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国家之间，利用给对方实体经济及金融体系等制造不安全，甚至进行经济战，进行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失为近代和现代全球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种战略手段。一国长期的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以及各种显性和潜在的风险。积累和形成这些风险的因素及冲击，既来自于内部，也来自于外部。随着经济开放及国际间经济联系的扩大，国家经济安全的经济自主能力、经济自我控制能力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由于本文主题是中国道路与国际战略，这里主要讨论来自外部因素及冲击可能积累和导致的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风险。当然，由于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外部冲击导致的经济非安全性正是由于经济本身存在的问题，导致其应对外部冲击时缺乏抵抗的能力，因此本章内容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限定在由于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国内经济运行的风险，并结合中国自身存在的抗风险能力弱点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保证经济安全发展的应对策略。
无论从人口、国土面积、经济总量等角度来看，中国都是当今世界的大国之一，其经济运行的安全也存在着多元性和复杂性，其界定和研究的工作存在较大的难度，本章将从多层面、多维度分析中国经济安全性问题，主要考虑五个方面，包括支撑经济发展的资源平衡风险，保持全球竞争力所需的科学技术安全性，确保未来可持续增长的产业发展安全性，为实体经济增长提供无形动力的货币金融体系安全性，以及标准制度、信息集散、市场定价和金融评级主动权相关的经济安全性问题。
一、未来发展的资源平衡风险
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决定于经济增长速度及其结构变化、人口规模及年龄结构趋势。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11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5417美元，人口总量达到了13.47亿，大规模人口的投资、生产和生活消耗，对于资源的需求是巨大的。例如，结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12年中国石油生产及进口石油数据，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已经达到了56.4%。依据联合国最新发布的《2011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联合国人口基金，2011），中国2025年人口将达到13.9亿人，而中国人口最大规模可能增加到14亿。而当这样大规模的人口，在未来的30年中，其人均GDP向更高水平提高时，其投资、生产和消费所需要的资源支撑无疑是巨额的。
作为大国经济，依赖进口石油发展经济的战略具有其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大国经济增长的对外能源需求必然拉动全球石油等能源价格的上升，近年来中国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贸易条件恶化、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等问题日益凸现，表明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尽可能将石油等能源的外部依赖性控制在最低水平。对此，在短期内需要增加国内的石油资源勘探，并实现石油等资源进口来源多样化，增加资源储备，降低石油等资源进口较多依赖中东北非地区的状况；在中长期内需要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同时发展太阳能、核能、风能等绿色能源，平衡好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着力降低单位经济增长对包括石油在内的化石能源依赖程度。
当然，中国也正在推动技术进步，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调整能源结构，利用新能源、高效节能技术，尽可能在经济增长水平稳定提高的情况下，节约能源资源。但是，无论如何，国内所提供的资源与其未来发展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额。如何平衡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与供给之间的关系，是涉及国家未来发展的重大经济安全问题。
（一）保证资源运送通道安全
需要防范国外打击和国内恐怖袭击，保证国内资源布局及其东西部之间的输送安全。从中国目前资源生产及其供给的布局看，东部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加工工业和人口集中在华北、华东、华南等地，沿海的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更是特别密集；而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储备和生产大都集中在西部。在东西部的经济关系上，形成了西电、油、煤、气等资源东输的格局。这些东西部联系的资源通道，包括输油气管道及加压站，输电线路及变电站，高速公路及铁路干线及众多的河流峡谷上的桥梁等。许多关键和薄弱环节容易受到外部军事和内部恐怖组织的袭击，从而干扰和切断西部对东部的资源供给线。
从外部可能发生的袭击看，一是要客观评估周边国家，以及海上和外空可能存在的军事力量对中国大陆的导弹发射点，以及导弹技术水平和数量；二是加强卫星及其他军事设施建设，对导弹发射点及动向，包括军事力量的调配进行监测，以及时掌握异常动向；三是投入国防资金、技术和人力，发展我弹道导弹防卫和拦截系统；四是充分布防足够的军事力量，对可能的图谋进行必要的报复和威慑，在遭到周边国家袭击时，对其重要设施进行反击性打击。
从内部防卫来看，一是密切关注外部势力与内部恐怖组织的联系，及早发现对有关设施的破坏图谋，在攻击未遂时，及时破获；二是对重要的管道、桥梁、涵洞等设施，形成全线路的信息采集和反馈系统，包括利用卫星进行全天候监控；三是在重要的设施区域，布置军警、工程抢修等力量，形成应急救援体系，在受到袭击后短时间内恢复设施正常运行；四是推动西部油气煤和其他矿产生产地的产业发展，改善西部资源能源性地区的就业和民生，有效使用油气资源，合理分配资源利益，缩小这些地区与东部的发展差距，形成东西部协调发展的社会和谐条件。
