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地域分布对目前可知的材料加以整理，我们发现，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生活地域多集中在江南一带，籍贯或主要活动地域在北部和岭南的极少，几乎没有，这也许和明清两代北人尚武、南人习文的社会风气及江南重视科举考试的教育背景有关。在明清之际，江南是文人政治参与性最高而遭受打击也最重的地域，这种地域特征，在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创作心态中有着显著的表现。
第一节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多是江南人
自东西两晋以来，原先强宗云集的西北、华北地区，大部分世家大族都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逐步南移而迁往华东、华南和西南地区。尤其在南宋以后，这种迁移更是整体性的、大规模的。据各种宗族谱牒所记载的家族渊源和迁徙路线，可以看出，一部分关中大族沿蜀道进入四川盆地和云贵地区；华北大族的一部分迁往关外，进入内蒙古和松辽地区，另一部分则南迁，分布在今淮北、苏北、浙江东南和闽南沿海及台湾地区；大部分中原大族沿着长江、淮河、赣江而下，迁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台湾地区。连续数百年的整体性移民浪潮，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深远，改变了汉人宗族原先北强南弱的分布态势。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在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实力渐渐压倒北方。本章所说的江南，从行政划分来说，大致包括今天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上海四省一市；在地理范围上属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淮海地区和赣江流域。崇祯年间所说的“江南”，似乎与现在不同，并不包括南京地区。刊刻于崇祯四年（1631）的《鼓掌绝尘》第三十七回中，这样描写一个争馆蒙师的心理活动：“我想两京十三省，各州各府，那处不是我江南朋友教书，难道到把金陵人夺担子个衣饭去？”他向别人说：“有个金陵秀才，唤做王瑞，弗知是何人荐渠，到新任陈三府公衙里去教书……小弟仔细思量，两京十三省，各州各府，城市乡村，十个教书先生，到有九个是我江南朋友，难道把一块肥肥腻腻的羊肉，白白地喂在狗口里？”顺治二年（1645）到康熙六年（1667）的江南则指江南省，即明代的南直隶。
从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籍贯中可以看出，他们大多是江南人士。有的作家虽然籍贯不在江南一带，但却长期寓居江南，或多次到江南游历。他们的小说创作，往往也是在江南进行的。作家基本上集中在某一地区，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乃至文学史上都是不多见的。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多集中在江南地区的原因，与当时南北分流的政治心态和江南地区重要的经济文化地位有关。可以说，正是明清之际江南一带独特的地域文化，促进了小说的创作和出版，造就了众多的小说作家。
明清之际原籍在乌程、吴县、钱塘的小说作家最多，分别有三位；别号中有“西湖”、“吴”、“江”等地域标志的小说作家最多，只有少数几位作家在别号中分别标署“东鲁”、“齐东”、“圣水”等。由于钱塘、苏州、金陵是当时东南的三个文化中心，寓居在此三地的小说作家为数更多。
在江南一带中，籍贯在浙江的小说作家最多。其中乌程一地就有凌濛初、陈忱、董说三位小说家。另外，李渔是浙江兰溪人，编撰《吕祖全传》的汪象旭是浙江萧山人，烟水散人徐震是浙江嘉兴人。
明清之际活动在钱塘的小说家更是非常之多，如陆云龙、陆人龙、周楫等人，籍贯就在杭州。其他一些小说家如丁耀亢、袁于令等人，则曾长期或短期寓居于此。崇祯六年（1633），袁于令在《隋史遗文序》中，署“崇祯癸酉玄月无射日，吉衣主人题于西湖冶园”。当时袁于令四十一岁。袁于令《南音三籁序》署“康熙戊申仲春书于白门园寓，七十七龄老人箨庵袁于令识”。康熙戊申即康熙七年（1668），此时袁于令七十七岁，由此上推，当生于万历二十年（1592）。董含《三冈识略》中记载袁于令死于康熙甲寅（十三年，1674）。李渔曾于四十多岁到五十多岁之间在杭州居住十年时间，之后到南京居住二十年，然后又回到杭州终老。他的《无声戏》和《十二楼》都是在杭州创作、刊刻的。丁耀亢的《续金瓶梅》于顺治十七年（1660）完稿，当时丁耀亢正在杭州西湖。
