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见，他这样的背景在历次运动中当然会遭罪，所以他有很多年处在牢狱之中，还曾被流放到东北改造。然而，劫难并没有摧毁他，甚至没有影响到他的身体，这也是个奇迹。过去整过他的人都去见马克思了，他还在坐飞机四海云游呢！2009年我在云南省国资委副主任办公室的电脑上，收到一个陌生人发来的邮件，说黄老先生请我去他家。此前，已经传出了聂绀弩事件，舆论风暴席卷一时。我去了他家，没有与老先生提这事。后来听照顾他的人说，大家为了怕他受影响，在电脑上做了屏蔽，老先生自己上网，就看不到关于自己的新闻了。其实，我认为大可不必，以黄苗子这样经过大风大浪的人物，在自己还理智清醒时，是不会被外人议论所伤害到的。在我见过的老先生中，黄苗子该是城府最深的一位，但是他给人的印象却是没有城府。
郁风老师似乎很少单独出现，她总是和黄苗子在一起，不过，两人如影随形，倒未必是夫唱妇随的关系。因为是美术专业出身，又一直从事美术工作，所以在美术界郁风的角色其实更重要，至少在五六十年代是如此。
有一次我前去拜访，是郁风老师开的门，问清我找谁，老太太转身叫黄老，然后自言自语说不是她的事，她就去自己的房间继续工作，再也不露面。
还有一次是在晚饭时间我到他们家，我说很喜欢郁风老师的画，她马上就追问了一句：“喜欢哪一幅？”我说了几幅，其中包括一张用欧洲的餐巾纸画的小品，老太太听了很高兴，知道我不是客套，而是真的细读过她的作品。
郁风老太太风度绝佳，是我所见过的最会穿衣打扮的女士。和同辈的朋友们在一起，她如鱼得水，潇洒自如，你绝对想象不出她是年近九旬的老人。
在郁风去世后，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本来是发表在《文博报》创刊号上的，可是报纸竟然卡壳未能面世，只有打样证明有过这样一份报纸。后来我将此文收在了《黄苗子说黄苗子》一书。这篇文章我自己认为写得很好。
我第二次专程去拜访姚奠中时，一位原籍山西在北京工作的同行朋友王燕枫问我观感，我说姚老是典型的山西人，她马上很敏感地问在我看来山西人是什么样子，我回复说看看姚奠中就知道了。这当然是开玩笑，不过，姚老的性格中却实在是太山西了。
姚老和我多次长谈，每次都是始终笑声不断。老先生是章太炎的研究生，论辈份是国内学界目前在世的最老资格的学者，不夸张地说与鲁迅、周作人是师兄弟。老先生的国学修养一流，论眼界也是极高的。在书法界，他实在是个例外，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当过教授的书法家大概只他一例。
他对书界现今最有名的名家价格之高，感到极为好笑而又惊异，连称“了不得！”多年以前我在一个山西商界朋友胡树巍的办公室就见过姚老的字，那时就很仰慕。后来姚老的家人说我第一次去访谈姚老，据当时从中牵线的一位在我手下工作的人说，是我问他山西书法家谁最好，他推荐的姚老，所以我才知道姚老。这种损人掠美的事也是常有的，我没有跟姚老解释，因为不值得。
老先生至今主持家政，几次请我在家吃饭，请我吃山西特色饭菜。临别时还特意让家人拿来一箱家乡稷山的红枣——我向来偏爱吃枣，几乎天天粥里煮枣。也许是心理因素，我感到姚老送的枣格外甜。
我最后一次去姚老家访谈，他的弟子姚国瑾在座，是位谦谦君子，客气地说听我采访姚老，长了不少学问。其实我更感兴趣的不是姚老的书法或古典文学学问，而是他的经历、境界与状态。
（2010年10月我又有并州之行，此前从报上看到，山西省在号召文化艺术教育界向姚奠中学习。老先生九十八岁了！）我去石家庄采访黄绮，是为了他的那宗著名的对联丢失索赔官司。老先生在家认真接待了我，谈了不少，后来我写了大篇报道，蒙王连弟先生青睐，在《新闻出版报》发了一整版，标题是“一副对联索赔六万”。那官司他赢了，可是执行却似乎并不如意。
黄绮是河北大学教授，有风度，看上去也像是有学问，但是我没读过他的书。对他的书法，似乎当时也没什么感觉，以至于我甚至没请他写幅字。
我可是专程去石家庄采访他的！黄绮去世后，河北省书界的分量就更加失重了。
