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先行而去。蒙恬为尉缭牵马，缓缓后行。路人中不乏知道蒙恬的背景来历者，见此情形，皆惊叹不已。蒙恬，将军蒙骜之孙，将军蒙武之子，不为权贵顿首，不为王侯折腰，何以竟会对一葛衣老者如此恭敬，卑身下之？看蒙恬一脸兴奋，能为尉缭牵马开道，只以为乐，不以为苦。而尉缭也坦然受之，看不出半点受宠若惊的样子，反倒像是他赏了蒙恬天大的面子，这才屈尊枉驾走这一趟。
列位看官或许也有同问：这尉缭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尉缭子》又是怎样的一部兵书？
3.观书知人
尉缭，男，魏国大梁人氏。
关于尉缭的个人资料，能提供的就只有这么多，因此，对那些有意和尉缭相亲的女士，只能在此说声抱歉了。好在尉缭留下了一部《尉缭子》，而通过这部书，也多少可以遥想其为人。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尉缭子》被归为杂家，共二十九篇。今天能够看到的，只剩下五卷二十四篇了。《尉缭子》杂取法、儒、墨、道诸家思想而论兵，在先秦兵书中独具一格，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姑略述其可特异之处。
最能体现尉缭兼合法、儒、墨、道之说的，是尉缭对战争的定义。“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又曰：“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又曰：“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皆战国谈兵者所不道。
尉缭论治军，尤重明赏罚。“凡诛赏者，所以明武也。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此一观点尚算得上堂堂正正。然而尉缭对诛杀的作用过分夸大，至有“臣闻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立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之论，怎么看都有点邪派武功、走火入魔的意思。
尉缭像一个传教士，在他的书中，为他的读者（现在或未来的将军们）塑造了一个理想化、神格化的将领形象。“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为将者一旦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自然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是“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
宋元丰中，颁行武学，《尉缭子》与《孙子兵法》、《吴子》、司马穰苴《兵法》、黄石公《三略》、吕望《六韬》、李卫公《问对》一起，号为《武经七书》，成为研习兵法的标准教材。
实则，《尉缭子》不仅仅是一部兵书，其对政治和哲学也时有涉及。如，“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故患无所救。”其洞察识见，犀利高远，非大师不能道也。又如，“故曰：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又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比起《国际歌》里所唱出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其行动主义者的思想足足早出了两千余年。
至于书中所言如何行军打仗、排兵布阵，皆属细枝末节，非所大者，不再一一列举。经此一番浮光掠影，或许有问：既然足本《尉缭子》有二十九篇，那为什么当时蒙恬只看到了十二残篇？这十二残篇又分别是哪些？
我们有理由相信，蒙恬只看到了十二残篇，是因为当时尉缭的确也只写了十二篇[《尉缭子》中最早写就的十二篇，在尉缭入秦后，根据形势需要，应该也作了相应的修改。比如在《将理篇》里道：“今夫系狱，小圄不下十数，中圄不下百数，大圄不下千数。十人联百人之事，百人联千人之事，千人联万人之事。所联之者，亲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识故人也。是农无不离其田业，贾无不离其肆宅，士大夫无不离其官府。如此关联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万之师出，日费千金。’今良民十万，而联于囹圄，上不能省，臣以为危也。”当是针对秦国重狱任法的有感而发。《治本篇》云：“苍苍之天，莫知其极；霸王之君，谁为法则？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能明其世者，谓之天子。所谓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光，三曰洪叙，四曰无敌。