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对外关系布局中，除了主线中美关系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占有重要的位置，特别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更是构成了中国21世纪地缘政治和国际战略极为关键的组成部分。
一、中国在欧洲的国家利益和对欧战略
欧洲是中国重要的战略伙伴，从利益上讲，既不存在领导地位之争，也没有边界领土等涉及双方核心利益的纠葛。
（一）中国在欧洲的国家利益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欧洲经济陷入发展的困境，接踵而来的2011年欧洲数个国家的债务危机更是给步履蹒跚的欧洲经济雪上加霜，以至于曾经作为地区一体化典范的欧盟以及欧元的最终命运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尽管如此，欧盟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已渐入后现代社会的地区，其雄厚的工业基础，先进的科技实力，完备的市民社会和超越工业社会的人文理念，使其始终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自2003年中欧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欧关系进入面向未来且从战略高度开展协调和合作时期。应该说，中国在欧洲的国家利益是全方位的，体现在政治、经济、安全、外交、文化、科技和全球治理等诸多的领域。
欧洲会统一吗？这无疑是经历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留给世人极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客观而言，欧债危机虽与全球金融危机有关，但其爆发有自身的必然性。究其原因，此次欧债危机主要源于欧洲国家福利制度以及欧元区制度的不可持续。欧债危机福利制度不可持续表现为，一方面是经济长期低迷，增长乏力；另一方面则由于人口老龄化严重，失业人口攀升，福利支出不断增大，导致政府财政赤字和国债越来越大。这一危机反映了欧洲货币联盟制度自诞生起就存在的缺陷：参加欧元区的国家虽然统一了货币，却没有统一的财政、预算、税收，财政开支和预算都由成员国各自说了算。一些财政状况不良的国家利用欧元区低利率的好处滥用发债借债权，为债务危机埋下伏笔。同时，欧盟内部各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应对危机时相互推诿难以形成迅速、有效和统一的解决方案，致使危机久拖不决而成不断扩散恶化之势。换言之，欧债危机之所以爆发更多是出于欧盟社会自身的弊病和一体化进程中的制度短板。2009年12月《里斯本条约》的生效使欧盟在共同防务和集体外交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进展，扩大的欧洲越来越用一个声音说话，表达欧洲自己的立场和关切。如果欧盟能借此危机革新除弊，改革不可持续的社会福利制度，尽快形成欧盟的财政联盟，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将由此而达到另一个新的高度，一个统一的欧洲是可以预期的。如此一来，一个统一而独立的欧洲加上中国和美国，将会在未来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中美欧三足鼎立的全新结构，这对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展也将是极大的推动。同时，统一的欧洲不仅会在全球层面制约美国，也会在俄罗斯的西部对其形成强有力的战略牵制。特别是一个军事化的北约的存在更会牵制俄罗斯大量的军事资源，无疑会优化中国北部边疆的传统安全环境。从战略平衡的角度看，这将是中国未来长期全球战略的最大关注点。
从外交的层面看，欧洲和美国虽然同属西方阵营，但是，从欧洲特别是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可以看出欧洲并不满意于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垄断。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欧洲更大的作用，重塑历史辉煌是欧洲的夙愿。因此，在促成国际格局多极化方面，中欧是有共同利益的。借重于欧洲的国际抱负和与美国的战略分歧，中国可以获得欧洲的外交支持，减轻来自美国的外交压力。
欧元的存在客观上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知道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是建立在两大支柱上的：一是金融主导地位，二是超强的军事实力。作为全球硬通货的美元更是构成了美国金融主导地位的基础。世界对美元的使用，不仅每年为美国带来巨量铸币税收入，为美国统治世界提供了经济基础。而且美元也成为美国打击竞争对手有力的手段，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由于美元贬值日本陷入持续近三十年的经济低迷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欧元的出现改变了美元一家独大的基础，对美元形成了极大的制衡，事实上也在动摇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根基。欧元的出现优化了中国外汇储备的结构，降低了外汇储备损失的风险。同时，美国在打击欧元时的战略、措施与方法，也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借鉴，成为中国学习的一本极好教材。我们可以设想，未来国际金融领域形成欧元、人民币制衡美元的三足鼎立的格局，将从根本上改变国际金融领域不平等、不合理的情势。
在经济贸易、技术引进和对外投资领域，中国在欧洲地区也存在极大的国家利益。2012年欧盟尽管遭受主权债务危机的持续冲击，仍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的地位。中欧双边贸易总值5460.4亿美元，下降3.7%，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4.1%。其中，中国对欧盟出口3339.9亿美元，下降6.2%。自欧盟进口2120.5亿美元，增长0.4%。对欧贸易顺差1219.4亿美元，收窄了15.8%。2011年，中国对欧盟投资额达110亿欧元，欧盟27国对华投资新设企业1743家，投资额为70亿欧元。欧盟是中国第一大的技术供应方，近年来双方的技术合作领域越来越集中于高精尖和战略性支柱产业，如对地观测技术、信息技术和空间技术等。发展是中国的首要国务，加之其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欧盟的市场、技术和资金都是中国所急需的。当前深陷债务危机泥潭的欧洲现在急需外部资金的注入，这为中国的多重投资更是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从文化的层面看，欧洲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发源地，其人文精神与理性思维，特别是欧洲对于现代文明反思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对于中国基于传统文化构建契合时代进步的先进文化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剧本。反过来，注重人文精神的欧洲也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易于展示的舞台，对于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是大有裨益的。