他当年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副主席，可是至今连一本像样的作品集也没有出过。他在河北大学是教授中的头牌，当年的助教、副教授，对他极为敬重，据说某某某在黄绮先生每年回一次河北大学时，便提前把黄绮送他的对联挂起来，以迎接这位大牌学者——说起来不好意思，我只知道黄绮是学者，但是居然从来没在书店见到过他的学术著作。当然，有著作没著作，其实对学者来说无所谓。学问是圈里内行两三个人才明白高低上下的事情，外人只能根据包装与地位、职务来得出盲目的结论。
去采访萧乾，是九十年代中期他刚推出《尤利西斯》译本时。这部书当年大出风头，虽然到现在为止也没几个人能读懂，但是却流行一时。
萧乾家里摆得满满的，一望而知是学者、作家的作坊，没有一点观赏性，墙上拴着绳，上面别着纸条，卡片。真正井井有条、比图书馆还整洁的书房，其主人大都是不读书、不作学问的，如果说有例外，那就是袁行霈先生的书房。后来我的书房在满与乱上，远远超过了萧乾，或者说，超过了我见过的任何一个学者或作家。
那时我的表弟张久英刚从家乡来北京工作，为了给他提供开眼界的机会，我在采访时带他一同去了，过后他还写了篇印象记投给报纸发表了。
我对《大公报》史有特殊的兴趣，这些年也结识了不少老《大公报》子弟，而在这个圈子里，对萧乾的评价却是相当不正面的，尤其是在《大公报》“起义”过程中的表现。这是出乎我意外的。据王芝琛先生讲，沈从文去世前明令家人不许萧乾参加自己的追悼会，而沈从文是萧乾在《大公报》的引路人。
《尤利西斯》难译，所以译本不断修订。我手头的第一版是萧乾的签字，最新的一版是文洁若先生的签字。我写的四千字通讯，多家报纸发表，颇出风头。
关于启功先生我已经写了不少文章，但是还有想说的话。人们都说启功是个一团和气的人，其实，我认为启功虽然有和气甚至圆滑的一面，但是更有严厉刚直的另一面。他也不是那种你好我好大家好，口不称人是非的老好人，读过我的访谈录就可明白，他之月旦人物、品藻臧否，一针见血，是很不留情面的，毫不客气。在这里，人如其字的说法是不全面的，因为启功的书法非常柔美轻盈秀丽，完全是帖学一路，看不到碑学的硬朗与气魄。他的书法形成了自己的面目，以至于即使是临写随便什么古人的书法，效果让人一看，明确无误地可以认出是启功。我私下里认为，如果临仿古人也都统一到自己的风格里，那实在不算多么高明。历史上董其昌就是这样，当然董其昌是承前启后的大宗师，以自己风格临仿古人，也有点铁成金之妙，而启老似乎对董其昌不太以为然，不知为什么在书艺上反而步香光后尘？本丛书中我所写的《启功说启功》，大概是唯一一本写启功而不采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姿态的。这本小书，是我迄今所出二十多种著作中，我自己最满意的一本，也是行家们评价最高的一本。
徐邦达徐邦达在家里像个老小孩，在房间里走进走出，见我在客厅里坐着，也并不打招呼。后来他太太招呼他，才坐下来与我谈话。
徐先生非常自信，即使在九十高龄，在书画专业上讲话的口气不容置疑，如数家珍。翻开故宫书画册，老先生就自顾自地讲起了一幅幅画的来历。
滕芳女士非常热情。
有人说如今有钱什么事都好办，说这种话的人显然是片面的，因为在中国有一些地方是钱不好使的。
不必讳言，徐老很有钱，以至于滕芳女士说他闹着再买处很贵的房子，但是，徐老再有钱，也无法让他在有病时得到最好的待遇，连个病房都要惊动很高位置的人才解决了。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都享受副部级特权，关键是体现在医疗上，而社会科学领域无论成就多高，只要没有混上相应的官位，比如钱锺书的副部级副院长，就无缘得到最高级的医疗服务。医疗与教育是最需要公平的领域，而在目前，知识分子只要不从事科技工程，又不当官，就成了高干病房外的“普通患者”。此事滕芳女士跟我讲起来义愤不已，她说徐邦达为国家做的贡献比那些院士不大？比那些副部长不大？我到香港见到饶先生，他对我讲：“我可以跟你谈十天也谈不完的。”可惜我只有三天时间。三天三次访谈，留下了一篇对话录，那篇文章可以看出，饶宗颐是性情中人。
