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积极参与世界资源的开发和分配
从目前的世界能源开发格局看，一些重要的石油、天然气、铁矿、铜矿等资源，大多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垄断，矿产资源勘探和使用权掌握在一些国家的大型垄断企业手中。从2010年中东北非地区发生的国内动荡来看，较多事件伴随着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干预，同时在主要的产油国，几乎都有发达国家的军事力量部署，石油产量和价格不仅受到产油国的影响，也与能源地区和能源运输渠道控制国的作用有着极大的关系。作为一个对石油进口有重要需求的国家，中国是否具有海外的石油供应基地，对能源供应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应该通过设立国外投资项目政治风险担保，加入国际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建立中国海外技术人员和劳务派遣人员的保护机制等多方面措施，鼓励企业从事海外石油勘探开发基地和其他相关的投资项目；同时在互利共赢的外交原则上，通过相互开放市场，支持资源国的经济多样化建设为基础，反哺资源国的经济发展项目和社会公益事业；在国际层面，积极参与国际维和军事行动，保障能源流通渠道畅通，提升大国地位和形象。
对于如何有效地、低成本地获得资源，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分配资源，中国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争取获得和投资勘探一些有价值的区域的资源；随着中国与外部市场联系的加强，资源丰藏国家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也日益密切，中国应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参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勘探权，并通过技术提升的方式勘察新的未利用资源。当然，参与世界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不易，在申请勘探区域，投资资源时，需要考虑和评估地区的政治、社会等变动风险。
二是通过投资入股和并购等方式购买一些资源和能源企业，在全球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中国丰富的外汇储备资源和本土企业的竞争力逐步加强。目前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形成的巨额外汇，截至2011年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3.2万亿美元，在资源价格合适的时机，将外汇储备稳步有序换成未来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既可避免外汇储备的贬值，又可获得未来升值的资源，是一举两得的措施。而中东等地区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复杂外交关系和冲突矛盾也不时上演，对于一向奉行和平外交、互利共赢发展原则的中国而言，采用经济和外交获取能源合作战略将是未来外部资源利用的必经之路。
（四）争取获得较低价格水平的外部资源
中国目前进口中的一个较大的问题是，向中国出口资源方往往是规模较大和有一定垄断性质的跨国公司；而中国国内的资源进口型企业，往往集中度很低，竞争激烈。在定价格局上，当一个垄断的卖方面对的是一个竞争的买方时，定价的话语权不在中国，而是在外方。因此，对进口大宗资源的行业，应采取以下措施进行应对：一是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产业的集中度，尤其是对国家发展具有经济命脉性的行业需要形成与外方相适应的谈判力量；二是要成立行业协会等对行业产品、价格具有专业水平和集体力量的代表性组织，并在对外价格等谈判中真正发挥作用；三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大国需求对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将产生重要的价格扰动影响，资源进口发生大的价格上涨，导致贸易条件恶化的危险加大，因此政府应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防止多头对外谈判造成的竞相抬价，强制干预进行集中谈判，保障整体利益。
中国快速发展对资源等大宗商品的需求持续增长，由此形成对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的上涨压力。这里以钢铁为例，报告中国历年粗钢表观消费量及其全球占比数据，数据显示，中国1981年粗钢表观消费量为0.39亿吨，但2009年上升到5.42亿吨，上升13倍，粗钢消费占全球比重由1981年的5.5%上升到2009年的44.2%。粗钢消费的暴涨直至消费量接近全球过半，凸显中国经济对钢铁等大宗商品全球消费的潜在影响。
数据来源：IMF数据库。
伴随钢铁消费的快速上升，世界铁矿石价格急剧上升，报告了中国进口铁矿石价格数据。从中可以看出，铁矿石价格总体向上的趋势十分明显，从2005年1月至2011年5月铁矿石价格增长了十倍多，这其中尽管也有国际流动性增多特别是美元大量发放的原因，但与中国近年来对钢铁大宗商品的消费需求也可能有着重要的联系，这从数据走势上具有较明确的反映。当然，关于中国钢铁需求与国际铁矿石价格的因果关系，理论上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金融危机尽管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但它同时也构成经济增长的外生冲击，由此为评估中国钢铁进口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验。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进口大幅下滑，铁矿石价格大幅下降，而中国经济V型回升进口上升之后，铁矿石价格迅速上升，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确实对国际铁矿石构成重要的影响。
中国钢铁消费的快速增长背后是中国投资的持续高位运行，尽管中国多年来一直强调经济结构调整，由投资、出口依赖转向消费、投资及出口协调发展，但宏观经济政策却仍然没有出现根本的改变，这种刚性的政策延续或者投资刺激政策的延续，客观上助长了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最终不可避免对资源等大宗商品市场价格产生影响，因而如何获取合理价格的外部资源成为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
二、全球竞争中的科学技术安全
21世纪的竞争，主要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围绕高科技研究开发，世界各国正展开激烈的较量，并且呈现以国家为单位的科技竞争同以企业为单位的科技竞争相互交织的局面，发达国家持续探索致力于引领技术潮流，而主要发展中国家则持续追赶并稳步推进产业升级，技术竞争进入白热化。
结合中国未来的科学技术安全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和战略防范需求。
（一）掌握世界科技进步最新动向
