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和改革等不同时期，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社会整合功能的宝贵经验。另外，国外执政党发挥社会整合功能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国共产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本章通过对国内外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历史考察，力求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以促进和优化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
第一节中国共产党发挥社会整合功能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发挥社会整合功能的历史经验包括很多方面，其中突出表现为：在利益整合中平衡各种关系，在权利整合中发挥全民作用，在价值整合中增强吸引力、凝聚力等。
一、在利益整合中平衡各种关系
群众利益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58]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建立了新中国，成为我国的执政党。但是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当时利益矛盾复杂的社会状况对党的执政合法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诉求，成功地发挥其利益整合功能以平衡各种利益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重新整合的时期，旧的社会秩序和利益关系迅速瓦解，新的社会秩序和利益关系亟需重塑。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由民主革命时期“利益争夺者”转变为“利益整合者”。毛泽东曾经说过：“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59]中国共产党必须处理好国内各政党、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等方方面面的关系，“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60]。为了平衡各种利益关系，中国共产党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充分发挥其利益整合的功能。
比如，在“五反”运动中，党中央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政策。1952年3月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规定了处理违法户的五条原则：“过去从宽，将来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61]通过对民族资本家的行为进行严格区分，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取得了主动，使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恢复了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
再如，在建国前后，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经济诉求，中国共产党依靠政权的力量，迅速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确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通过打击投机资本，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等措施，改变了长期以来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局面，结束了旧中国几十年来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面，这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过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新中国农业、工商业、交通业都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工农主要产品的数量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又如，划分阶级，区别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分配。新中国成立初期，群众利益分配实质上是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为主要手段的利益分配。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中国共产党各种任务、目标、利益的实现，都是以阶级斗争方式来推动和实现的。通过阶级斗争重新整合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首要的就是进行阶级划分，在阶级划分的基础上进行政治斗争来获取和实现阶级利益。家庭出身和阶级立场成为人们在社会中获得各种利益的先决条件，政治态度和政治表现牵涉到个体的生存条件和发展前提。评判社会每个成员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首先是根据其现实的政治面貌和政治表现，而这其中的现实表现是与对每次政治运动的具体态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实施利益整合功能的重要方式和基本特征。
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进行利益整合的重要措施。土地改革是以“土地分配”为核心的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再分配，涉及地主、富农、贫农、雇农以及僧、尼、道等各种利益主体。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任务，明确规定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对地主阶级，提出消灭地主阶级并不等于消灭他们的肉体，由实际上没收地主在农村的一切财产改为只没收地主的“五大财产”（土地、牲畜、农具、多余的粮食以及在农村多余的房屋），给地主重新做人的机会。对富农，由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改为保存富农经济。对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切实保障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财产不受侵犯。这些规定有利于保护中农，分化地主阶级，减少土改的阻力，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总之，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构建起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开始以执政党的身份发挥其利益整合功能。在这种社会整合功能的作用下，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政府则成为党的执行机构，以党代政的情况非常普遍。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所掌握的社会整合资源对社会实施强力控制，组织网络深入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方面。
比如，改革开放前的我国社会中，“由于我们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成为全社会以及各个利益主体的唯一合法代表，个人根本不可能理直气壮地争取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协调的过程，仍然只是一个如何使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单一过程”[62]。也就是说，个人是从属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这一整体的，必须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下才能得到个人利益的承认和实现，因而个人利益的实现也必然是国家整体利益中的一部分。同时，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行政对社会生活具有超强的控制力量，社会生活高度行政化，缺乏相对独立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在社会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里，政府、组织和个人之间没有分离。在利益分配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垄断着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并以行政手段进行资源的配置，以形成资源的单位所有制，由此而将个人牢牢地束缚在国家单位这一行政大一体化结构中，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社不分”的体制模式。在这种旧体制下，整个社会无论内外都处于封闭的体系里，社会个体利益集中于国家利益之下。对于各利益主体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完全服从于国家利益，这样，国家利益就成为社会整体利益的全部内容，从而使得经济利益的内容完全单一化。无论个人或是单位组织，其利益诉求内容的表达及最终实现都会必然归结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内容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段时期社会的利益寻求内容主要体现为个人和组织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对于国家、集体利益的诉求内容的服从。从整体上讲，政治的高度集中化使得以国家和组织为主的整体利益代表并决定着个人的利益。例如，“单位”这一组织形式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成为中国社会独一无二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调控方式”[63]。由“单位”组织所构成的单位体制，迎合了当时中国在社会资源总量不足这一状态下实现初步现代化的战略需要。对于国家而言，“单位”形式是中国政治体系的最坚实的支撑者和巩固者，承担着相当程度的社会组织、管理及意识形态传播的功能，是社会与政治的组织者；对于个人而言，“单位”形式又是个人社会化及其社会价值实现的唯一通道，是公民非公共领域各种资源的提供者。因此，“单位”在一定时期成为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安全、福利等几乎所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组织形式，并通过国家所赋予其完整的行政级别体系，把所有处于这一时期的各个利益个体都控制在这一行政体系之内。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一集中化组织形式实现着对单位，进而对社会各利益个体的全面控制，包括其利益的分配和实现。必须承认，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整合功能得到空前强化，并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政治稳定，对新中国社会生产的迅速恢复、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社会各种关系的平衡和协调，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
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这种高度统合的利益整合方式，通过对资源的强性提取和重点投放，粉碎了西方敌对势力的封锁，确立了现代化的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强化社会整合功能，提高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的能力，防止和消解社会冲突和对抗，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才能巩固执政基础、实现执政目的、完成执政使命。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不断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如果不对国民经济进行有效的、合理的社会整合，那么面对来自国内外环境的压力与挑战，就不会得到社会各个阶层、不同群体的认同和支持，其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也就难以长久维护和支撑。
二、在权利整合中发挥全民作用
中国共产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从其成立那天起，就始终不渝地为民主而奋斗，始终不渝地发挥党的民主权利整合功能。党的中心任务的完成，需要有中国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这种支持既来源于经济需求的满足，又离不开政治权利的保障。比如，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建立了乡苏维埃政权，号召群众要实现政治权利，翻身解放，把日常的经济斗争上升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政治斗争，组织并实行民众武装的民族革命战争。再如，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选举，农民当选参议员，直接当家作主。农村支部创造了“豆选”、“烟头烧洞”等便于老百姓参与的选举操作形式，有效保障了群众政治权利的实现。1945年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中共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民主权利整合中发挥整体功能，唤醒了群众的政治意识，增强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感和认同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不同阶层、不同人员的民主权利的落实。比如，尊重民主党派，确立民主党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政治地位。毛泽东曾经说过：“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个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6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的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近一半是党外各界著名代表人物。到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国务院各部委的35个正职中，非中共人士为13人，占37.2%；国务院组成人员共47人，非中共人士为13人，占27.6%。
又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能期间，从1949年到1952年三年中，“全国三十个省、二个省级行政署区、一百六十个市、二千一百七十四个县（包括相当于县的行政单位）和约二十八万余个乡，不仅建立了人民政府，而且都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其中有不少乡是召开执行乡人民代表会议职权的农民代表会议”，“省、市协商委员会和县常务委员会亦已普遍建立，全部省和部分市的协商委员会代行了中央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方委员会的职权”[65]。
再如，农村基层党组织引导农民参加乡村事务管理，支持农民直接监督干部，这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家园、服务大局的热情和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大力提倡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是非矛盾。人民内部在思想政治上的矛盾就是是非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讨论的、批评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来解决。要立足于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增进理解，调动积极因素，努力消除不和谐因素。在此期间，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实施民主整合功能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