此天子之事也。”也可视作是对日后嬴政统一六国、开始行天子之事提前的理论准备。]。而这十二篇，应该分别是《尉缭子》卷一的天官、兵谈、制谈、战略、攻权五篇，卷二的守议、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五篇，卷三的治本、战权两篇。其余的十七篇，则是在尉缭到了秦国之后，专门针对秦国和嬴政的需要而补写的。补写部分包括卷三的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三篇，卷四的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五篇，卷五的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四篇。另外五篇如今失传，姑且不论。
我们可以看到，补写部分都是军令。比较《孙子兵法》等兵书来看，《尉缭子》中之所以会大量出现这种机械的、刚性的军令，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有人向尉缭下订单约稿。毫无疑问，这个约稿者便是嬴政。这些军令当是后来尉缭在担任秦国国尉时主持编撰并向秦军上下颁布的军规定令，后一并收录入《尉缭子》中。
从《尉缭子》一书[《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学者怀疑为伪书，然而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战国时代的竹简，其中便有古书《尉缭子》，足以证实《尉缭子》确为战国时代之著作。 ]，我们不难看出尉缭的超常智慧，以及其对秦军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并最终帮助秦国统一了天下。但让人费解的是，尉缭这样的高手，他的故国魏国为什么不能留而用之？待我们翻阅魏国的历史，却又不禁释然。把高手赶到别的国家，一向是魏国的“优良传统”。曾几何时，战国七雄中，魏国最强，人才也最多。遥想文侯当年，李悝变法了，强匡天下，威行四海，诸侯臣服。然而，前有商鞅、吴起、张仪、范雎，今又有尉缭，皆不世出之英才，只要魏国能留住其中一人，国运也许便会从此改写。可惜、可叹的是，魏国却大方地将他们拱手让人，最终沦为鱼腩之国，也算是咎由自取了。
4.名士做派
蒙氏一门在老天牌蒙骜死后，并没有衰败下去，反而更加显赫。蒙骜的两个儿子，蒙武为将军，蒙嘉为中庶子，皆身居要职，位高权重。而蒙氏第三代中又出了蒙恬、蒙毅兄弟俩，皆是龙凤之材。况且此二小子和嬴政关系密切，甚得嬴政爱宠，虽然目前官位尚且卑下，日后造化却未可限量。
除了王室嬴氏之外，秦国最显赫的家族就数蒙氏了，而且可以预料的是，这种显赫还将一直持续下去。这个时候，日后在中国炙手可热、呼风唤雨的李氏家族还没有壮大起来，此时的李氏家族，李由、李瞻还没长成，全靠李斯一个人在撑门面，自然远远不能和蒙氏相提并论。
对一般人来说，能够有幸成为蒙家的座上客，或者能够得到邀请到蒙家参加个派对什么的，就已经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值得狠狠地对人夸耀。而这回，一个老者的来临，竟然由蒙恬亲自为其牵马开道，蒙武、蒙嘉、蒙毅都到门口恭候迎接，这样隆重的礼数，在蒙家是少有先例的。尉缭十足的名士派头，应对自如，好像早已习惯了这种被人尊崇的待遇。
蒙家将尉缭奉为上宾，一门精英皆执弟子礼，向其求教兵法，尉缭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今天天气哈哈哈。
蒙嘉看不惯尉缭的做派，私底下抱怨道：“所谓客来三天，服侍主人。好个老朽之物，如此不识抬举。问而不答，留着又有何用？轰走得了。”
蒙恬反驳蒙嘉道：“敢问叔父，尉缭凭什么有问必答？”
虽然蒙恬年纪还小，蒙嘉却已经对自己的这个侄子颇为忌惮。早在蒙骜还在世的时候，就曾当着两个儿子的面，对蒙恬大加赞叹道：“汝二人不足道，日后光大我门者，必此小儿也。”从此，蒙恬在蒙氏家族中便占有特殊的地位，一直被当作蒙氏家族的接班人悉力栽培。他的意见，有时候连他父亲蒙武也不敢忽视。
面对蒙恬的反问，蒙嘉也是一愣。是啊，凭什么呀？尉缭这老头，不贪色，不好酒，不爱财，在物质方面几无要求，从来蒙府到现在，最多也就是蹭了他蒙氏几顿饭而已，谈不上欠他蒙氏什么。他又不像别人，有求于他蒙氏，凭什么必须对他蒙氏毕恭毕敬，言听计从？
蒙恬再道：“尉缭，天下名士也，非世俗凡人。纵大父复生，不能以威夺之，不能以势凌之。今欲求其学，当诚心正意，事之无倦，或能终得其诲，也未可知。”
蒙恬侍奉尉缭越发恭谨，又以老子为喻，请尉缭续写其书，以传后世。
当年老子西游，欲遁世灭迹，为关令尹喜强留。关令尹喜知道，老子这一去，将不复见于人间，如不能对其智慧进行抢救性挖掘，将是全人类、全天下的损失，乃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尉缭大笑道：“小子亦欲强我乎？老子隐可以。”说完便欲拂袖而去，蒙恬苦苦挽留，从此绝了再让尉缭开口或动笔的心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