作家别号中与“西湖”有关联的，譬如《醋葫芦》的作者“西子湖伏雌教主”、 《皇明中兴圣烈传》的作者“西湖义士”以及《弁而钗》、《宜香春质》的作者“醉西湖心月主人”，等等，他们的小说创作活动都应当在杭州西湖附近。“秋磊道人”、“酌元亭主人”也是在杭州从事小说创作的。从《七十二朝人物演义》首序署名“庚辰仲秋秋磊道人撰于西子湖之萍席”看，编撰者“秋磊道人”是在西湖完成创作的。“酌元亭主人”编著的《照世杯》，编成于顺治末年至康熙初年，地点也在杭州。《照世杯》序署“吴山谐野道人载题于西湖之狎鸥亭中”，据序中说明和序的署名看，《照世杯》当编于杭州。可以说，杭州是明清之际小说作品创作和刊刻的一个中心地区。
除浙江外，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另一个主要活动地区是江苏，尤其是苏州。此时小说作家中，籍贯在吴县（今苏州）的小说家就有冯梦龙、袁于令、金圣叹三位。虽然不知籍贯在何地，但名号中与苏州有关的作家也不少。苏州是故吴的国都，作家名号中有“古吴”、“吴门”、“吴”等地域标识的，应当都与苏州有关。活跃在吴地的小说作家很多。《孙庞斗智演义》的作者“吴门啸客”、《鼓掌绝尘》的编著者“古吴金木散人”、《新编剿闯小说》的作者“西吴懒道人”，从其别号来看，都应是吴地一带人。临海逸叟《鼓掌绝尘叙》中说“兹吴君纂其篇”，可知作者古吴金木散人姓吴。其别号中所题“古吴”，应指吴地。《樵史通俗演义》的作者“江左樵子”，也是吴地人。孟森先生在《重印樵史通俗演义序》中，曾推断“江左樵子”的身份：“其人盖东林之传派，而与复社臭味甚密，且为吴中人而久宦于明季之京朝者。”指明“江左樵子”是“吴中人”，但长久以来居住在都城北京过着仕宦生涯。孟森先生还认为此书的评点者“钱江拗生”和作者“江左樵子”是同一个人。王春瑜、栾星认为江左樵子即是陆应旸。王春瑜查得“樵子”为江左松江府青浦县人陆应旸（《光明日报·史学副刊》第二四一期），发现《青浦县志》（光绪本）中《艺文志·书目》子部著录“樵史四卷，陆应旸著”，四卷与今传世本不符，但王春瑜认为“惟其为一书当无疑”。
《青浦县志》中《人物三·文苑》有陆应旸传，《人物五·隐逸》有陆应旸父亲陆郊传。其他各志还有一些零星记载。栾星《明清之际的三部讲史小说——〈剿闯通俗演义〉〈定鼎奇闻〉与〈樵史通俗演义〉》（《明清小说论丛》第三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采用此说。1987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校改本《樵史通俗演义》，更是标明为“清陆应旸著”。但后来陈大康和郭浩帆否定了此说。陈大康在《〈樵史演义〉作者非陆应旸》（《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4期）一文中，根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的有关记载，并查阅另外一些资料，推断陆应旸应当年长于陈继儒，卒于天启六年。郭浩帆在《〈樵史通俗演义〉作者非陆应旸说》（《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中，推断陆应旸所作《樵史》乃是一部“以耳目所及，记家乡琐事”的杂记性质的著作（清人诸联在《明斋小识·杂记》所记：“故如陆应旸之《樵史》，何三畏之《云间志略》，范濂之《据目抄》，李延是之《南湖旧话》……皆以耳目所及，记家乡琐事。”），而非《樵史通俗演义》。
在苏州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就更多了。明清之际苏州书坊众多，这些书坊又主要是刊刻小说和戏曲作品，从理论上讲，活动在苏州的小说作家应当非常多。从有关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出诸多小说作家在苏州的活动。譬如《石点头》的作者天然痴叟，就可能是在苏州从事小说创作的。为其作序者署名“古吴龙子犹撰”，有可能是冯梦龙。作序，也有可能是托名冯梦龙。但即使是托名，作序者可能也和冯梦龙一样，在苏州生活。一般说来，为小说作品作序跋的人，应当是小说编著者身边的人；从刊刻地点来看，《石点头》的原刊本，是崇祯年间苏州叶敬池书种堂所刊；从作品本身来看，《石点头》的书名又取自生公在苏州说法的故事。这些迹象都说明，其作者可能为苏州人或寓居苏州者。烟水散人也在苏州从事小说创作。他的《珍珠舶自序》题“鸳湖烟水散人自题于虎丘精舍”，虎丘在苏州，故烟水散人有可能是寓居苏州、专门为苏州的书坊主从事小说创作的“专业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