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会在回顾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一系列带根本性的方针。全会首先提出了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经济的重要思想。全会指出：“现在，我们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恢复和坚持了长时间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因此，我国经济建设必将重新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全会明确地指出了十年内乱造成国民经济中一系列急待解决的问题：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只有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地解决上述问题，才能做到综合平衡，以便为迅速发展经济奠定稳固的基础。这实际上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任务。全会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要点：“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中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全会深入地讨论了农业问题。与会同志揭露了农业战线上“左”的错误：在政策上言而无信；分配上平均主义；经营上单一化；生产指挥上搞行政命令；生产措施上老一套；农业投资上没有重点，等等。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十分薄弱，只有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必须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调动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全会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文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接着，相继制定了一些重要的农业文件，推动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展开，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巨大发展，并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全会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以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全会强调保障人民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用压制、打击手段。全会郑重宣告，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全会增选了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还增选了邓颖超、胡耀邦、王震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等事宜。上述各项重要决定，标志着党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路线的重新确立。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此后，党从各方面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地阐述了许多从实践中提出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了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的基本点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因此，它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新起点；也是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新起点。这是一项极其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在这历史性转变过程中，邓小平、陈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陈云发现经济工作存在求成过急的倾向。1978年7月31日，陈云曾向李先念提出，也对谷牧说过，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议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可能有些同志有不同意见。他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因为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议，主题是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速度问题。这次会议，看到近两年来国民经济迅速好转的有利一面；而忽视了“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影响深广危害严重的不利一面。在这样的认识支配下，会议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要以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也就是说，不必用23年时间，便能提前实现四化。为此，国民发展的规划的指标一再加码，特别表现在引进项目过急过多，超过了国内的配套能力和财政负担的可能，造成了1978年经济工作新的失误。陈云在没有恢复工作的情况下，敢于提出要专门听听反面意见的建议，无疑是对头脑发热，急于求成的人是一副清醒剂。但是，这个正确建议没有被接受。
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作了《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的发言。他首先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为了这个伟大事业，陈云强调：“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要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他说明了“毛主席的著作和文电，感到贯穿在里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弄清‘实事’并不容易。为了弄清‘实事’，我把它概括为六个字，就是：全面、比较、反复。所谓全面，就是不仅要看到正面，还要看到反面；不仅要听正面的意见，也要听反面的意见。所谓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例如毛主席论持久战，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既反对速胜论，又反对亡国论，正确的结论是持久战；二是前后比较，例如毛主席讲统一战线就比较了陈独秀和王明，或者是只团结不斗争，或者是只斗争不团结，正确的结论是既团结又斗争。所谓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意见。即使没有不同意见，还要自己设想出可能有的反对意见。我们反复进行研究，目的是弄清情况，把事情办好。”接着，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邓小平还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邓小平：陈云在党和国家面临历史转折关头，重申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无疑是有着不可估量的、长远的指导意义，端正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由此开始。
根据三中全会关于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着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精神，党中央在1979年初多次召开会议，全面分析我国经济工作的现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研究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方针和办法，推进经济战线的拨乱反正。
1979年1月初，陈云针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中有很大缺口的问题，先后两次批示：“国务院通知‘1979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有物资缺口，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接着，1月6日，邓小平指出：“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上得快、能赚钱的，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项目。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根据上述意见，在李先念主持下，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着手研究和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
3月14日，陈云、李先念联名给中共中央一封信。明确提出：“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因此，(1)“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他们还提出：“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2)他们特别提出，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速度必须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发展的比例关系。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3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国务院经过调整后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当前调整国民经济的问题。会议开始时，李先念首先检查了对经济建设形势估计不够全面，只看到粉碎“四人帮”后国民经济迅速恢复，财政收入有所增长的顺利情况；而对国民经济严重破坏认识不足，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估计不足。因此，1978年一再追加基本建设，增加新建项目，造成了不必要的失误。进一步具体分析了当前经济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要统一思想，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接着，陈云作《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的讲话。提出了四个问题：（1）“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我们国家是一个9亿多人口的大国，80%的人口是农民。革命胜利30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没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这是一个大问题。”“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20年，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是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总之，9亿多人口，80%在农村，革命胜利30年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出发点，不能脱离这样的基本国情来制定建设蓝图。（2）”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这是陈云一贯的观点。要坚持这个观点，必须明确，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还必须明确，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也必须明确，按比例发展，并不是指标愈低愈好，钢搞得愈少愈好。要指标高一点，多搞一点钢，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3）”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这是根据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而提出来的。”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4）对2000年钢产量定多少合适，陈云认为，达到8000万吨就不错了。他提出，1985年搞6000万吨钢根本做不到。2000年搞到8000万吨是冒叫一声，但也有点根据。他提出：“冶金部要把重点放在钢铁的质量、品种上，真正把质量品种上去，就是很大的成绩。”最后，他提出，要找增加外汇收入的来源，把它看作重要的题目。在会议结束前，邓小平讲话中明确提出今后的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一个大方针大政策。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把钢的指标减下来，搞一些别的。谈农业，只讲粮食不行，要农林牧副渔并举。会议同意国家计委修改和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并决定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决策，把这个时期的经济工作概括为八个字：“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这是一个新的八字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