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画片的创作上，最大的社会功利性便是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因为动画片最大的服务对象就是少年儿童。1995年8月28日，江泽民主席在给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动画片《自古英雄出少年》的信函中指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是文化战线的重要任务。少年儿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帮助他们从小树立起为中华民族全面复兴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把他们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是文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希望广大动画艺术工作者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不断推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统一的动画艺术精品，为少年儿童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让我们自己的动画英雄形象成为广大少年儿童的楷模和朋友。”1998年10月16日，李岚清副总理在中央电视台视察电脑动画软件开发及动画节目制作时指出：“动画节目的教育功能是直观的、形象的，对少年儿童观众的教育作用非常重要，要把动画这种节目形式与进行科学知识教育、培养孩子健康成长、开发孩子们的智力、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和创造力等结合起来，提供给小观众。”这些致函和讲话表明，我国的领导人认为动画片作为一种儿童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其创作应该在对少年儿童的思想道德建设方面发挥社会功利性。
不仅在动画片的创作上社会功利性被提升到相当高的高度，在动画片的播出上，社会功利性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指导作用。李岚清副总理在中央电视台视察时还表示：“前一段我们的动画节目市场主要让外国动画片占领了。不光是中央电视台，其他电视台也应该以播出国产动画节目为主。”关于“进口动画片的暴力倾向值得重视”信息上批示：“对电影、电视剧、各种光盘的引进，既要把好政治关，又要把好思想道德建设的标准关。总的是，标准要从严掌握，只进口少量的符合先进文化要求、内容健康的产品，给国内影视产品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这些讲话和批示表明，我国领导人希望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确保播出机构在播出动画片方面的社会功利性。
我国的播出机构经常会收到观众的来信，反映某部动画片的导向性不好，容易把孩子教坏了；每当这时，播出机构总会如坐针毡一般，甚至不惜停播该片以挽回观众在社会功利性上对自己的质疑。这表明播出机构的确非常重视这种社会功利性的口碑。因此，当党中央明确指出电视台应以播出国产动画片为主和全社会都在讨论外国动画片过多地充斥了中国荧屏的时候，出于社会功利性的考量，荧屏配额政策的出台是顺理成章的。
（三）从文化安全的角度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这体现了政府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视，对于非传统安全之一的“文化安全”予以充分的关注。
文化安全主要是指人们认为自己所属“国家-民族”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特性”不会在全球化大势下逐渐消失或退化的“安全感”。这主要源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据考证，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是席勒于1976年在《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中首度使用和诠释的，它用来指证某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进行宰制的现象，抑或用来指明运用文化对某一个国家进行宰制而使被宰制国家失去其文化自主性的现象。比如西方几个大型通讯社主导了全球信息的流通与诠释权，美国好莱坞电影更是席卷了绝大部分新兴国家的市场，国际文化的交流出现严重的失衡，新兴国家的文化发展空间被严重地挤压等等。早些时候，文化的传播呈现为以某些西方国家为中心向世界其他地域单向扩散的“中心-边陲”模式，虽然近些年世界各地对本土文化都有所重视，文化保护主义大兴，法国甚至在1993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提出了“文化例外”的概念，声明文化产品不算普通的产品，不受国家之间减少贸易壁垒、打开市场等条款的制约，但是由于一些核心国家先人一步建立了标准化大生产的文化工业，已经向市场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大批量的文化产品，这些国家在国际上的文化主导权依然存在。
文化和我们在第一个部分讨论的以执政合法性为核心的统治意识形态有所不同的是，它能较为容易地寄居于产品之中，随着商品流通而传播，而统治意识形态只能通过教条式的灌输才能得以传播。因此，隐匿在产品中的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可以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认同另一种文化中的价值观，而逐渐否定本国、本民族所一贯持有的思维方式。虽然有些时候，其他文化中的确有精华的部分值得学习，但是对于社会上更多的大众来说，他们并不具备知识精英的那种分辨能力，他们很难判断一种新的价值观究竟是精华还是糟粕，这种价值观到底适不适合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把一种好奇和新鲜感当做对另一种文化的全面肯定。与原有文化疏远，这是殖民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文化殖民成为对文化安全的严重挑战。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安全”议题的提出，就是本土知识精英向文化殖民现象的一场宣战，而它出现在党的报告中，则体现出政治精英愿意把这种宣战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即政治的高度。政治精英已经把文化视为维护权力的一个阵地，保护了“文化安全”就是保护了自身的统治权力。因此，笔者要将“文化安全”问题放在政治背景中来讲。动画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对其出台的政策显然是包含着对抗文化殖民、维护文化安全的意味的。
