穰苴斩杀庄贾，处置君主特使让在场官兵立刻对其心生敬佩，对其所宣之军纪国法，也充满敬畏。一时间，士气高涨，穰苴的威名得以确立，为以后率兵一举收复燕国所占领土，奠定了基础。
部下常有过错，领导者当然要很好地处理，这是英明之策，但更为英明的是提前采取措施防止部下犯错。所以杀一儆百，树立威名，通过严肃处理防止今后其他部下犯下类似错误则是首选之策。事实上，司马穰苴也正是运用了这一招，才严肃了军纪，保住了权威，从而维护了其在沙场上发布命令的有效性。
任何一个组织内部，都会有懒散放纵的成员。如果管理不严，便会扰乱正常的工作秩序。这时，领导者应利用下属畏惧权威的心理，通过杀一儆百，来树立权威，以保证集体恢复到正常运转状态。如果领导对懒散放纵的员工畏畏缩缩不敢管教，或者为了满足他们的无理要求而亏待另一部分员工，就会在整个组织里造成人心涣散，工作杂乱的状况。
所以在企业内部，领导坚决地开除那些“刺头”下属，才能有效地实施管理。领导者为建立威名，采取严厉措施，这里的对象范围相当宽泛，不仅包括其他部下，更应包括自己和自己的亲近下属。因为，从自身做起，产生的震慑力往往更大，对增加领导权威起的作用也更大。无数的实践证明，杀一儆百是一个在管理学中屡试不爽的方案。但喜赏畏罚，这是人的本性。杀一儆百的计策只能在少数人身上实施，否则就会造成公司员工的恐慌。
克服特殊化心态以身作则，才能有效控制
两三千年的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统治者强调的是一种特权，一种凌驾于法律、规章制度之上的特权，也就是俗话说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霸权意识。因此有些国人只要有了权，或者跟权力沾了边，便不由自主地想搞特殊，为了自己的方便违反制度。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心动摇，“裙带关系”、“亲戚关系”大行其道；“溜须拍马”、“攀关系”、“走后门”盛行，结果导致真正的企业决策不能令出必行，控制力大大减弱。
所以在中国的一些企业中，最容易破坏制度的往往就是制定制度的人，有时甚至就是老板本身。大厅中明明写着“请勿吸烟”，可是烟瘾上来了，老板抽一支，别人也不敢讲什么。很多领导口口声声说要搞团队建设，自己却没有照团队精神去做。我们缺的不是规则，缺乏的是不折不扣地贯彻规则的决心和行动。但如果能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不搞特权，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那就会大大提高执行力和控制力。
所以作为管理者，在进行管理时一定要依章办事，严明号令，依据规则处理一切事务，强调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而不要因为自己的任何偏好而搞任何特殊或例外。只有这样你的团队才能够上下一心，赏罚分明。同时也要注意不要搞越权管理，而应逐层放权，一切均依据制度规定行事。
现代企业管理中，一个企业的成功，30%靠策略，40%要靠管理。显然，管理要比策略（战略）更重要。你可以不去挖空心思地进行流程再造、搞模式创新，只需要像绝大多数企业那样采用尾灯战略步人后尘就可赢利，但是，你不能缺乏企业为完成战略目标所应具备的控制力！即使你靠某种独创的经营模式，拉开了与竞争对手之间的距离，但若控制力不够，企业无凝聚力，便会成为一盘散沙，就一定会被模仿者追上！
因此，领导者带头模范执行制度，才会政令上通下达，秩序井然。只要做到了制度健全、赏罚分明，就可以使公司上下都明确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做对了如何奖，做错了如何罚。这样一来，“公道自在人心”，就可以避免模棱两可乃至黑白颠倒，心术不正之人也就无以售其奸了。以身作则要求管理者要“严”，要铁面无私，不徇私情，树立权威，无威不足以服众，无威不足以成功。古代的“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故事，值得我们借鉴。
顺而不从与“情景管理”
某些中国人在接受责备时态度特别的谦和和顺从。对一个普通的中国员工来说，当管理者指出他的缺点的时候，他可能会很耐心、殷勤甚至是诚挚地倾听并愉快地接受，而且附加说：“是我的过失，是我的过失！”也许他还会感谢你的好意，发誓说一定要立刻、彻底、永久地改正，反映出中国人具有“顺”的天性。但是，很可能这些动听的誓言不过是故作姿态，顶多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
顺而不从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危害
中国人的“顺”是因为传统专制的统治时间过长，君主专制的高压让人不敢不从。曹操当年亲征孙权，某日天气晴明，于是大宴群臣。高兴之余，横槊赋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时扬州刺史刘馥劝说：“大军相争之际，将士用命之时，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曹操大怒，当场将刘馥刺死。虽然第二天懊悔不已，但良臣之命已无可挽回。所以，鉴于一个个血的教训，有些国人一向是“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不敢对上级有任何的违拗。
