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晓鹏根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强调的语言在民族主义起源与传播中的重要性，推论说“电影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家生产过程’中来”，在肯定汉语“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形成了海外华人群体间普遍认同的中华民族性”的同时，强调“它还是一种张力与争论交织的力量”，“国内民间及海外移民当中仍存在着许多种汉语方言，……形成了不同的语言风格，并以多种语言混杂的状态共存着。”对于电影中汉语的功能，鲁晓鹏认为：“方言与口音不仅在银幕上为电影中的角色创造出了亲密和距离，也在银幕下的观众身上取得了同样的效果。借此方式，电影话语试图不断地去表明一个国家在语言、方言、民族及宗教等方面的自我界定。电影对特定的语言、方言和个人语言方式的采用是想象民族社会时必经的一个排除与选择的过程。因此华语就成为国家建设进程中的离心力兼向心力，它至少有助于全世界的华语使用者形成一种不固定的、无地域限制的泛中国的认同感。”[10]如果说鲁晓鹏的研究是从宏观的、理论层面上进行的话，美国凡萨大学都文伟副教授则从一种微观的角度、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把华语电影中的语言研究推进了一步，他在《重写上海：大陆、香港和台湾电影中的沪语》一文中，以电影故事发生的时间为线索，围绕侯孝贤的《海上花》、关锦鹏的《阮玲玉》和李少红的《红粉》来分析上海方言、普通话和其它汉语方言的巧妙并用之于电影表达的贡献。他认为，方言的有效使用使电影的叙述以人们的记忆来重释一段被官方解释过的历史，方言与普通话的对照也揭示了语言、社会和政治层面上的等级制度，同时还将民间、个人与官方、集体区分开来；方言与背景之间的和谐捕捉住了深深扎根于本土文化的人物角色的真实灵魂，也记录下日常生活最本原的模式；本土方言既利于表达隐私与亲密，是地方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也是社会、文化与政治等级的隐秘符号；当代银幕与视屏上对方言的使用使观众逐渐认识到一种同时是地方性又是全国性的文化的存在。另外，鲁晓鹏还在《二十一世纪汉语电影中的方言和现代性》一文中通过考察台湾记录片《跳舞时代》、贾樟柯的《世界》、冯小刚的《手机》和《天下无贼》、张艺谋《英雄》和《十面埋伏》中的方言，认为，运用或不运用本土和地方方言，是电影文化想象——台湾的本土认同、大陆中华民族的道德体系、或者历史－文化中国——的重要标志；当代中文电影生产中的方言样式在地方、民族、亚民族、超民族和全球等几个层面关涉到当代中文电影的身份建构。
产业研究除了以上三种以美学和文化视角为主的研究方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视角就是产业研究。产业研究既是电影理论化活动的一次巨大转向，也是电影文化研究的一次延伸。国内对华语电影产业的研究往往是在文化产业研究的背景下展开的，具体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政府出面的电影体制改革研究、企业与研究机构进行的以电影为主的媒介研究、中国电影市场与好莱坞的比较研究、亚洲电影与文化合作研究等形式。
中国大陆的电影产业研究实际上是从90年代初期的电影体制改革开始的，十几年来一直拨弄着电影管理者、从业者和研究者敏感的神经。产业研究转向是电影研究务实的一种表现。几乎所有大型的电影研究学术会议都会设置“产业研究”专题，每一年年终的总结报告也总会把电影产业状况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去年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主办的“回顾与展望：纪念中国电影一百周年国际论坛”上的“电影产业化与现代化”单元、青岛亚洲电影文化与合作国际论坛上的“华语电影：产业历史、现状及展望”单元大体反应了大陆电影产业研究的集中趋向：（1），WTO与中国电影产业市场策略研究。杨远婴教授在《WTO与中国电影的转折》中透过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在国营与民营、好莱坞大片与华语大片、艺术路线与商业路线等生产创作方面的特征描述，阐释其在“入世”思维推动下从“意识形态之战”向“市场之战”的策略转变；（2），电影产业政策研究。贾磊磊在《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境遇与生机》中呼吁“确立‘用标尺取代剪刀’的分级制度”、“建立电影经济学的评估体系”；产业合作研究，陈犀禾在《文化和经济的两重奏：对中国电影国际化合作历史的思考》中考察1949年以来中国电影产业合作的发展，指出电影产业合作不仅涉及合作各方在经济上的互利性，也涉及合作各方在“文化”和“内容”理念上的兼容性，强调中国电影产业合作必须要协调多方面的利益和要求，才能做到“名利双收”；（3），电影新科技与产业研究，熊澄宇在《从数字化时代电影的形态演变看电影产业的取向》中指出，每一种新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出现，都推动电影形态发生变化，生产者必须在电影产业和市场上做出相应的调整，他人为中国必须在新媒体的思维下，从电影与数字电视、电影与网络传输、电影与手机的竞争合作关系中把握电影产业的前景；（4），艺术创新与产业研究，比如王兴东认为《文学形象是发展电影产业的核心动力》等。以上观点只是大体反应大陆产业研究的几种趋势，其它具体例证还很多，本文不再枚举。