二、经济背景
(一)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增加的角度
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这三十年间，我国国民经济大幅增长。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19亿元人民币，是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近3倍，是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倍多。
国家经济的发展，为动画片的大规模制作和生产创造了条件。动画片是一种高成本、高投入的文化产品，每分钟动画片的制作费是几千元甚至上万元，一部系列动画片的成本动辄上千万，如此高额的资金投入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支持才有可能。中央电视台动画部第一任主任徐家察在谈到中央电视台为什么在1991年创立动画部时就说道：“1991年我国的经济比1978年的时候有了很大发展，国民经济的收入有所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说，我们能拿出一部分钱来搞动画。那时候我有一份报告说，一年得给我们200万才够，那时候要200万，现在每年要几千万。我一直说，动画的发展是不能脱离整体国民经济的大环境的。”
国家经济的发展，还为动画衍生产品的消费创造了条件。由于动画播出机构能给予动画公司的购片费用相当少，平均每分钟只有十几块钱，远低于其制作动画的成本，很多动画公司都采用贴片广告的形式将自己的动画片免费送给电视台播出。于是，按照动画产业链的资金流向，它们能否从产业链下游的衍生品销售环节中回收成本，就成为该公司能否正常运作的关键。而衍生品的销售，除了取决于动画形象的品牌认可度以外，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动画收视人群的消费能力。2007年我国农村居民全年人均收入达到4140元，是1990年的6.5倍；而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全年人均收入则达到13786元，是1990年的近10倍。同时，我国农村和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指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在1990年至2007年间，分别下降了15.7和17.9个百分点，达到43.1％和36.3％。上述数据表明，我国居民近些年来不仅在收入方面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且有更多的收入被用来进行食品以外的消费。可以预见，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更多文化产品的消费将成为可能，我国文化产品的市场将会越来越大，其中动画产品的市场也会越来越大。
（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角度
计划经济是由政府作出所有或大部分关于生产和分配方面的决策的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下，政府拥有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如土地和资本，也拥有大多数的企业，并指导他们生产经营，政府成为大多数工人的雇主，并通过政府确定工资标准或直接配给来决定社会产出的分配问题。市场经济则是一种主要由个人或私有企业作出关于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决策的经济，它以竞争、契约、选择的自由为特色，消费者自由购买他们所选择的物品，企业自由生产并销售他们选择的产品，要素的所有者自由地将所拥有的生产要素投入到他们选择的领域去。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我们进行的很重要的一项改革措施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经济体制改革。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种一元化的“总体性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里，社会结构十分单一，国家政权的威力无处不在，各级社会组织高度政治化，各种社会资源被牢固地控制在国家政权手中。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承包制、租赁制、价格改革、费改税、经济特区、股份制等一系列措施的指引下，我国效率低下、高度硬化的“总体性社会”开始解冻，并向着高效且充满活力的“市场社会”转型。由国家规定并提供一切个人所需的“卖方市场”开始向每个人都可以定制自身所需的“买方市场”过渡；原先“大锅饭”、“铁饭碗”等现象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应聘上岗”和无处不在的竞争；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总体性社会”时认为那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东西，对之予以不屑和敌视，到“市场社会”中被琳琅满目的商品刺激起强烈的消费欲望，甚至在消费的过程中都能享受到快乐和满足。
然而，并非国家的一切行业都在这种轰轰烈烈的转轨道路上同时起步。如果我们把大力发展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等原先国有经济的外围板块的改革称为“增量”改革，把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等国有经济固有板块的改革称为“存量”改革的话，那么中国改革的思路显然是从容易有所突破的“增量”改革开始并逐渐深入的。可以说，“增量”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初见成效了，而“存量”改革则是到了90年代才开始下决心、花大力展开的。
文化在改革开放前被归属在事业的范畴，文化事业的转型应该属于“存量”改革的范围。近几年来被炒得火热的文化事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正是发生在我国“存量”改革破冰前行的大图景之中。文化产品不仅应具有社会效益，而且应具有经济效益；文化和经济的结合成为了一种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