从资源联系的布局看，东部地区也需要形成本地的能源供给系统，包括核电为主的电力供应系统，海洋石油与相关的港口设施，以及其他资源的港口、进口运输等，建立东部地区基本实现自我循环的格局，以及东部经济运行适当的资源战略储备，实现资源来源多渠道化、多元化和分散化。从而防止东西部之间的资源联系通道受到破坏时，东部地区陷入混乱，将整体经济风险降低到最小化。
中国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石油、天然气、铁矿等大宗资源需要通过海上运输和海底及陆地管道运送。这些通道包括，红海海峡、伊斯坦布尔海峡、马六甲海峡、南海、台湾海峡等等。因此，需要有以航空母舰为主干的海军力量，空军力量，导弹部队，以及卫星监控体系，以卫护战略资源通道的安全。从总体上看，战略资源运输通道安全保障可以从海上及陆地两个层次展开。
海上战略通道安全，涉及世界相关国家共同利益，不仅需要依靠本国海上保卫水平，而且有赖于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在加强自身海上资源战略通道保障水平上，可以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展。一是发展具有较强攻防作战能力的海上保交力量，建设一支在数量和质量上能满足适应本国和国际海上战略通道安全需要、具有强大威慑能力、攻防作战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的海上保交力量，主要包括大中型航母、大中型舰艇、驱逐舰、护卫舰、舰载直升机、拖船以及勤务支援舰船等。二是发展海上战略投送力量，提升海上兵力投送能力，主要包括发展一定规模的远海型、大型化海上投送武器装备，以及以大型、多用途两栖攻击舰为骨干的两栖作战力量及其支援护卫力量。三是发展海上综合支援保障力量，建立海空天地一体的海上作战综合支援保障力量，将预警、侦察、导航、气象等保障的范围由近海拓展到远海。主要是建立以天基通信系统为主干，以海上合作方地面和海上台站为补充的全球通信指挥网；建立以舰载空基和海基系统为重点，以天基系统和合作方国家海上监视系统为补充的远海侦察预警网；建立以海上后勤保障系统为主体，以合作方岸基和海上后勤保障系统为补充的远海作战后勤支援网。
此外，在国际海上合作问题上，应着重考虑开展以下内容。首先，可以建立联合军事演习机制，以增进彼此了解，强化相互间的合作，形成强大的威慑力，在海上通道安全事件发生时能有力地进行打击。其次，可以建立重点区域联合巡逻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可以有效地监控和处理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事故，并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再次，可以建立军舰互访交流机制，增进国家间的了解、信任与合作，为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问题进行对话和磋商。最后，可以建立技术交流与合作机制，以提高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能力。
另一方面，构建能源资源陆上安全大通道是我国打破能源资源瓶颈、突破“马六甲困局”、缓解西方势力对我海上能源安全通道钳制与威胁的重要选择，对此，中国应巩固和发展全方位的陆上战略通道。首先，加快建设西南资源战略通道。西南地区既是我国最靠近世界最大的石油输出地—中东地区，同时也是最靠近国际石油运输通道“中东—马六甲海峡—中国”的地区。其在我国国际石油资源运输通道布局中的战略位置及重要性不言而喻。与此同时，与我国西南地区毗邻各国从自身发展出发，都对我国在西南地区修建石油资源国际运输通道表现了极大的热情，愿意就此事与我国展开广泛而深层次的接触。其次，加快建设我国新疆地区和中亚地区的能源通道。建设我国西北地区和中亚地区的能源通道，充分利用周边国家的油气资源，减轻我国西北地区油气开发压力，为西气东输和西油东送等国内能源大动脉提供强有力的资源支撑，确保西北地区油气工业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通过加强对外合作，提高境外油气资源供应的能力，建立多元、稳定、可靠的能源供给保障。
（二）海洋经济和海洋战略安全
发展南海、东海和黄海等海洋经济，开发海洋资源，用与周边国家的对话机制和军事力量，保证中国在海洋经济权属方面的国家利益。21世纪的许多能源、矿产，甚至包括食物等，相当多的将来自于海洋。维护中国南海、东海和黄海岛屿及专属区的主权和资源开发安全性，对中国21世纪的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对此中国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保障海洋安全，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大陆与台湾合作，进行中国周边专属区的海洋资源开发和保护。从资源需求与资源供给看，台湾资源的缺口压力比大陆大。因此，在处理海洋经济方面的台海关系时，需要大陆提供各方面的方便，鼓励台湾开发东海和南海海洋资源；当台湾开发专属区资源受到其他周边国家军事威胁和干扰时，应与台湾联手进行反击。
其二是有效处理与中国海洋相关的大国和周边国家战略关系。美国目前在调整其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并参与南海纠纷，甚至干涉中国领土相关的内政，因此中国需要通过表达自身决心和谈判对话来解决问题。从决心上讲，中国对南海、东海各有关岛屿的主权不容商量，这涉及中国的固有的国家利益；一旦由于南海和东海问题，中国为了自身的国家主权和利益开战，美国作为一个太平洋东岸的国家参与其中，与中国这样的经济、人口和武装力量大国发生冲突，对美国的长远利益并没有好处；美国为了维护在越南、菲律宾、日本的利益，值不值得，并有没有必要花很大的成本与中国发生正面军事冲突。从开展对话角度来看，中国应当对越南、菲律宾、日本等国表达明确和强硬的对南海和东海有关岛屿及专属区的国家主权立场，在主权和国家利益方面没有商榷和退让空间，在对话和谈判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最后办法，可能是武力。
其三是充分考虑博弈对象策略及成本，关注军事行动所形成的成本和代价，以及最后的结果。军事行动的成本和结果主要决定于国民经济实力、国家财政实力，以及在此基础上雄厚的军事威慑和打击力量。中国应以经济和军事实力来保障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最小化，同时扼制周边国家对中国领土和领海的蚕食。为此，中国需要通过卫星设施形成对中国领海岛屿的监测，空军和导弹力量形成对重要海洋资源区的保护；发展和合理布局海军力量，实现重点海域巡航保护，在有关岛屿设置行政区和驻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