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广告的发展，也造就了一个新的行业——广告代理商在我国的产生。广告代理商是由报纸广告代理人演变而来。我国早期的报馆广告代理人是做拉广告生意兼卖报纸的，后来逐渐演变为专业代理人，单纯依靠给报纸、杂志拉广告为业。1872年，《申报》广告刊列中就有“苏杭等地有欲刊告白者，即向该报店司人说明……并须作速寄来该价，另加一半为卖报人饭资”。这里的所谓告白，就是广告，“卖报人”就是最初的广告代理人，“饭资”为广告代理费。广告代理人开始时只是四处奔走，为报纸承揽广告业务，从中收取佣金，后来报纸广告业务不断扩大，报馆内设置了广告部，广告代理人则演变为报馆广告部的正式雇员，以后又出现了专营广告制作业务的广告社和广告公司。
中国最早的专业广告公司是以外商在华设立的广告公司为开端的。1915年，意大利人贝美在上海设立了贝美广告公司；1918年，美国人克劳在上海开设了克劳广告公司；而英国人美灵登1912年在上海成立了美灵登广告公司。20世纪20年代前后，由于市场竞争的需要，广告业务不断增加，专业广告公司日渐增多。此时，中国人自己办的广告公司中，最早的是1909年吴兴人王梓濂在上海三马路创办的维罗广告社，规模较大的有成立于1926年的华商广告公司和成立于1930年的联合广告公司。这两家广告公司的负责人都曾留学美国，专攻广告，重视画稿设计和文字撰写。华商广告公司的创办人林振彬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他1926年在上海创办华商广告公司，把美国广告经营方式引进上海，被誉为“中国的广告之父”。他不仅在传统的报纸、杂志上为客户做广告，还占领了电影院的广告阵地。正广和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福特汽车、克林奶粉（KLIM）等在上海的著名外商大公司都是他的长期客户，中国客户中则有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到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已有大小广告公司一二十家，广告公司的业务以报纸广告为主，其他形式的广告，如路牌、橱窗、霓虹灯、电影、幻灯片等，大体都各有专营公司。由于广告公司和工厂的广告部都重视广告文案撰写人员和广告画家，往往不惜重金竞相聘用，因此也罗织了一批优秀的广告创作人员，推出了不少广告佳作，一些广告作品至今仍被人称道。广告公司的兴起是我国广告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20世纪30年代，上海广告业发展到鼎盛时期，大大小小的广告公司有近一百家。外商创办的有克劳、麦克、彼美、美灵登等，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有明泰、又新、陈泰兴、国际、新新、好华、捷登、耀南、荣昌祥和华商、联合等，其中克劳、美灵登、华商、联合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四大广告公司。1948年10月，上海市广告商业同业公会登记在案的会员有91家广告公司。其他城市如北平有广告社30多家，当时北平社会局就组建了广告公司。天津最早的广告社有华阳、五洲、北洋、大陆、新中国、宝和、春和、协和等。重庆的广告业，到抗战时发展到20多家。武汉有兄弟、美达、美美、丽栋等。
1911年，世界广告学会在美国成立，当时的万国函授学堂上海办事处即与我国广告界人士联合发起组织了“中国广告公会”，1919年5月，中国广告公会正式宣告成立，会员单位包括《申报》、商务印书馆、美孚洋行、南洋公学堂等。这是我国最早与世界广告学会有联系的全国性广告机构。1927年，上海“维罗”、“耀南”等六家广告社组织发起成立了“中华广告公会”，这是我国广告同业的最早组织。公会的主要目的为维护和争取共同的利益，解决同业之间的一些业务纠纷。这个公会后来多次易名：1930年为“上海特别市广告同业公会”；同年改组后为“上海特别市广告业同业公会”；1933年改为“上海市广告业同业公会”，1946年改称为“上海市广告商业同业公会”，有会员90多个。
这时还出现了一些广告画师，如擅长水粉画广告的胡伯翔，以专攻青工图案广告著称的张光字，以及擅长月份牌绘制的徐泳青、郑曼陀、周柏生、杭樨英、金梅生、金雪尘、李慕白、张碧梧等。
对广告业的管理，最早是1904年由清廷颁布的《商标注册试办章程》。作为法规出现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民律法案》，该法案对广告的解释、效力、撤销、悬赏等作了16条规定。到了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的社会部及各省、市的社会局都负有管理广告活动的权力和责任。1936年10月，国民党政府社会部颁布了《修正取缔树立广告的办法》，以及《户外广告张贴法》等管理法规。此外，在当时的民法、刑法、交通法、出版法中均有涉及广告的条款，并开始征收广告税。
广告业的自律和伦理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来了。全国报界联合会于1920年5月5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常会上，通过了《劝告禁载有恶影响于社会之广告案》。这是我国最早的广告自律文件，当时到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报馆、通讯社120家，代表有196人，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市场受到战争冲击，广告业受到严重影响。上海沦陷后，主要的广告公司相继歇业，剩下的广告业务也大多是介绍日货的广告，虽然广告业务和广告公司在后期都有一定恢复，但未有长足进步。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当时南京、上海、汉口和天津等地的多家报纸也相继内迁。1937年，在重庆出版的除原有的《商务日报》等外，还有《新华日报》、《中央日报》、《扫荡报》、《大公报》、《新民报》等也刊登各类广告。同时，在解放区创刊的共产党报纸也有小量广告业务。
抗战胜利后，各类报纸等媒介单位相继迁回原地复刊，广告公司重新活跃起来。当时的广告中，有很多是“寻人启事”。此外，美货也大量充斥市场，广告业务量很大。由于美货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冲击过甚，致使民族工业几达崩溃边缘。当时的国货机制工厂联合会在其主持人的倡导下，发起了一次“用国货最光荣”的宣传运动，旨在抵制外货、挽救民族工业。当时设计了一个标志，在本、外埠报纸、路牌上登载广告，号召人们使用国货。但是在1947年之后，由于连年内战，导致经济崩溃，中国的广告事业又重新跌入低谷。
