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将转而简要讨论最好被称为信息处理技术的东西，虽然这个术语听起来有点暖昧，似乎把时代弄错了。在19世纪30年代电报发明之后，开始出现了一种“现代”发明模式——理论指导实践。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赫姆霍尔兹（HermannHelmholz）进行了声音的复制试验，这启发了亚历山大·格雷汉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研究即将成为电话的东西（1876年）。贝尔是苏格兰裔语言障碍矫正者兼波士顿教师。接线台（1878年）和加感线圈（1899年）等辅助发明，使电话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发明之一。在新的发明模式中，科学先于技术而不是相反（Aitken，1976）。无线电传技术无疑是新发明模式的最佳例子之一。毋庸置疑的是，电传原理隐含在电磁波理论里。1865年，詹姆斯·克拉克·马克斯韦尔（Jameslerk Maxwell）为电磁波建立了纯理论基础。1888年，海因里希·赫兹（Heinrich Hertz）进行了一系列颇有才华的实验，这些实验最终证明了，马克期韦尔所提议的电磁波是存在的。19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人奥利弗·洛奇（Oliver-Idge）和意大利人古列尔默·马克尼（Cuglielmo Mazzini）把这些象牙塔里的理论家的理论运用在无线电传技术上，1906年，李·狄弗雷斯特（Lee Diforest）和菲森登（R.A.Fes—senden）展示了无线电波既能传送摩尔斯码，也能传送声音。
有一项发明完全不需要什么科学，而它却对信息技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就是打字机。打字机的想法在概念上一目了然，但许多技术瑕疵却有碍于打字机的完善，例如，当两个字母挨得太近时横杆会发生碰撞。这些问题最后被密尔沃基市的克里斯托弗-索尔斯（ChristopheL.Sholes）解决了。据说，索尔斯是第52个发明打字机的人。1874年，索尔斯把他的专利卖给了雷明顿公司，小小的革命在办公室开始了。印刷业里的技术问题复杂一些。以前，排字始终是费力而缓慢的工作，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随着识字能力的提高以及对信息渴望的增长，对排字加以改进的需求逐渐变得迫切。在印刷业中，棉布印花在1，780年前后率先使用了滚筒。1814年，德国移民弗里德里希·科尼格（Friedrich Koenig）在英国成功地把滚筒压印和着墨应用在报纸和图书上。1846年，费城建造了第一台轮转印刷机。在轮转印刷机中，一个水平滚筒装着被印刷材料，它在旋转时同几个较小的滚筒接触，用自动夹子引导纸张从一个小滚筒移动到另一个小滚筒，每个小滚筒对应一张纸。该机器最初是由罗伯特·何欧（Robert Hoe）构思的，最终却在欧洲找到了出路，欧洲众多的报纸都采用这种机器进行印刷。它虽然较快，却颇费劳动力。铸字同样是具有革命性的技术，它每次都要重铸铅字。1838年美国完善了铸字技术；这种技术到1851年就传遍了整个欧洲。另外一项技术是琴键，它是由亨利·贝西曼（在钢铁业大名鼎鼎）发明的。对于琴键来说，操作者在键盘上操作。有一段时间，众多眼花缭乱的自动排字技术同时在运转。在1886～1890年间，移居到美国的德国人奥特玛·默根瑟勒尔（Attmar-Mergenthale）发明了莱诺铸排机。该机利用一个键盘控制数百个制造字模的型版，可以在同一时间在一整行上铸字和排字。莱诺铸排机主要用于印刷报纸；而对于图书，则在19世纪90年代开发了一个相应的机器——单型排字机。随着纸张需求的增加，必然需要新型原材料，经过大量的实验，木质纸浆的使用大约在1873年得到完善。
图片和书面文字也经历了变化。1798年，波兰印刷工阿洛伊斯·塞尼菲尔德（Alois Senefelder）发明了复制图画的平版印刷术。在19世纪，利用银盐在光照下变黑这一众所周知的特性，摄影术逐渐发展起来。19世纪30年代，两个法国人约瑟夫·尼普斯（Joseph Nips）和路易斯·达盖尔（Louis Daguerre）发明了让图片永久保留的银版摄影法，英国人福克斯·塔尔博特（Fox Talbot）成功地把相片拍照在相纸上（于1841年取得了专利），这样一来，可以做出众多拷贝。1888年，乔治·伊斯特曼（George Eastman）向世人展示了柯达照相机，这在西方国家境况较好的人们所使用的耐用消费品这个日益增长的名单上，增加了一个新的项目。
