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1992年，刘易斯第一次亲自来到童年圣地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作为《新共和》的记者，他要报道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一次民主党大型集会。集会在周一，他决定周日先去踩点，顺便能悠闲地参观一下这个寄托了童年梦想的地方。他拿着记者证进入空荡荡的观众席，篮球场上只站着一个人，还能有谁呢，当然是比尔·布拉德利。五十岁的比尔·布拉德利，西装革履的比尔·布拉德利，庄重节制的比尔·布拉德利。当年的尼克斯明星现在已是民主党的参议员，他也提前一天来到麦迪逊广场花园，为明天他要做的演讲进行排练。
比尔·布拉德利走上演讲台，他的头转向左侧，向空荡荡的观众席致意，转向右侧，向空荡荡的观众席微笑。他亲切地背诵着他的演讲稿，“让美利坚再次成为美利坚”“让我们成为父辈的梦想”。他调整姿势，改变语速，教练席上只有一个人，不是他政界的同事，而是尼克斯队的前队友，在时不时给一些建议：“这句话有点飘。”“这个动作不行。”布拉德利的身后，篮球场墙上悬挂着他传奇性的24号球衣，和巨大的球衣相比，这个囚禁在西服中的男子显得渺小。
十分钟后演讲结束，观众席上唯一的观众刘易斯鼓了掌。布拉德利没有听见，他走下演讲台，休息一会儿，再次走上来，重新背诵演讲词。这反复重演的演讲练习让刘易斯突然回忆起了他十一岁读过的一本关于布拉德利四年大学球员生涯的书：《你在哪里的感觉》（A Sense of Where You Are）。开篇提到这样一件精彩的轶事：暑假，布拉德利来到一个新球场练习，作者约翰·麦克菲跟着他一起去。布拉德利站在十四英尺外开始投篮，连投六个都弹在篮筐上。他盯着篮筐，表情困惑，在思考着什么。然后他弹跳起身再投了一个，进球。接下去的五个，全中。于是，布拉德利转过头，自信地对身边的麦克菲说：“你知道吗？这个篮筐比标准篮筐低了大概一英寸半（合3.8厘米）。”几周之后，麦克菲再次来到球场，带着尺、胶带、梯子。他测量出这个篮筐高度九英尺十又八分之七英寸，即比标准十英尺篮筐（合3.05米）低了一又八分之一英寸（合2.9厘米）。
布拉德利天生是个打篮球的料，身高一米九五，跑得快，视野广。在整个球员生涯中，他不止一次被赞为“天才球员”。可布拉德利坚持认为世上没有天才，只有努力。只要努力，谁都能成为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他大学时代的名言是：“你不训练的时候，某人正在某处训练。当你碰到他，他会赢你。”他每天训练四小时，周末加量到一整天。不在篮球场的时候，他的身上带着十磅重的铅，和椅子做对抗练习。正是这样刻苦的训练，让他能在投了六个球后就奇迹似的估算出“篮筐低了一英寸半”。
1972年，十一岁的刘易斯揣起《你在哪里的感觉》时压根儿不知道作者约翰·麦克菲是谁，不知道这本书让麦克菲得了普利策奖，也成了布拉德利巨星之路的开端。而1992年，成年的刘易斯没有成为像布拉德利那样的著名球员，却成了像麦克菲那样的著名纪实作家。他甚至在几次访谈中公开说，他的目标是写出麦克菲式的纪实作品。
什么是“麦克菲式的纪实作品”？这位美国纪实文学的革命人物开创了“创意纪实”的概念，刘易斯用自己的话来诠释：“如果你足够关心这世界，世界将展示给你那些文学性的瞬间。在那个瞬间，一个故事可以呈现所有道理。”刘易斯看着我，他的表情不再是个追求刺激的冒险家，而是沉思中的作者。
这是个文学性的瞬间：1992年8月的第一个周日，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里，看台上只有刘易斯一个观众，球场上只有布拉德利一个表演者，偶像在给昔日的粉丝表演一项自己不擅长的技艺。1992年的这个瞬间又和二十年前的另一个瞬间重叠在一起，十一岁的刘易斯读到，训练狂人布拉德利在投了六个球之后，相差无几地估摸出篮筐低了一英寸半。当年的布拉德利给十一岁的小读者展现了一个神迹：只要足够努力，一定能成功。而现在，成年的刘易斯坐在空荡荡的看台上，眼睛里既有一个孩子的崇敬之情又有一个作家的锐利。二十年过去了，他的偶像仍然秉持着勤奋至上的原则，可是，这一回，偶像没有展示神迹：不同于越练越好的篮球，演讲效果很有可能是越练越糟。每练习一遍，布拉德利的语气更空虚，笑容更做作，手势更生硬。