如果内地没有几十年来的运动与劫难，不知会有多少饶公一样的人物？遗憾的是历史无法假设，与饶公同一时代、同样水平的几乎被一网打尽，读书种子在神州无处容身，而港英当局却为饶老提供了一方净土，著书立说，写字作画。因此，我很反感有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因为香港从来也没有仇视过文化，没有仇视、整治过文化人，只是香港的风气重商不重文而已。香港在任何一个方面也不比新加坡差，可是没有人说新加坡是文化沙漠。
（2010年，有一天我开车听广播，居然在新闻联播节目听到了温家宝总理接见饶宗颐，而且是在他的生日那天！老先生要去敦煌。如此高龄，还有如此精神，实在难得。）崔子范的画风是从齐白石化出的，更简单、更粗放、更结实。不过，齐白石的风格只可有一，不可有二。而近来连崔子范也成为一些人效法的样板。
崔老精神乐观，近年退居故乡，听说也有一些不如意，其实，作为老干部，其实真的不必太在意身外之物。书画本是烟云供养，赏心怡情之物，若为所累，就是误区了。
我去青岛，有人自告奋勇要开车陪我去见崔老，我婉言谢绝了。对于一位年过九十的老人，除非确有必要，后生不要轻易地打扰。
杨先生在香港的住处，在我看来并不算大，可是当地人听了都说那是半山的豪宅。杨善深擅长春宫画，我看过几本画册，都有，是那种好色而不淫的类型，画得倒没露点，可是题诗却大有薛蟠的神韵。
老先生拿出赵少昂等人的书信来让我看。老先生的客厅里墙上镜框里装着未托的书画，显然是准备出售的。
后来我在北京见过他最后一面，老先生拉家带口，济济一堂，我本来都带了手下员工，摄像、录音、照像机全准备好了，结果一看是全家欢的格局，兼之另有俗客在场，也就没有打开话题，只是寒喧应酬。非常可惜，这次失去的机会，永远无法弥补损失了，不久后杨先生就去世了。
岭南画派四大家，我都下过一点功夫研究，从个人兴趣出发，觉得赵少昂与黎雄才在成就上更突出一些，但是四家都有自己的特点。
白雪石白雪石画了一辈子画，是骨子里的北京平民，平和随意，与世无争。白雪石最成功的是他的山水画教材，发行量之大，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老先生其实去桂林次数并不多，可能还不如我去桂林次数多，可是国内画漓江山水的最出名的，就是白雪石。这便是品牌效应。
白老在和平门的住房，紧挨着全聚德，蒙他请我吃烤鸭，还在大堂里他当年画的巨幅作品前合了张影，按照一平方尺两万元计算，那张画恐怕得值百万元，可是我亲眼看着老先生掏的现金付饭钱。过去画这张画时，还不时兴要钱呢。中国这几十年的账实在是太乱了，没法儿说！有一位圈内人士说，白雪石有恐高症，所以他画的山都是平的。
这倒是我所不知道的。
全聚德成为上市公司后，烤鸭涨了价，一只要二三百元了。我再到和平门店，发现大厅没了那幅画。
除了我所在报社的领导以外，只有王世襄老先生一个人枪毙并改过我写他的文章，这是一个极耐人寻味的例外，因为他上的是美国教会学校，按道理讲，燕京大学应当灌输美国的价值观的，而新闻自由、作者的独立客观立场这些价值观与民主精神原则，最集中地体现在对待报刊的采访与报道上。出于礼貌，我认可了这一改写稿，当然是有所保留的，事后听出版社的编辑讲，对约人写的王老新书的书评，他也是要改写的。这倒有些像如今某些机关官员的做法。
讲起收藏来，人人都知道王世襄，他自己却说自己当年是取人之所弃，没什么像样的东西。王老还以美食见称，据我的见闻所及，只有刘文杰先生不买账，告诉我他才是真正的美食家，而王世襄是“土美食家”。世上的人与事，孰是孰非有时真是说不清，对外人尤其是说不清。
有一次谈到嘉德那次拍卖王世襄的藏品，满堂红，大发了利市，成交6300万元，王老对我说，他的朋友们没有一个同意他把藏品捐给国家的！王老出身官宦人家，但是喜欢强调自己是书香门第。书香门第在中国有特定含义，或者著书，或者讲学，总之，是以文化为业。古人有所谓狂狷之论，王世襄的性格中便不乏狂狷之气，表现之一是事事不服软，比如讲起书法，老先生可能认为我还算不外行，所以说自己的字不行，但是，“该怎么写、是怎么回事我心里都清楚，就是没练。”当时我心里就笑了，当今书法名家在我面前坦承自己的字不好的不乏其人，因为当着明人不说暗话嘛，不过从来没有哪位做过这种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