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制定不切实际的高速度、大规模的发展规划。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提出了“全面跃进”的口号，确定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同年11月，又提出今后23年，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级：第一阶段，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要建成全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阶段，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各项生产建设的规模要有一个较大的展开，基本建成六个大区不同的水平，各有特点，农轻重比较协调发展的经济体系，极大地改变我们现在经济上的落后状态，显著地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大大增强我国经济和国防实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第三阶段，在2000年以前，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各个生产技术领域，多数接近、少数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的水平，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为了动员全国人民为上述目标而奋斗，同年12月2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1964年12月23日写的《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和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写给刘少奇的《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为贯彻十一大提出的“全面跃进”作舆论准备。
1978年1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会上，不顾客观条件，也不顾一些同志提出的正确意见，硬要规定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提出“全党动员，苦战三年，为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奋斗”的口号。接着，2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规划：今后8年，特别是近3年，国家计划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气田，30座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和5个重点港口。此外，还规定1985年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要求每年增长500万吨。这样庞大的建设规模和过高的发展速度，都是同国力不相适应的，因而，是无法实现的。
为了实现上述计划，一方面，一再强调组织新跃进，高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1977年2月召开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便提出了高速度的问题。随后，“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为组织全面跃进找到了根据。1977年4月，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前夕，华国锋在没有掌握可靠的地质资源的条件下，提出：“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随后，10月，煤炭工业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煤炭工业长远规划设想时，提出今后23年煤炭工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要拿下前所未有的速度。”1978年2月，五届一次人大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以后，5月至6月上旬，中央先后派出一批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出国考察，遍及西欧、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这对于研究和借鉴国外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实际，找出差距和办法，这是必要的、有益的。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清理，因此急躁冒进思想有所抬头，一再强调要高速度建设四个现代化。1978年国庆节时，华国锋提出：“思想要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一般地说，这个口号一是反映人民的愿望；二是忽略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基于对中国四化必能提前实现的估计上提出来的。当时，要求各项工作都要大干快上，三年大见成效。另一方面，按照五届一次人大通过的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拟定1979、1980年计划，作为组织新跃进，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步骤。由于指导思想上求成过急，计划规定各项生产指标都存在着过高和过急的倾向，1979、1980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5—6%，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12%；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平均每年增加钢300万吨，煤4000万吨，原油600万到1000万吨；1979年国家直接安排的基建投资为457亿元，比上年增加15.7%。由于生产建设任务安排过大过多，1979年计划中，物资、财政、外汇都留下相当大的缺口，这样的计划势必造成比例失调的后果。
其次，继续推行“左”倾政策。这方面的错误、突出地表现在农村工作中。1976年12月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不但不从根本上纠正长期以来对我国农业发展造成最大危害的“左”倾错误，反而继续推行一系列“左”倾政策。会议提出，1980年全国要有1/3的县建成大寨县，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实现粮、棉、油、猪上《纲要》，超计划基本上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等等。实际的结果，这两年间，不少地区不讲实效，盲目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重复建设，粗制滥造了一批高耗低效的农业机械，造成财力、人力、物力很大的浪费。1977年11月，中央发出通知，在今冬明春，全国选择10%左右的生产大队，先行过渡，实行大队统一核算。还强调，实现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是大势所趋，是前进的方向，各级党委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逐步向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为贯彻上述要求，在农村工作中，继续强调：“深入进行基本路线教育”，“大批促大干”。结果在一些地区刮起了一阵“高指标”、“过渡风”和“命令风”。任意对社员的正当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生产、农贸集市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限制和禁止。这样，极大地打击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遭受损失，农民生活难以改善。