第二天，在民主党集会上，布拉德利是所有演讲人中效果最糟糕的一个，他像一架“糊着人皮面具的录音机”。
八年后，2000年，布拉德利参选民主党总统提名，惨败于阿尔·戈尔。同年，戈尔惜败于共和党的候选人小布什。
布拉德利的人生故事给了我一个复杂的答案。他辉煌的篮球生涯似乎验证了天道酬勤，可失败的政治生涯又仿佛在强调天赋和运气的不可或缺。那么，难道我们又要得出“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这样陈词滥调的结论吗？这样的结论更像是什么都没说，因为，对于一个还离成功很遥远的年轻人，他如何确信自己有三分天赋运气，又如何确信自己的努力已经超过了七分？这两点实在太难回答了。那么，如果不能未卜先知今后的成败，我们何以说服自己不是资质平平、而且不会白费力气呢？
四
可是刘易斯说，有人曾经未卜先知地预言过他未来的飞黄腾达。
那是在一个普通的大三夜晚，在普林斯顿大学布莱尔寝室楼的大钟下面，这间普通的大学寝室，离那场福星高照的英国王太后的宴席还遥遥无期，刘易斯和几个朋友正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聊天。百无聊赖中这几个大男孩开始闲扯“我们几个人中谁以后会最有名”。在一番醉醺醺的最没有逻辑的充满了冷笑话的讨论后，朋友们一致决定：“今后最出名的一定是迈克尔。”“我？可是我家里没钱！”刘易斯出生在新奥尔良的小康之家，和在座的几个东部上流社会子弟比起来，这样的家世简直是赤贫。
“不过你对人很好。”“可是我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他几个月前刚决定学艺术史专业，纯粹是在一堆他了解甚少的学科中随便选了一个。
“不过你对什么都很好奇。”这场夜谈或许纯属玩笑，或许比玩笑更多一点点。这些年轻人推选出来的“明日之星”，或许只是瞎猜，或许出于最精确的直觉。他们二十岁左右，没多少阅历，嬉皮笑脸，酩酊大醉——不过，要知道，很多人回忆起自己醉生梦死的青春岁月，总觉得那时候的自己不但最快乐，也最聪明，最清醒。
那么，“对人很好”和“对什么都很好奇”，这两个看似实在太平庸的优点真的能让人飞黄腾达吗？
我又想起了他的话，“如果你足够关心这世界，世界将展现给你那些文学性的瞬间。在那个瞬间，一个故事可以呈现所有道理。”一个纪实作家如何得到这些珍贵的文学性瞬间？
只有依靠无限的善意和好奇，以走进他人的生活。也就是，“对人很好”“对什么都很好奇”。
刘易斯写棒球选秀，于是坐在奥克兰运动家队的比利·比恩的办公室里一坐三个月，每天看着比利·比恩盯着电脑屏幕查球员数据。刘易斯写橄榄球，他陪着巴尔的摩乌鸦队的侧峰迈克尔·奥赫吃了几十顿热狗汉堡包，奥赫不和他讲橄榄球，反而讲了一大通颠沛流离的童年经历，于是《弱点》这本书不但是关于橄榄球进攻策略的改变，还是关于彻底改变了奥赫命运的无私的寄养家庭。刘易斯写美国总统制度，于是他陪奥巴马打篮球——不，不仅仅是这样光鲜的差事，他还做其他事：早上5点出现在奥巴马家门口，和他一起走向办公室，总统一到办公室就关上大门，刘易斯总被拦在门外；晚上12点和奥巴马一起回家，在短短的十几分钟里听他抱怨那永远端不平的一碗水，而后女儿们开门迎接爸爸，刘易斯朝她们道晚安，一个人走回旅馆；他和奥巴马同乘一架飞机旅行，疲惫的总统从头睡到尾，一言不发。在这些刘易斯拼命争取到的零碎时间里，奥巴马讲不了几句话，刘易斯却一点不着急。他好性子地守候着，等待平庸的日常生活终于萃取出一股更明亮的精华。直到他看出闪光的那一刻，他起身，点火，摇晃，蒸发，捧着他想要的晶体。
在一次凌晨陪伴奥巴马回家的路上，总统终于开口对他说：他为什么选择向利比亚出兵。当时奥巴马只有四十八小时做决定，不出兵，卡扎菲将要开始屠杀平民，可是他庞大的智囊团出于政治博弈的考虑坚决反对出兵。奥巴马最后选择了出兵，为此他不得不在其他的几个重要事务的决策上向共和党让步。向利比亚出兵后，美国舆论褒贬不一，可是直到那个奥巴马主动开口的凌晨，没有人问过总统：你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你现在后悔吗？你以后会怎么做？人们总说，“总统奥巴马”，仿佛这个人等同于这个制度。没有人曾像刘易斯那样，想通过这闪光的一刻来解释，奥巴马这个活生生的人是如何不断和那个与他形影相随的总统制度抗争、妥协、谈判的。
