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申明大义 争取上层
纵横捭阖，在军事斗争领域是指根据军事斗争的意图和目的，综合利用军事力量以及政治、外交等方面的有利因素，采取相应的对策、方式、方法和手段，力争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最终达到实现斗争意图、达成斗争目的的斗争艺术。而这一斗争艺术，正是孙子“全胜策”的谋略思想的具体体现，《孙子兵法，谋攻》中讲：凡用兵之法，“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又说：“上兵伐谋。”可见，纵横捭阖，军政全胜，也是军事斗争所竭尽全力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最佳效果。
克劳塞维茨有句著名的论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个论点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评价。其意是说：军事斗争的实质属于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是政治斗争的另一种形式。因此，军事斗争只属于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而要实现战争的目的，既可以使用军事斗争手段，条件允许时，也可以使用政治斗争手段。这种认识很重要，它告诉人们，为了达成斗争的意图和斗争的目的，有时可以采用军事斗争手段，有时也可以采取其它斗争手段，关键取决于斗争条件和以最小的代价实现目的的要求，所以，斗争的艺术也正表现于创造和利用条件的程度。邓小平在指导革命战争中，经常是十分精妙地把握着这一关键，越是在复杂的斗争背景下，越善于权衡各种斗争因素，越注重充分利用可资利用的有利条件，从而收到单纯军事斗争所收不到的效果，取得“四两拨千斤”的效益，这无疑是斗争艺术所发挥的“杠杆”作用，也是统帅聪明才智和奇韬雄略的重要体现。
一、注重对交战双方各种因素的科学分析，准确地把握可资利用的条件
战场上的两军对垒，充分利用各种有利因素为我所用，是每一位指挥员都会遵循或努力争取的一条法则。但是，那些可资利用的有利因素却常常会因其混淆于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之中，而使之成了让指挥员难以把握的“不速之客”。然而，邓小平在与敌军事斗争中，对这种“不速之客”的创造、把握和驾驭却游刃有余。1945年9月，刘邓大军刚刚夺取了拉开解放战争序幕的第一仗——上党战役的重大胜利之时，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又奉蒋介石之命，率第三十、四十军和新编第八军共八个师四万五千多人沿平汉路北犯，侵入冀南、豫北解放区。军情十万火急，毛泽东刚从重庆返回延安的第二天，即10月12日，便立即电示刘伯承、邓小平：“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六万以上兵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刘伯承、邓小平接到毛泽东的指示电后，立即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平汉战役的准备工作。调整部署，控制了一些要点，而且决定把战场选择在邯郸以南的平汉路东侧滏河和漳河两水之间的河套地带，并组织战场附近的军民大举破路设障，在敌人可能进入的地区实行坚壁清野。10月16日，刘邓发布了《组织平汉战役的作战字第8号基本命令》，决定集中太行、冀南、冀鲁豫三个军区的主力于漳河北岸至临关平汉路两侧，分为路东军和路西军，对沿平汉路北上的敌第一梯队三个军实施东西钳击；以太行区独立支队结合地方武装，在平汉路新乡至安阳段两侧骚扰和迟滞敌军行动，切断敌人后方补给线，并将此计划上报了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平汉战役极为重视，在接到刘邓作战计划的第二天，便致电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在你们领导之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有可能争取下一次相等或更大的胜利。在你们领导下的一切力量，除以太岳全力展开同蒲路的作战争取应有胜利外，必须集中太行与晋鲁冀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你们须准备以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在连续多次的战斗中争取歼灭八万顽军的一半左右或较多的力量，方能解决问题题。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全力，由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反映了平汉战役的重要意义，所以，刘邓首长在大兵压境面前，权衡敌我双方态势，分析利弊，认为要打好平汉战役，除了实施强有利的军事打击之外，还要借助可资利用的政治攻势去瓦解敌军，以破坏其军事攻击部署。刘邓首长分析认为：国民党军虽来势凶猛，但其中的一部高树勋的新八军则因为长期受国民党军中央系的歧视、排挤，所以，与蒋介石的矛盾很深，抗战胜利后，对蒋介石派他充当新的内战的急先锋更为不满。早在上党战役时，就暗中派好友王定南与我军进行联系，并给刘邓首长写了亲笔信，表明了对国民党腐败没落失去信心，而只有靠近共产党才能生存下去的态度。刘邓首长认为：高树勋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是平汉战役的主要力量。此次战役，如果利用高树勋决心弃暗投明的态度，加紧政治攻势，争取高树勋率部起义，分化瓦解敌军，就可以更有把握地赢得平汉战役的胜利，完成好中央军委、毛泽东交给的任务。所以，邓小平对此明确指示：“这是一个军事仗，又是一个政治仗，一定要军政双胜。”从而，使我军及时而有效地利用了这一难得的政治攻势的条件，为确保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促成有利条件的实现