在求成过急和“左”的政策支配下，1978年下半年不断加快建设发展速度，追加基本建设投资，扩大对外引进规模，使得早已存在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财政困难更加严重。具体表现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我国农业长期落后，特别自1957年以来发展缓慢，尽管1978年获得好收成，但远远不能适应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1978年粮食总产量超过了历史的最好水平，但按人口平均粮食占有量，只略高于1975年，许多地方农民口粮不足，有的地方严重缺粮。棉花、花生、芝麻的总产量还没有恢复到历史上最好的水平，按人口平均比1957年均有下降。1978年，花了21亿美元进口粮、棉、油、糖，占进口总金额的1/5。农业投资所占比重，自1976年到1978年基本上没有增加。农业落后状况对工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极为不利。农业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1978年还比1965年低，两者相比，下降了9.5%。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比例严重失调。1978年突出钢铁生产，原计划钢铁产量为2800万吨，实际完成3178万吨，比上年增加804万吨。从1976年至1978年，重工业投资比重没有降下来，1978年重工业投资达55.7%，轻工业只有5.7%，这种比重还低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水平。1978年农轻重在工农业总产值比重，农业只有27.8%，轻工业为31.1%，重工业高达41.1%。这说明，长期存在的农轻重比例失调，由于1977、1978年新的冒进，加剧了国民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
第二，燃料动力工业、交通运输同其他工业的比例严重失调。1979年初，全国发电能力约缺一千万千瓦，有20%左右的工业生产能力发挥不出来，大批工厂经常处于半停工停工状态。全国用煤多的工业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煤炭工业的发展速度。煤炭工业内部，采掘工业赶不上加工工业的要求。石油工业后备资源不足，并出现了急剧下降的趋势。交通运输的紧张状况一直没有缓和，主要铁道干线一些薄弱区段的运输能力只能满足需要的50—70%。港口的装卸能力严重不足，1978年由于港口压货压船超过期限，损失8700多万美元。
第三，基本建设规模大大超过财力、物力，基建战线过长投资经济效益差。据统计，1978年底，全民所有制在建五万元以上的项目有65000个，投资总额3700亿元，其中大中型项目1733个，所需投资3800亿元。这样高额的基建投资是建国以来少见的。到1978年底，这些大中型项目只完成1600亿元，尚未完成1200亿元。如果每年投资150亿元，需要8年才能完成；如果每年投资120亿元，则需要10年才能完成。显然这是盲目冒进的举动，给经济建设带来沉重的负担。
第四，对外引进过急，统筹安排不够。1978年先后从国外引进钢铁、石油化工、彩电等22个项目，共需外汇13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90亿元，全部都要现金支付。这样大的规模，给外汇支付造成不少困难，引进过急，重点不突出，统筹安排不周密。按照规划，这些引进项目到1981、1982年进入建设高峰，同时为与引进项目相配合，国内每年需要基建投资130亿元，这样大的投资规模，这么多的大型项目同时进入建设高峰期，对整个基本建设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来说却是巨大的压力。
第五，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十年内乱已经造成人民生活欠账甚多。而粉碎“四人帮”后，逐年的积累率有增无减。1978年积累高达36.5%，高于1958年，仅次于1959、1960年，大大高于“一五”时期的24%，“三五”时期的26%的一水平。基本建设中，同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住宅、文教、卫生、城市公用事业等建设所占的比重，“一五”时期为23.3%，1978年只占17.4%。这样，积累率过高了，必然人民生活长期的欠账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加重了。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
为了结束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推进我国四化大业，必须全面地彻底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为此，党中央在1978年12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由于会前召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充分讨论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使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了重大成果。
全会坚决冲破了党的领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全会特别强调：“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会讨论并完全同意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总的指导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全会要求继续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同时要坚决克服权力过于集中的官僚主义、赏罚不明现象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以利于全党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为党全面地进行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深刻地阐明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能否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显著地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国防，这是全国人民最为关心的大事，对于世界的和平和进步事业也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全会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正确论断。正确指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是建立在对国内主要矛盾和当前的根本任务科学判断的基础上。这是全局性的战略转移，也就是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确立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正如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