（二）中国与欧洲的利益关系博弈
相互依存的世界至少意味着这样的一种情势，即国家之间的利益是相互交叠的。中国需要欧洲，欧洲在中国同样也存在着重大利益，甚至是一些核心的关切，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与欧洲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国际事务领导权之争，中欧之间更没有边界纠纷这样传统安全领域的纠葛。核心利益上的和谐，使得欧洲可以至少是较为放心地将中国作为在国际舞台上可以借重的力量，以支持自己的国际主张。尽管2009年12月《里斯本条约》的生效使欧盟在共同防务和集体外交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进展，但远不足以改变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实质上是一种单极体系，亦即多极化的世界并没有形成），欧洲在政治和军事上与中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战略上的相互依赖，并以此平衡美国超强的国际力量和牵制其对国际事务的垄断。
其次，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需要来自中国的资金注入，重振欧洲低迷的经济，并恢复国际投资者对欧债和欧洲经济的信心。而中国国内巨大的市场更是欧洲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事实上，欧洲的对华政策已显现出“经济第一”的特征。尽管中欧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利益交叠，而且早在2003年中欧就已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是中欧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亦是严峻的，这是客观事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冲突，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问题，对华武器禁运政策。
中欧分属不同的文明阵营，两者之间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价值理念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又带来两者之间外交理念和外交政策的不同，从而成为制约中欧关系顺利发展的现实和潜在的障碍。中国主张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国家制度和发展模式，将不干涉内政原则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根本出发点。欧洲各国基于历史上最早经历工业文明而来的辉煌记忆和殖民征服所带来西方中心主义的优越感，以救世主的姿态喜欢将自己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灌输于其他的国家，主张人权高于主权。这种高傲的姿态当然也在中欧关系中时有体现，给中欧关系带来不和谐的音符。尤其是近年来欧洲主要国家和欧盟愈益自视为全世界的“价值观教师”，愈益洋溢于“后现代关切”、“后现代实验”、“后现代呼吁”的道德优越感，愈益在言辞和内心两方面蔑视它们看去仍然处于“现代世界”和怀抱“现代价值观”的中国、俄罗斯甚至美国，并且愈益怀有充当未来“世界领导者”的抱负。需要指出的是，欧洲眼中的“世界领导者”更倾向于在理念和观念上领导世界文明前行的方向。
有关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欧盟还在犹豫。欧盟的官方解释是，需要继续考查中国五方面的因素：国家对企业决定的影响；转型及私有化过程取得的进步；审计及企业管理情况；破产规定的情况；财政体制的情况。市场经济地位是与中国利益攸关的问题。欧盟对来自中国的出口产品及企业不断地使用“反倾销”条款，所依据的就是“非市场经济”这张牌。欧盟可以随意拿一个国家的价格来衡量中国出口价格的高低，而不需要举出中国的出口价格低于生产成本的证据。事实上，欧盟手中的这张牌已经来日无多，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与欧盟等国签的协议给了中国一个15年的过渡期，换言之，到2016年中国将自动获得这一地位。关于这一问题，欧洲内部已经出现了分化，德法两国持积极的态度，英国则颇有点坚守到底的味道。
对华武器禁运是1989年欧盟做出的决定。时至今日迫于美国压力和内部分歧，欧盟至今仍维持着这一禁令。更有甚者，欧盟以解禁可能会引起台湾海峡两岸军事力量的失衡和海峡两岸的军备竞赛为由，来维持该项政策的合法性。欧盟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多年，不可能不知道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根本利益问题，而且欧盟还多次重申其一个中国的政策立场不变。但欧盟现在将武器解禁问题与台湾问题挂起钩来，不能不说是对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一大讽刺。
（三）中国的对欧战略
针对中国在欧洲的重大国家利益存在和中欧之间利益关系博弈的现实，在统筹对欧战略时，要避免“镜像”效应的陷阱，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逻辑和思想方法去想象欧洲人将会如何做，而要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去看待欧洲发生的事情，要了解欧洲人决定对华政策的逻辑，以此作为我们制定对欧战略的一个基点。具体来说中国对欧战略大致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继续从战略的高度看待中欧关系，形成与欧洲对话和协调的完整机制，加强中欧社会层面的交流。应该看到中国和欧洲作为国际舞台上的关键行为体，中欧伙伴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边范畴，应该发掘中欧战略合作的全部潜力，双方的目标应是共同处理带有全球利益和关切的问题。基于这样的定位看待中欧关系必须要有战略的高度，从长远处着手处理中欧之间暂时的分歧。中欧之间既有的对话和协调机制总的来看还是比较完备的，但还不够精致。尤其是《里斯本条约》生效以后，欧洲议会在欧盟预算和欧盟主席的选择和任命上的权力得到了扩展。欧洲议会作为欧洲保守派的大本营，向来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人权以及涉藏问题非议频仍、指责不断。加强对欧洲议会的对话、协调和公关已是迫在眉睫，因此，除了官方的议会之间的交流外，需要做好欧洲议会、议员的院外公关，并使之机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