西方对华语电影产业的研究可以以骆思典为代表。骆思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华语电影市场和产业研究，他既是美国电影对华扩张的参谋派，也为中国电影产业的调整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借鉴意见。从《狼来了：好莱坞与中国电影市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参照美国电影市场看华语电影的市场前景》，以及尚未出版的著作《好莱坞、全球化与亚洲电影市场：中国的教训？》，尽管他自己对华语电影产业的认识在不断地变化和深化，但确实为华语电影市场提供了一些准确的观察与评价。骆思典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中指出，华人导演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成功，是华语电影最重要的突破。美国批评界对华语电影的崛起的反应是相当敏感的。2005年5月9日《新闻周刊》刊文说，在过去的9个月内，中国电影/华语电影已经在国际上迅速起飞，甚至正在征服素以狭隘闻名的美国电影市场。事实上，继《卧虎藏龙》的成功之后，西方也曾刮起一阵中国电影报道之风，这是与当时对华语电影的激情相一致的。一些保守的美国批评家甚至担心，华语电影的这些成功是否代表一种突破，将会掀起一阵中国电影或者其它中国文化产品涌入的浪潮。骆思典认为，对于华语电影在市场与产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应该保持审慎的乐观：华语电影要想在北美市场和国际市场赶上好莱坞的成就，都是不现实的；但是华语电影就票房业绩而言，至少在国外市场上已经做得不比任何其它国家差了。开拓国际市场、培养“大牌导演”、拍摄成功品牌影片的系列影片、吸引国际资金与技术合作、与好莱坞发行商合作在全球范围内促销华语电影，是今后华语电影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与经验。同时，华语电影的国际化仍然会面临一些限制，首先要对自我成就有一种现实的评价；其次必须适当顺应国际市场对华语电影的某种观影期待；最后是正确处理中国政治及其与电影关系的认识。[11]
台湾辅仁大学刘现成先生所著的《跨越疆界：华语媒体的区域竞争》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该书将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电影放在华语媒体市场的框架下考察，结合“华语文学”、“华语歌曲”等互本文语境，分别从需求因素、生产条件、政府政策、产业政策等方面探讨了三地华语电影产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并特别强调了卫星通讯、网络宽频传输、数字压缩技术等媒介科技发展所形成的媒介整合浪潮对华语电影产业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媒体产业竞争已经突破国界限制，区域化成为跨国传播集团进入当地媒介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重要手段。美国学者亨利.哈定特别将这种亚洲华人以经济为起点的整合现象称为“大中华”（Greater China）现象，并从三个方面界定了其意义：一是这意味着在大中华地区经济的整合；二是表示全球华人文化交流的频繁程度；三是原本在政治上极为破碎分离的区域，未来将有可能朝向一个统一的华人国家。因此未来华人地区的区域统合趋势，根据刘现成先生的看法，将会以区域经济的相互依存为经、以华文或华语、以及共通的历史文化经验为维，建构未来华人社会的发展景观。刘现成著作的特别贡献在于，不仅看到了华语电影产业在华语媒介市场上的重要地位，更重要的是以正确的文化观念定位了自己的产业研究，或者说，发掘了产业发展中所蕴涵的正确的文化方向。[12]
北京电影学院国际交流学院钟大丰教授在2005年“青岛亚洲电影文化合作国际论坛”会议的基础上主编的《文化亚洲：亚洲电影与文化合作》一书重点探讨了华语电影产业的发展问题，该书分为“亚洲电影产业运作与创作”、“全球化时代的亚洲电影”、“亚洲电影与亚洲文化”、“华语电影：产业历史、现状及展望”、“亚洲电影文化合作的历史、现状与展望”等单元，虽然名为亚洲电影研究，实质上就是对华语电影产业进行的一次全景式的研究。国内学者对华语电影产业的研究，例如清华大学尹鸿教授连续多年来为中国电影产业撰写年度备忘录，北京大学叶朗教授主编的《文化产业蓝皮书》关于电影产业的部分，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年度电影产业报告，杨远婴的《WTO与中国电影》，祈志勇在《当代电影》2002年第2期发表的《90年代香港电影工业状况》；北京电影学院黄式宪和王海州教授等在《电影艺术》2004年第6期发表的《以合拍创制华语新电影》等一系列文章，都是值得注意的华语电影产业研究领域的成果。
（原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1期）
注释：
[1]鲁晓鹏：《华语电影之概念：一个理论探索》，载《当代电影理论新走向》，陈犀禾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191－198页。
[2][同注释1，第197页。
[3]Nick Brown(edited)，New Chinese Cinemas：Forms，Identities，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January.1994.PP.1-10.
[4]Sarah Pink and Yingjin Zhang，Chinese National Cinema，Taylor&；Francis，Inc，July 2004.PP.1－7.
[5]陈犀禾：《大陆、台湾、香港新电影中的“中国经验”》，载《电影艺术》2001年第1期。
[6]梁良：《论两岸三地电影》，台湾，茂林出版社，1998年，第262页。
[7]陈儒修：《台湾新电影的历史文化经验》，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第55－60页。
[8]Poshek Fu and Michael Marme，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inema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October.2003.PP5-37.
[9]Yingchi Chu，Hong Kong Cinema：Colonizer，Motherland and Self，Taylor&；Francis，Inc，December 2002.PP17-28.
[10]同注释1，第193、195、197页。
[11]骆思典著《全球化时代的华语电影：参照美国看中国电影的国际市场前景》，刘宇清译，载《当代电影》2006年第1期。
[12]刘现成：《跨越疆界：华语媒体的区域竞争》，台湾亚太图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3、26－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