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愈久，伊藤和一雄双方意见的分歧愈来愈严重，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为了使公司的管理工作步入统一的轨道，伊藤只好下定决心将一雄解雇。此后，争相效仿一雄的那一部分员工也纷纷收敛了，开始“中规中矩”起来。
其实，这个问题并非是关于个人恩怨或好恶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企业的存亡问题。对于最重视纪律、秩序的伊藤而言，食品部门的业绩固然持续上升，但是他却无法容许“治外权”如此持续下去，因为，这样不仅会扰乱企业内部的人心，而且会毁掉过去辛苦建立的企业体制和经营基础。从这一角度来看待这一事情，伊藤的做法是正确的。
【管理王道】
古人云：“劝一伯夷，而千万人立清风矣。”同样的道理，对于不听话的员工，企业管理者不可能全部都予以惩罚，这个时候就需要抓住一个典型开一开“杀戒”，对其实施必要的惩罚措施，或降职，或减薪，或批评等，以此在其他的员工间形成一种震慑作用，使所有的员工都得到切身的教育，从而提高警惕，这也正是“杀一儆百”之策在现代管理中的根本功能所在。
苛政背后的真实：坚决肃清贪污腐败
朱元璋的“苛政”在历史上赫赫有名，不可否认，这些苛政确实充满了血腥与残酷，但是，除去对有功之臣的刻意铲除，朱元璋苛政的目的还是可取的，那就是反腐肃贪。
明朝建国初期，许多官员蹈袭元朝之弊，擅权枉法，贪赃受贿，蠹政害民。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对贪污腐化行为深恶痛绝。他曾经对大臣们说过这样一番动情的话：“从前我当老百姓时，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心里恨透了他们，今后要立法严禁，遇到有贪官敢于危害百姓的，绝不宽恕！”
朱元璋说到做到，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
为了增加震慑力度，朱元璋还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扒皮制度。朱元璋命令将贪污官员处死后，还要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供众人参观。这个稻草人不是用来吓唬鸟的，而是用来威慑贪官的。 较早享受到这一“高级待遇”的是朱元璋的老部下朱亮祖，朱亮祖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立有大功，被封为永嘉侯，镇守广州，可谓位高权重。但此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骄狂。结果不小心成了土豪劣绅的帮凶，诬陷并杀害了清廉的官员。后来朱元璋得知自己被朱亮祖所蒙蔽，误杀了无辜的县令，立即将朱亮祖父子押解进京。
洪武十三年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暹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没跟他废话，充分发挥了自己动手的精神，上来就用鞭子抽朱亮祖。侍卫们一看皇帝亲自上阵，士气大振，在得到朱元璋的默许后，纷纷动手，将朱亮祖父子活活打死。
杀掉朱亮祖和朱暹后，朱元璋下令将参与此事的恶霸全部杀死。他念及朱亮祖有功，给他留了全尸，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朱暹等人的皮都被剥了下来，悬挂在闹市，供众人参观，以为后世警戒。
朱元璋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让很多官员胆战心惊。然而并没有遏制住这股腐败之风的蔓延，贪污腐败的事仍层出不穷，朱元璋对他们的惩处也越来越重，以至于后来干脆宣布：只要是贪污，不论是否达到60两，一概杀掉。他甚至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阻拦，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这在我国法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当然，朱元璋并不是一味惩处贪官，在严惩贪官污吏的过程中，他还注重表彰廉吏，以弘扬清正，倡导廉政。
有一年正遇干旱，百姓正忙着抗旱抢种，当地县令却下令征集民工修城，方克勤连忙请求中书省取消这项徭役。在他进京朝见时，朱元璋特地为他赐宴，对其进行表彰奖励。
弘文馆学士罗复仁是当朝有名的大秀才，有一天，朱元璋微服私访时，看到罗复仁的居室破烂不堪，就感叹地说：“好秀才怎么能住这样破烂的房子？”于是，随即下令赏给他一幢新房。
对于善始善终的廉吏清官，朱元璋给予厚赏，并为他们修建府第；他们寿终时，亲自写祭文，以彰其德；还将廉吏、清官的事迹列入《彰善榜》和《圣政记》之中。
正因为朱元璋倡廉惩贪，明朝初期涌现出一批像陶安、陶后仲、郑士元、方克勤那样的清官，使得明初的政治清明，一度深得民众的拥护。
贪污腐败是国家之大忌，会直接导致“民无以遂其生”，“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其实，不只国家容不得贪，企业也是如此。
1994年，上海万科工程部集体受贿事件，是令万科人深刻警醒反思的事件。当时，在万科跨地域发展的过程中，万科一线公司往往面临人才短缺和管理粗放的风险，公司的管理难免捉襟见肘。上海公司的总经理自姚牧民到1995年的林汗斌，换了整整5任。当时，上海万科同时在操作城市花园和城市广场，恰逢全国进行肃贪反腐活动，万科也在这个时期出了事，上海城市广场工程部的4位职员共同接受贿赂。他们彼此以为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是没想到，行贿的承建商在其他案子上出了事，也把向万科职员行贿之事一并交代出来。
此后没多久，天津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也出现了类似的事情，接受包工头的贿赂。
这些人的腐败，令人痛恨，也令人惋惜。
