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社附近有一家台北豆浆店。豆浆端到桌上是热的，冒着白气。但是，5月的台北豆浆却是冷的，喝一口，冷至心底。有这种感觉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老刘、老白和芸儿他们都有。
去年5月，省城报业出奇地火，这家扩版，那家改刊，闹哄哄的，像是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报纸扩容，少不了要招聘一批记者编辑，我们几个就是趁这个时机成为报纸记者的。当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领到报社签发的临时采访证的时候，那一样的命运，一样的苦乐，让我们觉得像同一战壕里的难兄难弟。
老刘曾是一家地市晚报的正式记者，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里，跑得特别勤，成了当地的名记，找他的老百姓比信访部门的投诉者还多。渐渐地，领导叫他停，他不得不停。领导惜才，把他换到总编室，坐在空调房里，接接新华社的通稿，编一些无聊亦无趣的“都市新闻”，他突然觉得郁闷。郁闷之下，他什么都不要，只身一人跑到省城来打拼自己的新闻生涯。
我没有老刘那样的“前科”。我以前是省城的一介穷教书匠，喜欢写写小豆腐块儿，对记者深深崇拜。
芸儿曾是北京一家外贸公司驻香港的业务经理，因为要照顾老小，忍痛割爱，回到老家江西，当上一名打工记者。也许是职场素养高，抑或是她作为女人天生有耐心，做事细致，芸儿在这家报社居然做了近三年。
工作上，芸儿是带我的老师，跑采访、写稿件、做版子，都是她带我一起做，见报也是两个名字摆在一起。老刘也要人“带”，不过，他基本上是驾轻就熟，能独当一面。他也经常带我，都是铁哥们儿，指点起来，毫不保留。
我头一回与大伙上照排机房做版子，心情很好，但这样的好心情并没维持多久。我取出小样报审，一路绿灯，排好大样，送审，却遭到主任连珠炮似的攻击：图片怎么放的？标题太大了！栏数是怎么分的……这还不打紧，改就是。接着，主任叫芸儿：“你这稿子是怎么写的？”我说：“是我写的。”主任回了一眼：“怎么写得这么臭！”我无语，只听到心碎裂的声音。半晌，我轻喃：“我改不行吗？”主任说：“你改得成吗？”芸儿赶紧打圆场：“我来改吧！”
那晚，我到老刘租住的屋子里睡，第一次见到他的室友老白。老白也不老，二十多岁，是另外一家报纸的打工记者，他的另一种身份是诗人。老白翻出一大摞诗作给我看，那神情比我爷爷秋后手捧金黄的稻谷还要眉飞色舞。老刘说：“把你那些破玩意儿收起来吧，别见人就宣扬诗人。”老白白了他一眼，虔诚地捧出一本小书来：“这是我的诗集《西窗烛泪》，指教指教！”或许是对诗和诗人太敬重了吧，我一直没写过诗。此时此刻，看到我一贯敬重的诗和写诗的人，我却一点儿也提不起兴趣来。
那晚，老白和我聊了一宿。他说：“我们这样的打工记者，什么也捞不到，只是赚几个钱来养家糊口。看在钱的份儿上，该做缩头乌龟就做缩头乌龟。摆在我们面前的没有第二条路。”一句话，拨开了我心头的浓云。自己之所以这么在乎主任的评价，是因为自恃有写作天分，希望在新闻行业干出个人模人样来。在这方面，我错得一塌糊涂，老白才是真正清醒者。
第二天中午，我们仨两餐并一餐，在台北豆浆店蘸着豆浆吃油条。经过一上午的睡眠，我的胃口总算调整过来了。
老刘出事了，这是我始料未及的。老刘在省城很寂寞，我通过电台为他征友。人家冲他是“报社记者”而来，一来居然来了好几打女孩儿。他选中一个公司文员来往，甜甜蜜蜜地谈起恋爱来。那晚，轮到我们做版子，也许是想念女友心切，也许是太疲惫，也许什么都不是，老刘没等老总签字，就走了。
在选题会上，老刘受到最严厉的批评，主任说：“罚你停做版半个月。这段时间多跟老记者跑跑线。哪个愿带他一下？”没人吭声，芸儿说：“还是我来吧！”老刘就这样和我一起，成了芸儿麾下的难兄难弟。
素材缺乏，是我们遇到的最大难题。报社的“新闻110”和“新闻援助”之类的热线电话是涵盖不到我们特刊部的。我们只有主动出击，整天像一头猎犬，在城市的角角落落搜寻新闻线索。
这时候，老白又出事了。老白见习期结束的那天，邀我和老刘在台北豆浆店见面。老白说：“我失业了，被报社辞退了，因为想敲一家娱乐城400元钱。”我问他：“你干吗敲人家400块钱？”老白说：“报社那400块钱工资，吃饭都不够。”老刘说：“你也不该去讹诈呀？”老白哽住了，说：“我女儿还等钱买奶粉呢。”气氛一下子就冻住了。我们都闷着头喝豆浆，喝得浑身凉透了。
报社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打工记者三年为最高时限。三年到来之前，你或者被劝走，或者享受“绿卡”待遇，即转编制，成为正式工。
芸儿是第一个冲刺绿卡的人，然而，在最后一刻，她却提出要走。我和老刘追问她，她什么也不说，请她去台北豆浆小坐，她说：“那儿的豆浆太冷了！”原以为天天跟她在一起，对她已再熟悉不过了，其实，我们对她还不甚了解。芸儿走之前，悄悄对我说：“小陈，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发展吧。”我没听从，反而干得更卖力，以期能如期被正式聘用。
我的见习期终于满了。当正式聘用文件下来后，我的名字怎么也找不到。老刘还好，好不容易挤进延长见习期的名单。我的记者生涯就这样匆匆结束了，情绪随之跌人低谷。
老刘轻轻地问：“老兄准备下一步怎么走？”我说：“报社是不想再进了。正如你所说的，天下没有一只白的乌鸦。回去当个自由撰稿人吧，想干什么干什么，没人管得着。”老白喝口豆浆，兴奋地说：“老弟，你有种！我是可悲了。”老刘打趣他：“你不是有富姐支持嘛！”老白耷拉着脑袋，悲切地说：“没办法，到处见习见习，命难活呀！”我感到豆浆里的冷分子针一样穿透了我原本温热的心。
之后，我与老刘和老白就很少见面了，偶尔几次电话联系，也只说几句牢骚话。芸儿从广州给我写过一封信，介绍她在那边做记者的感受。我被她鼓动了，但想想曾遭遇的尴尬，还是放弃了。
今年5月的一个雨天，我突然接到老刘的电话。“今晚8点半，老地方不见不散。”我如约赶去，又见到老刘和老白。老刘因为刚刚失恋，情绪很差。老白倒还是那副“死猪不怕烫”的老样子。我问老白：
“你和富姐关系怎么样了？”老白说：“老弟，你别提了，早就断了。为这事差点儿和老家的老婆闹离婚。”我说：“知道抽身就好，你的工作怎么样？”老白说：“又换了一家见习。”我笑了：“南昌的报纸都被你见习光了。嗬，一个永远的见习记者。”
老刘吸了半口豆浆，说：“老陈，明天，我就要离开南昌，去广西北海打工。仍做记者。”我赶紧送上几句祝福的话。老刘夹起半根油条塞进嘴里，惨淡地说：“还是你这个自由撰稿人好，既赚了钱，又打出了自己的名气。”
我们互相说着好听的话，在别人的城市里用目光和勇气互相取暖，但5月的台北豆浆入肚，心里还是有抵不住的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