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证御史大夫不跟宰相串通勾结来做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事呢？一方面当然要挑选好人去当宰相和御史大夫；另一方面在制度上规定，御史大夫是宰相天然的候补人。同时，假如宰相的报酬是两千担，那么御史大夫只有六百担。只要你把当朝宰相劾倒了，你马上就贵为首相，富有两千担。反之，宰相若不愿失去荣誉和富贵，就得拼命做好事。因此，宰相是“正”，御史是“反”，二者统一在君主里是“合。”总之，政府（宰相和御史的行政机能）是“有为”，君主（没有实际行政职责）是“无为”，二者统一在国家里，国家是“无不为。”历史简称“无为而治。”有了这样的好制度，又有好人去好好维护它，所以中国就有了汉、唐盛世，这是中国古今永远引以为荣的。
隋唐御史制度的完善与变迁
御史制度自建立以来，经历了几个权力调整阶段。秦汉时期，主要是调整皇权加强和相权过重的矛盾，最终以三公权力的消失，御史机构职权的集中而告一段落。魏晋南朝时期，解决作为皇帝耳目的监察机构的所属及地位问题，其实也是对付日益膨胀的门阀世族的策略问题。御史在摆脱了行政僚属的地位后，权势不断增大，并得到皇权的支持，扩大了监察范围，有效遏制了豪门世族的势力。北朝的西魏和北周“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开始扭转世族把持选举的局面，御史官员的选任得到了重视。
在隋朝，御史的地位和作用显得尤其重要，御史监察也得到隋朝统治者更多的关注。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原战乱数百年，靠世家大族政治权势的更迭，支撑一个个朝廷的绵延更替。在这种条件下，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不受制于人的王权，就会需要大量不属于世家大族的人才。随着国家统一进程的发展，人事基础的欠缺，使隋文帝杨坚不敢轻信别人，统治集团内部监察的实施就是这个政府稳定的保证。这或许是隋朝重视御史制度的一个因素。
隋朝御史机构的变化主要发生在炀帝时期，改变发生在于以下方面：
1.因避杨坚之父杨忠的讳，御史台长官由御史中丞改为御史大夫。然而，隋朝的御史大夫与秦汉身兼副丞相的御史大夫不能同日而语，实际上仍是汉魏以来御史中丞之职。但自御史机构建立以来主职长官的这一改名，却使御史台的实际效应有所扩大，地位有所提高。
2.提高治书侍御史的地位。
3.提高侍御史的品级，重侍御史之任。
4.复置监察御史。
隋朝监察制度的变化远不在对御史机构名称和官员品级的变动，在御史台之外，隋朝还设有司隶台和谒者台，与御史台合称“三台”。御史台的人员有所扩充，地位有所提高，职权有所集中，官员品级也作了调整，应该说，发挥的效能也有变化。唐朝把隋的司隶台、谒者台收归御史台，分御史台为台院、殿院、察院，使监察机构统一完整，分工明确，职责分明，监察体制得以健全，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
隋朝对官员的监督并不限于行政执法、官规官纪、忠诚廉洁等方面，还涉及官员的品德操守甚至私生活领域，诸如孝道伦常、寡妇改嫁、风俗礼法，无一不在弹劾之列。都说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是个女权主义者，她在隋朝政治生活中影响很大。由于她痛恨纳妾，就将是否有妾生子作为评判朝臣忠诚善恶的尺度，最为文帝倚重的高熲也是因此而被贬抑的。隋朝御史的业绩较为突出，但在封建社会，打击危害政权的犯罪与维护皇权、实行专制之间是不易划清界限的。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说：“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
在用人问题上，隋朝所作的改革自《隋书》可见：“后魏延昌中，王显有宠于宣武，为御史中尉，请革选御史。此后踵其事。每一中尉，则更置御史。自开皇后，始自吏部选用，仍依旧入直禁中。”这是说明，北魏由台官自选御史的制度到隋朝权归吏部了。御史不受台官的进退而进退，御史台这个重要机构不再会成为台官个人操纵的王国，它强化了皇帝对监察机构的制约，自然有益于皇权的集中。
唐代的监察制度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御史台制度，一种是谏官制度。唐初沿隋朝设肃政台为监察机关，后经过左、右肃政台，左、右御史台的变化，唐睿宗景云年间统一为御史台。御史台是独立于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之外，对中央和地方百官进行监察的专门机关。其主要职责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推按狱讼。包括推问皇帝下达的案件，审理普通百姓的案件，参与三司推事等。