然而，正是这种严苛政策的高压，让某些国人“修炼”出了活络的脑筋。从“白马非马”到“子非鱼”都幽默地显示了中国人的“诡辩”智慧，为了生存而适应“猛于虎”的苛政，人人都会合理地“阳奉阴违”。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尤其是在钻制度空子方面，某些中国人更有一套“绝活”。下面的例子颇能说明这种特点：
“武皇则天，闻京城内外官员吃喝成风，乃严禁屠牲，虽三令五申而风不止。一日，某京官出巡，县宰进肉款待，京官问：‘何以杀羊？’县宰曰：‘非杀，狼咬也。’京官笑曰：‘狼咬则吃无妨。’稍顷，又进鲜鱼一盘，县宰复云为狼所咬，京官乃大笑曰：‘狼能咬鱼乎？当云小鱼乃大鱼所咬也。’语未毕，满堂哄笑，杯盘筷碟即叮当作响矣。”
可见，纯粹的制度对于中国人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因为再严格的制度如果不符合人情或者形势的话都会有一定的疏漏，而脑筋活络的某些人都能从制度的空当中找些小借口，贪些小便宜。他们心中装着个“小九九”，“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大打“擦边球”。
在中国的一些企业中，经常出现二把手架空上级总裁的状况：一个企业总裁定下了这样的制度：凡是10万元以下的开支均由经理决定，10万元以上的由总裁决定，结果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一笔开支是找总裁决定的，是因为开支太小了吗？后来总裁发现，原来10万元以上的开支都被经理分解成了5万元的，分两次来报，于是总裁的权利就被架空了。顺而不从会严重降低企业的执行力，败坏企业风气，让企业产生“内伤”。
到了基层中，员工的这种“顺而不从”的现象就更为普遍了：员工表面上唯唯诺诺，但暗地里却投机取巧。领导想领导的事，员工想员工的事，领导没有威信，领导往往被员工猫捉老鼠的游戏搞得筋疲力尽，满目盲然。员工的良心并非天生就坏，因为员工想在这样的环境中混下去，就必须将自己装扮成所谓的“老实人”。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企业里的一把手很能干，而二把手却没有太大的能力，但却“老实听话”。但是企业一旦遇到困难，这些平日里的“老实人”，不仅帮不上忙，有时甚至还会落井下石。
顺而导之，情景管理
那么针对这种特性，如何防止下属和员工们“顺而不从”呢？
正如泡菜坛中萝卜白菜的味道取决于泡菜水的味道那样，每一种管理文化其实都有它自己特殊的节奏。西方人的制度设计有时候是可以用“精妙”形容的，而且对制度的执行在我们看来近乎呆板，但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一直就是人治为主呢？不仅仅是封建专制的缘故，因为仅有法制是管不住中国人的。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聪明的中国人总能找出理由来“瞒天过海”，把制度回避、歪曲、改造，直到这个制度等于没有。法家代表韩非子也说过：“时移则事易，事易则备变。”所以，管理中国人就应当考虑到中国人顺而不从的特性，懂得灵活权变，而不要过于依赖制度和计划的完善。
中国人的这种“顺而不从”的特性恰恰是一种灵活的创新心理的体现，正所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计划赶不上变化”、“此时一时，彼时一时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下》）。中国人处理事情往往以能够审时度势，因地制宜，随机应变，不墨守成规。一切因时而移、因事而异，在变中图存、在变中求进，是大文化赋予的中国性格。而且这种灵活机动的做事方式，也为个性的发挥和创新的思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所以管理者在管理下属的过程中要注意多发挥他们这种“自作主张”的特性，不要把制度订得太过于死板，根据员工的情况和外界的变化随时变动反而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世界组织行为学大师、情境领导模式创始人保罗·赫塞博士这样认为：某一具体的领导方式，并不是到处、随时都适用。领导的行为若想有效，就必须随着员工的不同特点、不同的行为表现和环境的变化而调整，而不能是一成不变的。
首先，企业制度需要与时俱进，随势而变。企业是在发展的，是不断变化着的，制度也不可能是静止的。韩非子说“时移则事易，事易则备变”，用新的情况去套用旧的制度，必然会约束企业的发展。只有按照环境的变化，企业发展的需要，及时更新管理制度，才能使之与企业的运行相适应。
另外，员工的心情、感情和意志受到外界刺激，瞬间就会发生变化，或许喜欢做这件事、或许喜欢做那件事、或许沉静、或许兴奋、或许快乐、或许忧郁，这些变化着的复合感觉决定了职员行动的质量。不恰当的刺激就会引起不恰当的行为，从而影响企业管理的效果。所以，情景管理最难的一个步骤就是如何了解并判断自己的员工此时是处于什么阶段，什么样的状态，这就要运用好管理者的观察和沟通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