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企业的人员高流动不同，在日本企业，如果某个人为满足自己利益而跳槽，是会受到人们的责备和歧视的，“不忠”之人在社会上会遭遇他人嗤之以鼻的对待。这种相互尽“忠”，形成了企业与员工之间终身荣辱与共、同舟共济的关系，亦成为儒家文化能够和现代企业相融相生的一个有力佐证。另一个佐证是“和”。据说，绝大多数的日本企业管理者都是缄默、含蓄、安静、内向和以他人为中心，秉承“和与诚”、“和为贵”理念，以“建立相爱相互信赖的夫妻式劳资关系”为己任，让所有企业成员保持一致和合作，从观念上保证了员工在企业中的和谐相处，避免内耗，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根绝“窝里斗”，改善人与人之间的排他性，固然需要健全制度，加强法制，建立完善的人才选拔流动和分配机制等，但最根本的，却在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和对某些劣根性国民意识强有力的革命性改造。
企业是社会的细胞，雇员是企业的细胞。儒家文化追求个人家庭与社会的和谐，同现代企业追求企业内部及与合作伙伴的互补性、协同性、合作精神是一致的。领导者在管理中如果能够增强自身控制力，解决好员工人性中的“排他性”的问题，使全体员工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同舟共济战胜各种困难，渡过难关，就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控制力是历代统治者核心管理的重要构成部分
“有控则强，失控则弱，无控则乱。”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的历史演变验证了这个道理。
中国历代朝代更替就是一部强势控制力演变史
秦汉以来，中国社会虽然没有了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的相对自由，但由于封建控制制度的日益完善，却保持了长时期的和平稳定，人们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保留了上古社会一脉相传的质拙单纯。但盛唐之后的一千年间，中国大地上政权不断更迭，外族屡次入侵，给国人的心理和性格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因为中国的皇位实在太诱人了，历代皇帝都为保住皇位绞尽脑汁。
从秦始皇开始，几乎每一代皇帝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保证皇位永远不让他人染指？这个问题是秦朝之后一千三百年间中国政治的全部焦虑所在，每一个皇帝都为此夜不安枕。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千方百计扼杀民众的活力，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社会稳定。为此，就要加强控制，防止人们独立思考，阻止人们自发组织，消灭任何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势力。因此，专制统治日趋严密。
历代统治者有势有法，还必须有术。没有术，势与法就会变得威严而不受用、刻板而不通达。用术联通势与法，就如虎添翼，天下无不慑服。雄主之术有控制之术，有阴谋之术。控制之术包括定职、定责、考绩、监督等等管理方法，还有以静治动、无为而治等等管理思想；阴谋之术包括耍手腕、弄权术。通过这些，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中国就这样被安置进一套日趋成熟的“王霸杂用”的统治制度中。
不论统治者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人口比例多么微小，只要他掌握了绝对权力，社会就会不可避免地向着他所希望的指向发展，不管这个方向是多么荒谬，对绝大多数人们来说是多么的不合理。于是，在封建社会，随着朝代的更迭，中国社会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向越来越严密的专制和越来越死寂的僵化。
继秦始皇创立了大一统制度以后，汉武帝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推行思想专制。正如新儒学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所分析说，“一个政治化的儒家社会要比一个纯粹的法家社会对人的控制更厉害。”因此，自汉以来，儒家所提倡的“三纲五常”及“仁、义、礼、智、信”等忠君忠国思想大行其道。到了唐代，唐太宗通过科举制度，把全社会的智力资源集中到功名利禄这一个指向，有效地防止了智力活动的多极多向发展。而元朝的皇帝们则强化里甲和连坐制度，不许汉人使用兵器，甚至不许用菜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则凭借其小农意识本能，取消了丞相制，把中国社会蜕变成了一个大村子，他自己充当事事都要管的村长。清代干脆连内阁也取消，彻底把天下变成一个人的天下。为了不让人们乱说乱动，清代最有成就的三代帝王康熙、雍正、乾隆更是把文字狱推向巅峰。文字狱的盛行甚至使朝廷的大臣们之间都不敢相互通信，不敢写日记，生怕被人抓住把柄。
皇帝们的这种为保皇位的智力接力，使得中国的专制制度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天下完全掌握在一人手中，君主可以为所欲为。在暴力和专制面前，中国人也曾经进行过壮烈的抗争。蒙古人征服欧亚过程中遇到的最顽强的对手是中国人。满洲人入关之初颁布剃发令，无数南方城市奋起反抗，不少城市宁可全城人被杀光也拒不剃发。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次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掀翻过一个又一个专制王朝。然而，不论反抗多么顽强多么壮烈，老百姓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压制、被强权统治的命运。无数次的揭竿而起，血流成河、人口减半的代价，并没有换来老百姓权利的伸张，反而使专制制度越来越严密。
由此可见，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更替的历史，也是一部强势控制逐渐加强的历史，控制有力则走向王朝的鼎盛，失控则走向衰败之路，被其他王朝所取代。
“利出一孔”：解读中国式控制力的总钥匙