二、中国文人的广告活动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文人与广告结下了不解之缘。三国时的曹操，以一首《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开了杜康酒广告宣传的先河。1300多年前，唐代文学家陈子昂巧妙地利用广告推销术来扩大自己作品的知名度。其《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被传为千古绝唱。然而，尽管陈子昂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初始时，其脍炙人口的诗句却鲜为人知。后来，他抓住机会，自做广告，主动推销，从而使自己的作品一炮打响。据《唐诗纪事》记载，“子昂初入京不为人知，有卖胡琴者，价百万，豪富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谓左右曰：‘辇千緍市之’，众惊问，答曰：‘余善此乐’。皆曰：‘可得闻乎？’曰：‘明日可集宣扬里’。如期皆往，则酒肴毕具，置胡琴于前。食毕，捧琴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役，岂宜留心！’举而碎之，以其文轴遍赠会者。一日之内声华溢郡。时武攸文为建安王，劈为书记”。陈子昂自此走上仕途，后为武则天所赏识。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七言绝句《客中作》形象鲜明地描绘了兰陵美酒的色、香、味：“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令人读其诗而欲饮其酒，可说是一首歌咏美酒的广告诗。杜甫在四川居住时，为大邑出产的白瓷写的“广告诗”：“大邑白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酒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诗人以写实的手法，描述了大邑白瓷的轻巧、坚强、白皙、清脆等可爱之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的家乡南丰，当时橘子并不出名。
曾巩为此写了一首《橘子》：“江湖若遭俗眼贱，禁御尚觉凡木多。谁能出口献天子，一致大树凌沧波。”这一下南丰的橘子身价百倍，成了向皇帝进贡的物品，被称为“南丰贡橘”一登龙门。宋朝大诗人苏轼被贬到海南儋县时，见到当地一位以卖馓子（一种油炸的环形饼）为业的老婆婆，手艺很好，但店铺所处偏僻，生意萧条。于是，苏东坡挥笔写了一首七言绝句：“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知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词从馓子的颜色及外形着笔，描写色彩鲜明，又通过想象，把馓子比喻为美人春睡沉醉不觉压扁了的“缠臂金”。形象的美，招徕顾客一尝为快。诗歌传诵人口，馓子生意顿时兴隆。“东坡肉”是苏东坡被贬至湖北黄州时创制的，为了推广，他曾写了一首广告诗《食肉歌》：“黄州好猪肉，价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苏东坡对杭州的清蒸鲫鱼汤赞不绝口，特别吟咏道：“芽姜杨梅醋炙银鱼，雪碗擎来二尺余。尚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莼鲈”，苏东坡还有一首咏荔枝的诗：“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范成大关注市井民生，对市声叫卖也怀有特殊的情感，他在一首诗的序文中写道：“墙外卖药者九年无一日不过，吟唱之声甚适。雪中呼问之，家有十口，一日不出即饥寒矣。”范成大缘此深情而道：“十口啼号责望深，宁容安稳坐毡针？长鸣大咤欺风雪，不是甘心是苦心，”这里的“长鸣大咤”就是卖药人那凄切切的唤声。另外，范成大在《元夕四首》中也有“尚爱乡音醒病耳，隔墙时有卖饧声”的名句。陆游的《临安春雨初霁》：“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让人隐约可闻卖花人优雅的叫卖声。清朝道光年间，诗人杨静亭曾作《都门杂咏一百首》，其中《水晶糕》一首为绍兴的“水晶糕”作了如下的广告：“绍兴品味手艺高，江米桃仁软苦糕。甘淡养脾疗胃弱，进场宜卖水晶糕。”
但尊儒重仕、崇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思想，轻商、贱商的传统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商人是“士农工商”的“四民之末”，是“残民”，经商被认为是“贱业”，在世人眼中，他们满身铜臭气，是急功近利的小人。甚至商人自己也轻视经商。因此明清以前的传统文人并没有涉足商业和广告领域的自觉。从明清时期开始，商品经济逐渐得到发展，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也逐渐高涨，商人地位明显提高，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受到挑战，一股具有个性解放倾向的思潮渐渐形成，并冲击着维系封建社会的宋明理学。商业发达地区弃农弃儒经商遂成风气，如徽州“人庶仰贾而食，即阀阅之家，不惮为贾”，苏州“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一些士大夫也走上了经商的道路。思想家王阳明提出了“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命题，他在《节庵方公墓表》中分析道：“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从一个新的角度肯定了商人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余英时先生认为这一命题“最为新颖之处是在肯定士、农、工、商在‘道’的面前完全处于平等的地位，更不复有高下之分”，“王阳明以儒学宗师的身份对商人的社会价值给予这样明确的肯定，这真不能不说是新儒家伦理史上的一件大事了”。这股思潮，“一方面冲击了儒家重义轻利、崇本抑末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把儒家‘以义取利’的伦理观念带到商业中来，成为中国商业道德的核心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