在20世纪，技术发展得如此之快，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在这方面不可能做出公正的评判。技术越来越采取“科学的”途经，这种趋势仍在持续，如果没有1870年以后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等科学的进步，许多发展本来是不可能出现的。在培根之后的三百年里，他的这个梦想已经变为现实：通过持续不断地夯实科学基础来提升技术和物质福利。然而，不合乎科学的发明这条“主根”的运气和灵感，依然没有消失，也许永远都不会消失。孤独寂寞的发明者个体并不会完全被企业的研究团队所取代，同样，战果辉煌的将军也不会被玩弄战争游戏的计算机所取代。今天，走的弯路更少，死胡同更容易避开，在这种意义上技术进步变得更有效率。但是20世纪仍然遭遇两大困境，这些困境在任何时期都是共同的。第一大困境扎根于以下事实：远在人们理解它们为何或如何起作用之前，有些装置就能够造出来正常工作。尤其在医学和生物学技术里，这种经验主义者的方法论（“试遍架子上的每个瓶子”）依然盛行，它还可以解释，例如，人类治疗癌症时的前进步伐为什么慢如蜗牛。第二大困境或许可以称之为达·芬奇难题：众人都可能以为有些东西是可以造出的，但由于欠缺支撑性的技术而不能有效地造出来。创造对环境不造成长期破坏的能源、安全有效的避孕法、害虫控制、超高速长距离的旅行都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这种类型的技术的瓶颈。
19世纪和20世纪的差别在于我们这个时代对技术充满了乐观情绪。尽管取得了长足进步？人们还是认为19世纪的技术是不自然的，并最终未能让人类脱出贫穷这个苦海。悲观来源各式各样。大多数经济学家相信李嘉图的观点：生活标准最终是由最少数人的生存状态决定的，或者存在某个由人均因素支配的其他“天花板”。迟至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fired Marshall）的《原理》把经济学概括为研究连续细小的变化而非意想不到的突破的科学。尽管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革新，其中有许多革新足够突然，并具有充足的革命性，马歇尔仍然相信莱布尼茨的观点；造物主不跳跃。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并非孤军奋战。物理学家发现了热力学定律，以及伴随而来的能源产生的界限。地理学家开始关注地球各种资源的极限，这导致杰文斯（w.s.1evons，1835—1882，英国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等经济学家错误地估计能源的危机迫在眉睫。在有关的语境中，进化理论认为，长期变化一般而言是缓慢的、渐变的。另一方面，20世纪的人们推定，技术是无限的，能够以跳跃方式前进，惟有摧毁其增长条件的社会倾向才足以限制技术进步。在马歇尔之后20年，熊彼特写下了“自发问断式变化”，同时一门崭新的物理科学（量子力学——译注），正在出现。在这门科学中，临界质量和量子跃变占据核心地位。
到1914年，西方世界一直增长了几十年，它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差距已经非常大了。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三重收益：贸易、资本积累和技术。贸易收益在所有层面仍在提高，但是，随着运输和信息网络变得更有效率，贸易扩展的边际效果降低了。因为贸易（例如，运输、通讯和保险）成本持续下降，所以就单位成本收益而言，节省的额外收益则减少了。如果这些成本降至零这种极限（纯假定）情况，来自贸易的额外收益就不可能得到了。而且，斯密增长始终容易受到政治事件的影响。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日益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部分抵消了铁路和轮船的发展而获得的收益；贸易保护主义在1914年8月完全土崩瓦解了。资本扩张提高了收益，但是到了1900年，来自技术上先进国家（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川流不息地涌向北美和澳大利亚的新近定居地区，或者到达相对不那么发达的欧洲经济体，这要么暗示报酬递减得很严重，要么暗示资本市场遭受了扭曲和无效率，要么暗示二者兼具。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对于长期经济变化来说，资本积累本身是一丛同样脆弱的野草。技术自身就足以支撑持续的增长，因为技术本身没有陷入报酬递减的处境。技术本来就是中性的，好坏参半。第一次世界大战彰显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危险。这是一场钢铁、化学制品、内燃机的大战。有能力带来无限繁荣的发明也可能带来无穷的痛苦和不幸。
因此，技术变革解释了持续的增长。技术变革不是由经济增长引起的，相反，技术变革引起了经济增长。它没有任何替代品。经济史学家喜好按照自己的前向联系来评判特定发明，即，用某项新发明和最佳可选发明两相参照，看看节省的成本。有些发明，例如铁路、轮船，或者翼锭精纺机，就以这种方式被削足适履。印刷机、科特的搅炼一旋转炼钢法和化肥可能看来更重要。但是从总体来看，在1750～1914年间出现的过多发明，不论从狭窄的技术层面，还是在狭窄的组织层面，都遵从“不可缺少公理”。假若没有技术变革，那么其他形式的经济进步最终将搁浅，陷于停顿，欧洲的结局将像罗马帝国或者中华帝国一样。问题在于，为什么欧洲的结局不是这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