，但你始终可以继续你的梦。
上海电影的衰颓其实是与文化氛围的消失有很密切的关系。上海电影一旦丧失了海派文化造梦的特质，也就没有什么魅力可言了。“正是上海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文化的一味求稳，磨掉了艺术的锋芒，所以在上海绝对诞生不了《一个和八个》、《黄土地》这样勇敢的影片”。很多人印象中，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文化却相对来说有所滞后。的确，在金融中心、经济中心、航运中心、外贸中心这些名义之下的上海已经好久没有响当当的好影片出来，从来就是以作品论高下的电影圈，没有作品就等于没有发言权。关锦鹏坦言：“我知道现在的上海是国际化都市。但是就好像你进入到一个华丽的房子里，却感受不到那种雍容幽雅的氛围。在社会商业化的驱使下，电影本身也越来越缺失这种源于生活的体验，变得更为流俗和肤浅。六十年代的香港，邵氏电影商业化流水作业的制度粉碎了对老上海人文情结的延续，但是在那种工业制度下依然包容了李翰祥、张彻、胡金铨等个人风格浓烈的作品；可是到了如今，更为功利的‘小公司独立制片，大公司负责发行’，更造成‘连潮流都没有’的窘境。”形成“市场与电影本身的恩怨循环”。
上海电影与海派文化共存共荣的关键品质：小资气息，商业头脑，娱乐美学，文人传统。上海电影的复兴必须以海派文化为精神内核，因为文化是一个城市获得持续发展的保证。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对于西方世界，它仍然是“东方的”、梦幻的、充满异国情调的；对于本土世界，上海却是现代的、梦幻的、充满机遇的。真正的上海应该像20世纪30年代一样充满诱惑与魅力。国际化的大都市中蕴藏着巨大的娱乐文化消费群体，充分发挥海派文化中的小资气息、商业性、娱乐性和文人传统特质，将上海电影变成生产快乐与梦想的机器，把快乐变成可以出售的商品，以电影梦的形式成为大都会人民的一种集体幻想以及每个人日常生活中被压抑观念和行为的公开表达。文化产业发达了，文化作为事业也必然会兴旺发达。
【结语】重建上海电影的历史机遇
重振上海文化和重建上海电影和上海的都市化、现代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说得乐观或者冠冕堂皇一些，尽管上海所面临的电影生态已经非常恶化了，我们仍然可以找到“相信未来”的理由：从外部条件来看，经济改革、浦东开放、文化多元化、经济和媒体的全球化、三个代表思想对“建设先进文化”的倡导；从内部条件看，海派文化充满活跃的精神生命力，具有现代性、开放性、多元的兼容性、与时俱进性的动态性。最明智的做法是保持“谨慎的乐观”，因为潜力不等于机遇。但不管怎样，重建上海文化和上海电影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一个城市不能没有文化和精神的支柱。
（原载《社会观察》200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