第二，弹劾犯罪。对违法犯罪的官员进行纠举，弹劾其罪，请求司法机关审判。
第三，巡察内外。一是分察六部的具体行政行为，使之合法而有效率；二是巡察州县，以六条为察事内容，遇有非法行为，便予以纠查。
第四，监督决囚。如发现司法机关违法及犯人有冤者，予以纠举平冤。
第五，监察录囚。
唐代御史的任免权由御史台长官或皇帝行使，不归管理一般官员的吏部掌管。御史的弹劾行为，不必经御史台长官的审准就可以向皇帝直接提出。御史台还可以设置监狱来拘禁和讯问罪犯。
另一种监察制度是谏官制度。唐代谏官隶属于中央政府的中书、门下两省，成为正式的司谏官。司谏官主要职掌以下几方面：
第一，谏议。以皇帝为对象，皇帝的个人生活直至王公大政都在谏议之列。
第二，封驳。即还封皇帝失宜的诏命，驳正臣下有违误的奏章。
第三，知起居事。
第四，知匦事。
唐代的监察制度的特点是御史代表皇帝，临制百官，是皇帝自上而下监督、统治百官的一种工具；谏官的监察则是自下而上，以皇帝为监察对象。这样就形成以上察下，以下督上的双向监察制。这种制度完备而富有活力，一方面监督了百官的违法行为，促使吏治清明；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皇帝的极端专制，对维护唐代君主专制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隋唐时期是我国御史制度的成熟完善期，在这个时期，御史制度与丞相制度相得益彰，相互监督，我国历史上的盛唐由此产生。
由此可以看出，监督体制对整个组织的兴衰还是有很大作用的，不管我们怎么提控制，说管理，作为一个领导者、管理者，最终的目标都是组织的兴盛，只有组织发展了，领导者才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才能从中得到更多的回报。其实说到底，监察制度就是一个防止组织从内部开始腐败，对各种权力进行制衡的一种制度。我们说监察制度的发展历程的目的也就在为领导者如何对组织权力加以监督提供借鉴。
宋代御史“风闻言事”的盛衰
风闻言事在中国由来已久，宋朝学者洪迈认为风闻言事始于晋宋。唐代御史可以风闻弹劾，到了宋代前期，风闻言事的广度和深度更是达到了顶峰。尤其是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风闻言事风气极盛，到了仁宗年间，由于通过风闻言事相互攻讦的事件逐渐增多，风闻言事在这之后逐渐受到了限制。
王安石说：“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此是许风闻言事。”事实证明，特别是许多埋藏很深的腐败问题，是很难揭发的。如果以揭发不实处以诬告、诬蔑等罪，就等于杜绝了谏诤和纠劾之路，必须允许所论的人和事与实际情况有出入，而实行言者无罪。这无疑是古代监察制度的一条可贵的经验，时至今日，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风闻言事在历史上多次施行，施行的目的也大不一样，唐朝和宋朝早期的风闻言事是为了广开言路，对朝中官员加强监督；宋朝后期的风闻言事有很多是朝臣互相攻讦；清朝雍正年间的风闻言事是为了打压异己，控制朝政。
风闻言事制度和其他很多制度一样，在创设之初是完全出于好意的。这种制度创设的目的是“扬隐恶”，就是把不为众人所知的恶行揭发出来。一般人举报别的大臣如有失实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而御史言官进行举报，则不需要保证所举报的一定是正确的。这样一来，御史们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进行举报。这样言路就不会闭塞，朝臣们也会知道收敛，不敢做违法乱纪之事。
但是，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御史是完全可靠的，是公正的。当这个前提不存在以后，风闻言事自然就会变成互相攻讦了。