刘邓首长确定了采取“军政攻势，务求军政双胜”的战略决策之后，重要的是选择行之有效的方法，促成有利条件的实现。他们分析认为：争取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直接以军事力量的威慑去争取不行，靠战场宣传瓦解也不易奏效，而唯一可以采用的办法就是利用高树勋身边的关系做深入细致的引导和疏通工作，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申明大义，早从正道的教育，达到使之弃暗投明，改邪归正，率部起义的目的。为此，刘邓首长指示我党早期以高树勋好友的身份派到新八军工作的共产党员王定南，抓紧做好争取高树勋的工作，并联名给高树勋写了一封亲笔信，希望他不断进步，为人民为革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就在乎汉战役总攻开始之际，王定南匆匆回到刘邓首长身边，首先把高树勋亲自写给彭德怀副司令员希望友好合作的信交给了刘邓首长，并介绍了高树勋反对内战，主张合作的态度。邓小平就此明确地指出：“为了打退蒋介石的进攻，使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我们必须在国民党军中开辟新的战线，首先要争取受蒋介石排挤、歧视的非嫡系部队，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国民党将军，站到和平、民主的旗帜下面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要求在这项工作上迅速作出成绩。”接着，邓小平又对王定南说：“你要赶快回去，做好高树勋的工作。”
此时，平汉战役的序幕已经拉开。刘邓各路开始出击，但收效甚微。即使再次组织出击也难以达到作战目的，这主要是敌人依托村落构筑的工事比较完备，收缩阵地负隅顽抗，等待援兵。为了减少部队损失，加快战役进程，完成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交给的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的任务，邓小平又将正在返回新八军途中的王定南召回来，再次指示王定南：“情况变化很快，高树勋的新八军和河北民军，已经离开新乡，到达了磁县的马头镇。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拦阻国民党这三个军北进。这是我们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又吩咐王定南说：“现在你回去对高树勋将军讲，根据形势需要，他要就地起义，配合我们完成阻止国民党北上的战略任务。”他现在起义，作用重大，时机很重要啊！刘伯承又补充说：“这正是高树勋将军走向革命的大好时机，要他当机立断”，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对于高树勋提出其妻子和本军其他家属目前还在徐州，新八军马上就地起义，担心国民党肯定会迫害她们的后顾之忧之时，刘邓首长马上电请中央设法护送高部家眷脱离险境，解除了高树勋的后顾之忧，使之毅然决然地宦布起义。正是由于刘邓首长准确地把握了政治攻势的战机，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政治攻势的途径和方法，甚至冒着极大的风险派李达参谋长通过火线到高树勋的指挥部做争取高树勋起义的工作，所以，使得高树勋在战役的关键时刻宣布起义。由此导致了固守马头镇的国民党四十军和三十军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平汉战役也随告胜利结束。对此，正像邓小平评价的那样：“他现在起义，作用重大，时机很重要。”后来邓小平又评价说：“那次我们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就是说服高树勋起义，如果硬碰硬地打，他不可能取胜，通不过去，但我们伤亡很大。”“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是很大的”。
三、适时使用军事打击相策应，确保军政全胜
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因为军事打击如果有政治攻势相配合，则可以尽可能地减少军事上的一些损失而取得更大的作战效益；反之，政治攻势通常都是在军事上强有力的打击的作用下才能产生效果的。这也是谋求军政全胜的一条基本规律。刘伯承、邓小平在与敌军事斗争的关键时刻，总是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甚至是创造条件去争取军政全胜，这就是军事斗争高超艺术的重要体现。平汉战役就是典型的成功范例。当时邓小平在谋求政治攻势的同时，并没有放松以军事打击对敌施加心理压力相策应，而是加大加快了军事攻击的力度，主要表现在战役的总攻阶段。当刘邓的各路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对敌形成合围部署，各项作战准备就绪后，此时被包围的高树勋部更为动摇，战斗不积极。我军在待机总攻时对新八军也是实施详攻，又打又拉促使其进一步动摇。尔后再立即决定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总攻发起后，刘邓的第一纵队当夜即突人崔曲，第二纵队突人阎家线。战至第二天，崔曲守敌第一〇六师即被歼灭一个多团，阎家线守敌第三十九师亦被歼一部，各处残敌在向南北左良逃窜时，又被我截歼一部，我军即乘胜向南北左良及其以东地区之敌展开了强劲的攻击，战至第三天，我军先后攻克村镇二十余处，敌四十军第一〇六师大部被歼，第三十九师和第三十军也遭到沉重打击，使敌各部均自顾不暇，无心再战。再唯独高树勋部只受到了详攻。由此使高树勋更深切地感受到“四面楚歌”的危机和率部起义的出路所在。这种态势的设计以及构成正是体现了刘邓首长纵横捭阖，军政全胜的斗争艺术。战役至此，高树勋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等约1万人宣布阵前起义，这一突然之举，使敌军的作战部署出现了缺口，兵力骤减，顿时军心动摇。刘邓首长又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敌军内部一片恐慌，无心应战，必定会以全力向南突围。这正是创造“围师必阙”，网开一面，诱而歼之的好时机。于是，便令主力先敌隐蔽地南移至漳河以北敌退路两侧待机。第二天，敌主力果然脱离既设阵地向南突围，刘邓首长指挥主力采取多路出击、兜击战术，将溃逃之敌围歼在南北旗杆樟地域，战役宣告结束，实现了军政全胜的作战意图。毛泽东对此高度赞誉，他在给刘邓的电报中指出：“高树勋起义意义很大，你们处置很对。”并热情贺电高树勋：“闻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伦，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最后，还号召各野战军开展高树勋运动，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主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可见，刘伯承、邓小平所创造的纵横捭阖，军政全胜的斗争方式，为我军在解放战争更有效地歼灭敌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