为了这个凌晨——这个“文学性的瞬间”，刘易斯已经从旧金山往返华盛顿近十次。这一切努力还不是为了一本书，只是一篇《名利场》杂志的长稿件。
“有没有人拒绝过你的采访？”
他说，索罗斯拒绝过。
“还有谁呢？”
没有了，没有其他人拒绝过。他从广大的海面开始搜索，直到精确地定位到他想要的那一颗珍珠。这颗珍珠是如此特别，以至于当他找到珍珠的主人，那个人会感到一股惊喜，而非冒犯。高山流水，知音难觅。
“我当然要进入他的生活。可是我不能直接告诉他，吓跑了他。我要悄悄地，悄悄地接近。”于是，他和采访对象喝咖啡，参加他的工作聚会，用晚餐，泡酒吧——直到有一天，他们熟稔得像最好的朋友，采访对象主动请他到家里做客。到那一天，他就知道采访对象已经把心交给了他，于是他开始着手写作——可是，他提醒自己，他一定不能把那个很熟稔的采访对象真的当作朋友——他不能太同情自己的人物，以至于忘了挑剔他。他不能太赞美他的人物，以至于忘了批评他。他不能仅仅盯着那个人，而忘了他所身处的这一整个世界，一整个历史。就像所有真正的作家一样，终究他独自一人，面对着孤独，开始写作。
当年他的朋友们说，他待人很好。直到三十年后声名大噪，他依然待人很好，简直好过了头。
2010年他反思美国次贷危机的新书《大空头》刚出版，我正在纽约的一家大投行做自己一点也不喜欢的销售交易部实习生。那个夏天，整条华尔街都在读《大空头》，我工作的投行CEO更是在所有实习生面前称赞这是反思次贷危机最好的书。于是我也在读这本书，并注意到结尾的鸣谢部分，在一长串有头有脸的姓名中，刘易斯古怪地感谢了一位二十四岁的哈佛大学本科毕业生A.K.Barnett-Hart，说她所写的关于债务担保证券（CDO，这种金融衍生品加剧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的毕业论文比华尔街上所有的研究报告都好得多。我在谷歌里输入巴尼特·哈特（A.K.Barnett-Hart）这个罕见的名字，弹出一张生机勃勃的脸，一双正在拉小提琴的美丽的手。这个曾经师从世界顶级小提琴家伊扎克·帕尔曼的音乐女孩，在毕业论文中把华尔街批驳得一无是处后，就本科毕业去大投行摩根士丹利工作了。那之后我常常想起这个女孩，想到她拉惯小提琴的手正在加班敲击投行的键盘——于是，两年过去了，在和刘易斯访谈的最后，我忍不住问他：“你还和那位叫A.K.的小姑娘联系吗？”
“呵，你居然知道A.K.。A.K.啊，她刚刚换了工作。”刘易斯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给这个仅仅因为读毕业论文才认识的女孩介绍过三份工作。第一份是在彭博新闻开一个属于自己的金融评论节目，A.K.不感兴趣。第二份是参加在华盛顿的评估金融危机的专家小组，成员多为资深经济学家，A.K.不感兴趣。刘易斯毫不介意她的挑拣，继续介绍第三份工作，是和另一个刘易斯在《大空头》中的采访对象合办一个对冲基金，这就是A.K.的新工作：管理自己的对冲基金。恐怕这位二十六岁的姑娘也能在几十年后讲出这样的话：“我的成功全是因为运气好到家啦。”
当年他的朋友们说，他对什么都很好奇。直到三十年后，他还保持着最好奇的眼睛。
“你看过蒂姆·波顿的《大鱼》吗？”这是他送我出别墅大门时讲的最后一个故事，“电影里面有一个父亲，他总告诉儿子他见识过巨人、侏儒、女巫、狼人，和他们上天入地一起历险，当然啦，儿子把这些都当成骗人的童话。直到父亲的葬礼上，这些怪异的朋友居然悉数出席……我想说的是——我这几十年见过多少顶古怪的人啊！听过多少顶古怪的真事！他们比巨人、侏儒、女巫、狼人还要古怪得多，总有一天我儿子会以为我讲的都是骗人的童话（他漂亮得不像话的小儿子此刻蹦到他身上撒娇）。于是只有到我死的那一天，我才能证明我的诚实，因为在我的葬礼上，那些怪人会悉数出席，就为了让我儿子相信这些我夸耀的历险，我真的都经历过。”
我不得不注意到，提到“葬礼”一词，他像一个最好奇的历险家那样，显得多么兴高采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