在北宋前期和中期的台谏官还颇有风骨，能够做到公正，到了北宋晚期，台谏官已经在权臣奸宦的收买和倾轧下开始堕落了。他们或身为言官而“不能有所建白”，或只言“细故”以塞其责，甚至堕落为宰执大臣抬高自己的吹鼓手、打击政敌的马前卒。如许敦仁刚出任御史中丞，即依照蔡京指使，上章请求徽宗“五日一视朝”，以便蔡京“颛窃国命”，连徽宗也认为“其言失当”。蔡京授意御史石豫、左肤，相继弹劾韩忠彦、曾布，以致韩、曾二人先后罢相。黄葆光等台谏宫虽敢于弹劾蔡京，但并非独立言事，而是秉承其他宰执的旨意。如“（黄）葆光、（张）克公主郑居中，（石）公弼、（毛）注朋张商英，皆非端士也”。而王安中则“缔合王黼”，他在御史中丞任上，多次声讨蔡京“欺君僭上，蠹国害民”，言辞虽恳切，但无非是王黼与蔡京争权夺位的反映。
出现这样的监督官员，风闻言事的基础自然就不复存在了，这样的风闻言事想不沦为相互攻讦的工具也难。
风闻言事是一柄双刃剑，这柄剑挥舞起来虽然威力无穷，可是一旦这把剑所托非人，造成的破坏也是难以想象的。宋朝仁宗皇帝就意识到了这种问题，曾经下诏书说：“自今言事者，非朝廷得失，民间利病，毋得以风闻弹奏，违者坐之。”
从此以后，曾经风光一时的风闻言事制度也就逐渐走向了没落，变成了有心人利用的工具。
但总得来看，风闻言事制度对我们今天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风闻言事不失为广开言路的良策，但是一定要注意查证消息的准确性，不能被虚假信息所蒙蔽。控制也是对信息的控制和掌握，能够有风闻言事这样的制度，就可以保证领导者及时掌握需要的信息。信息畅通才能及时对各种情况尽快有所反应，这样才能保证实行有效的控制。
明代为何取消御史制度设置都察院
取消御史制度是明朝进行集权统治的必然。朱元璋自称吴王时，设置了御史台，御史台的长官左右御史大夫是从一品的大官。对于当时御史台的职责，朱元璋本人有这么一段话：“国家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很明显的，这么一个位高权重的职位，对乾纲独断的皇权是构成比较大的威胁的，不把这一部分权力收归自己管辖，实在是不放心。
终于，机会来了，这个机会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胡惟庸案。胡惟庸在中书省最久，先为参知政事，再升为左丞，又升为右丞相，最后长为左丞相，深得朱元璋的宠信，因而权势日盛，遂专权跋扈，不知自忌。如朝中有人命生死及官员升降等大事，往往不奏径行。凡内外诸衙门上奏章，有不利于己者，辄匿不奏闻。一时四方钻营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莫不争投门下，奉献金帛财物，不可胜数。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涂节、商嵩告发胡惟庸南通倭寇北接旧元，意欲谋反。朱元璋命羽林军将胡抓捕，审问得实，磔于市，牵连被杀达三万人。洪武二十三年，有人告发李善长交通胡惟庸情状，朱元璋又将当时已经77岁的李善长赐死，并诛杀其家。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靖宁侯叶升因牵连于此案亦被杀。总计先后株连蔓延被杀者共三万余人。
在这次案件的审查期间，朱元璋发现御史台有很多官员和胡惟庸有所勾结，意图谋反。于是废中书省，罢丞相，罢御史大夫，并在洪武十五年设置了都察院，将御史和谏官完全统一。朱元璋通过胡惟庸案把行政权和监督权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
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各一名，左右副都御史各一名，左右佥都御史各一名。整个都察院有监察御史一百人。又设十三布政使，把天下分为十三个区，由这十三布政使管财政、民事。这一百名监察御史以一布政使司所管的地区为一道，分掌十三道的事务。都察院官员的权力很大，专门负责督察上下大小官员的失误、断案不公、贪污受贿、投敌卖国、结党营私，甚至连学术不按正常研究都包括在内。一旦发现可以随时举发、弹劾。都察院的长官都御史的官阶是二品，而监察御史的官阶是七品，相当于在外任职的县令，实际并不是很大，但他们手中的权力却极大。朱元璋诏书中明令用他们来监察百官，不论是王公大臣，还是七品县令，只要有了过错，他们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意见都可以提，而且可直接上书给朱元璋奏事。
都察院名为官府，实际上是朱元璋的耳目，朱元璋用它来替自己看，替自己听，随时报告官员的错误，是皇帝监察文武百官的机关，负有澄清吏治的使命。在朝中的监察御史，还可以由皇帝下旨下放到外地，出使到地方就转职为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监、茶马、监军等等职务，负责督察相应的事务及有关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