几千年来的中国专制统治者都把控制人民和占有土地视为同等重要的事情。《诗经》上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见早自周天子开始，就明确宣布了国家对全国范围内的土地、人民有无可争议的最高所有权和支配权，孟子说：“诸侯之宝有三：土地，人民，政事。”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了中央集权时代以后，仍然宣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与周天子口号完全一致。
在土地和生产者两项中，封建国家尤其注重对生产者的支配。他们说，“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就是说，能够控制天下的人，一定是首先制服了他的百姓的人。能够战胜强敌的人，一定是首先战胜了他的人民的人。因此战胜人民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制服民众，就像冶炼工人随心所欲地将金属熔之于炉、煅之于砧，制陶工人任意地揉搓泥土，以造出符合他们任何意志需要的器具来一样。“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控制了人民，自然就控制了土地，就会生出各种财富来满足他们的需要。
因而，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统治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而一切控制或束缚都是建立在政治经济权力之上。国家处心积虑地控制了一切谋生手段，而只留下为专制国家服务才能生存发展一条途径，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要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来就只有依附于政治权力或国家机器（具体为依附官长，上司等等）这惟一的选择，由此，中国百姓被统治、被奴役的命运就成为了几千年来无法摆脱的宿命。而这一切，则源自于春秋时期管仲的管理思想“利出一孔”。
《管子》一书中说：“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核心就是“利出一孔”——只有一个获利的通道、途径，即国家采用政治、经济、法律手段，控制一切谋生渠道，同时垄断社会财富的分配，那么百姓要想生存与发展，就必然要事事仰仗于君主（国家）的恩赐，这样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奴役支配其统治下的民众了。这一思想为管仲首创而被历代专制君主奉为统治民众的金科玉律，成为实施中国特色的人身控制的黄金法则。
中国先贤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的，人生世上，人们的一切活动最终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如果缺少了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个人就无法生存，人生的追求或抱负就成了空中楼阁。“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得统治者垄断了一切政治权力和所有经济利益，这等于牢牢扼住了臣民的咽喉，拥有了对臣民的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臣民也只有惟命是从才能生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可以得心应手地实施残酷的专制统治的根本原因。
武汉江汉大学教授徐慧君先生在其著作《管仲陷阱——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钥匙》中分析说，在技术层面，“利出一孔”包括两个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措施，即政治上的人身控制和经济上的弱（贫）民术。
为了强化对生产者人身的控制，历代王朝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严密的政治统治系统和庞大的常备军。而在基层社会直接施诸人身的措施，则是加强户籍管理，严密什伍里甲制度，控制社会谋生途径，运用政治组织措施迫使整个社会生活的政治化以及在法制上实行连坐制度等等。这是用管理监狱的方法来管治人民，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从中央到地方，从首都到边疆，从繁华的京城到偏僻的山村，由行政权力和户籍制度构成一套严密控制人身自由的组织体系，编织成一张密实的天罗地网，通过中央（中枢）←→州（神经节）←→府、县（神经元）←→乡、里的逐级延伸，由此形成的信息传递反馈控制机制，统治者就可以十分方便地控制其统治下的任何一个臣民，在这张恢恢大网下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徐慧君先生还分析说，仅有政治上的人身控制还不足以控制人们的意志，必须辅之以经济手段才行，这就是历代政府奉行的弱（贫）民术。弱（贫）民术的主要政策就是重农抑商，其根本主张是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这是中国历代专制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目的就是把广大人民强行束缚在土地上，达到随时可以为统治者所驱使的目的。重农抑商政策产生于战国时代，在商鞅变法中将重农抑商政策第一次明确提出，并以此作为大力推行农战方针的基本内容付诸实施。以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将其作为治国的不二法门。早在2000多年前，人们就知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道理，重农抑商人为地抑制了人们发财致富的通道。那么，历代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重农抑商”，甚至“殴民归农”呢？因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有一种天生的政治直觉，自由经济发展壮大后一定会冲毁作为专制统治基础的愚民术和贫民术这两条大堤，终至淹没，埋葬专制统治制度，所以不遗余力地将其控制在摇篮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