“以牺牲一批人的代价来换取公司上亿元的利润，到底值不值得？我的答案是不值得，人的前途的毁灭、对家庭造成的不良影响是金钱不能交换的。如果上一个项目要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我们宁可不上这个项目。”王石在事后总结时说。虽然如此，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必须严惩不贷。万科毫不犹豫地将他们交给了司法机关审查。
一个大公司，绝对不出现贪污受贿等问题是不可能的，但通过加强管理，完善制度，培养出一种好的风气，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一个领导，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称职，就不能原谅。这是王石对这些事的检讨，值得我们每个管理者引以为戒。
【管理王道】
朱元璋轰轰烈烈的反腐肃贪运动虽有成效，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从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的惩治以及王石的总结中，我们不难发现：对付贪污腐败需要严惩，但仅仅依靠严惩是远远不够的，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加强管理，完善制度，倡导清廉，从而形成一个自动监督的制度和良好的氛围，这样才能与贪污腐败绝缘。
“一口井”哲学：依法治企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依法治企是如今企业界议论最多的一个话题，也逐渐成为各个企业前行中的必然选择。但愿我们的企业管理者能够从朱元璋的“一口井”的比喻中，悟出一种依法治企哲理，由此从自己做起，守住“一口井”，不贪“井”外之利，不越过法律的那道防线，如此岂不大有益焉！
民本思想是朱元璋治理国家的思想基础，他深谙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基本道理，因此，非常痛恨吸食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并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法律，对贪官污吏实施残酷无情的打击。朱元璋统治时期，国家依法打击贪官污吏的成效非常显著，许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后世管理者在管理企业时拿来借鉴和吸收。
朱元璋曾给他的下属算过这样一笔账：老老实实地当官，守着自己的俸禄过日子，就好像守着“一口井”，井水虽不满，但可以天天汲取，用之不尽。朱元璋的这个账，算得非常有道理，所以被后人称为“一口井”哲学。
“一口井”哲学留给我们的启示颇多。翻开那些落马贪官的犯罪档案，几乎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在于守不住自己的那口“井”，跨越了国家给设置的法律底线。这些贪得无厌之徒，总嫌“井水”不满，于是利用职权，不择手段地谋取不义之财，当他们的“井水”满得溢出来的时候，便把自己给毁了，不仅“溢流”出来的金银财宝自己享受不到，就连不满的“一口井”也失去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人生的辩证法是无情的，有得必有失，想得到更多，反而失去更多。我们都知道，过于贪心的人不仅享受不到“一口井”给自己带来的幸福，而且弄不好最终还会把自己的脑袋、前程也搭进去，这的确是太不划算了。然而就是这种不划算的“生意”也大有人做，古有大贪官和珅、刘瑾、魏忠贤之流，近有巨贪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等，从领导之位堕落为人民的罪人，正是因为守不住自己的那口“不满的井”，私欲极度膨胀，政治上蜕化变质，生活上奢侈糜烂，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结果不是畏罪自杀，就是被判刑、被处决。其教训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唐朝卒徒出身的宿州太守陈蟠，因贪赃被处死时，索笔题诗：“积玉堆金官又崇，祸来倏忽变成空。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四句小诗，言简意赅，一语道尽人生。
正是因为出身社会最底层，朱元璋深知官场贪腐对民生的巨大破坏力，所以在当了皇帝以后，对贪官污吏的惩治毫不手软，其决心之大、力度之大可谓空前绝后。据记载，明初官员，凡贪污60两银子者，一律处死。明朝因为大量留用了元朝的旧官吏，以及一些造反起家的功臣，这批人中有不少人都有恃无恐地贪赃枉法，对此朱元璋又怎么办呢？他的选择是绝不姑息，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有关朱元璋严惩贪官污吏的事例非常多，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政府不腐败了，官员清廉了，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这应该是集权制度下老百姓最期待的局面了——而朱元璋比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都做得尽力。
其实，治理国家与治理企业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都离不开律人，律人需要用用到制度与法这两个工具。但愿我们的企业管理者能够从朱元璋的“一口井”哲学中得到依法治企的启示，从自己做起，守住“一口井”，不贪“井”外之利，不越过法律的那道防线，如此岂不大有益焉！
【管理王道】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企业走依法治企之路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所谓依法治企，即指企业应当依据法律办事，把法律作为管理企业、开展经营活动的基本依据和最高权威之意。企业管理千头万绪，但始终应当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坚持以法律作为企业行为的基本依据。否则，任长官意志、我行我素、违法乱纪、贪赃枉法行为横行，企业迟早会陷入沼泽，难以自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