积极主动分析掌握全球科技信息动向，应对科学研究方向的确定及其战略调整的滞后问题。由于各国对自身科学技术研究大多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先进国家还禁止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科技研究信息存在不对称性，导致中国对其他国家重要领域的科学研究进展，特别是科学转化为技术的核心信息缺乏了解和掌握。因此在科学和技术研究方向和选题方面，在科学技术攻关人才培养、科学技术研究项目水平估计及其重大、重点和带有突破性科学技术研究的把握方面，可能出现方向性失误，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的选择层次低和高重复性，人才培养不足，最终会影响中国在重大的前沿性科学和技术方面取得较快进展。
因此，需要密切、及时地搜集追踪世界上最先进科学技术的进展，对其前沿性、重大性和关键性具有充分的评估；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经费投入等方面，给各级各类院校和研究机构以较大的灵活性，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按照尖端科技研发需要培养攻坚人才；制定和布局各领域前沿性的科学技术研究战略，在方向和选题上保证中国科技研究的战略储备性和超前性，并以具体项目和任务加以逐步落实。
（二）科技人才安全
需要密切关注高层次人才外流的问题。全球化有效促进和实现了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同样也包括科学技术最重要的载体——人才资源。而人力资源的全球流动对发展中国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大，由于发达国家能为各种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提供更高的薪酬和优越的工作环境，因此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急需的人才大量外流，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的高端人力资源不足。中国的人才外流现象非常突出，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中国送出留学人员约162万，世界最多，但归国者只有49万。美国《科学》杂志报道，2006年，美国博士生第一大来源学校是清华，第二大来源是北大。由于这些中国的大部分科学与工程博士都在走着“在美工作——获得签证——申请绿卡——入籍成为美国人”的道路，因此美国《科学》杂志把清华、北大称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还普遍实施本土化战略，就地吸纳人才，以优厚待遇吸引中国的科研、管理人才和技术骨干为其服务；发达国家的企业，还以在中国高校设立奖学金的方式与中国合作办学，培养人才，为其所用。这样一种高级人才流失的模式不仅浪费了国家的教育资源，也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后备人才基础建设构成了重大的负面影响。中国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在政策、行动上体现出真正重视人才，推动人才回归，也鼓励人才环流以及在海外贡献祖国，通过完善有关评估、选拔、使用、激励人才的机制以及整体的环境、土壤、配套政策，来挽留优秀的人才与吸引海外杰出的人才。
（三）防止自主科技信息泄密
需要防止国家高新技术信息的泄露问题。科技部和国家安全部，需要对全国现有的科学技术信息（科技人员、研发中心、研发项目、专利等）建立调查统计系统，形成综合信息系统；特别是对前沿性、战略性和突破性的科学技术建立安全信息库；以此为中心，形成国家科学技术安全保护体系。并且需要与国家各部门协调，特别是与商务部、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协同合作，对于掌握关键技术的人员，对于有前沿性技术的企业，在移民和商业并购时，进行专门审查，防止出现损害国家技术安全保密的事件，对前沿技术外流相关的移民和并购，也需要基于国家利益进行安全性限制。除了科学技术安全战略防范，以及移民和商业并购防范外，科学技术安全还取决于细节，包括防止科学技术任务、项目和成果资料的外泄和失窃。
（四）保证网络信息安全
需要设计并控制核心信息网络系统。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和全球性普及，信息网络科学技术的安全将在21世纪的世界竞争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其中包括了计算机、移动终端等集成芯片技术；数据库后台服务系统；包括金融、财政税收、社会保障、政务、公安、安全、国防等在内的关键数据网络系统；关键网络系统与公众网络系统的部分和全部隔离技术；军事信息网络指挥系统的防干扰和防打击能力，防止外空卫星的被摧毁体系等都需要成为信息安全所关注的对象。
对此，中国需要加强自主研发能力，拥有并积极使用自主技术的移动通信技术，自主技术的集成电子芯片，建立自主技术和自主研发的大型高速数据交换枢纽、运算系统和数据库，不断创新和升级关键数据的保密手段、技术和隔离系统，形成自主卫星保护技术体系，以及具备自主研发的卫星摧毁用以制衡太空力量的军事打击技术。
（五）保护国内自主知识产权
需要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中国经济安全状况。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2006年在中国保护知识产权高层论坛的讲话，中国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仅有几千家，占企业总数万分之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拥有自己商标的企业也仅占40%。在主导国民经济的关键技术领域，中国绝大部分发明专利被外国企业拥有。与外国公司在中国主导专利部署工作的格局不同，中国当事人拥有的相关发明专利申请中，大部分来自个人和科研院所，来自企业的很少。因此从知识产权部署格局看，中国几乎全部关键技术领域，都已经被国外企业成功实施了知识产权合围，中国本土企业突破合围的难度很大。在美国，日本、韩国每家大型企业公开的发明专利文献一般都是海尔公司的50到200多倍。从中国专利局和美国专利局的情况看，国外企业已经在全世界对处于全球产业链末端的中国企业构成了知识产权合围。中国企业想打赢品牌、专利、自主知识产权翻身仗，还需要付出极为艰苦和漫长的努力。但关键在于存在一个很大的风险，那就是，国外知识产权的“中原逐鹿，全球合围”可能长期严重威胁中国的经济安全，使中国企业被知识产权拖累和钳制，永远被压制在全球产业链的末端。
对此，中国需要及时建立、完善中国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法律制度，在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鼓励创新和促进科技进步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切实防止知识产权滥用，以维护自由公平的经济竞争秩序。应在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律中完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制度，进一步明确、细化有关知识产权滥用的条款，对中国《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专门知识产权法律进一步进行修改，或采取其他配套的措施。另外，中国还需要慎重对待跨国公司将解决知识产权争议政治化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