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花开山岗上，
北国的春天，
啊，北国春天已经来临。
——井出博：《北国之春》，1978年
1978年3月18日，某军用飞机制造厂33岁的技术员任正非到达了人民大会堂，跟随着6000人的汹涌人潮，他在后排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座位，然后落座，摊开面前早已摆好的会议流程，开始聆听来自主席台上的讲话。
在参加大会的6000人里，年龄在35岁以下的仅仅有150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任正非能够有此资格，实在是一桩了不起的殊荣，而让他得到这份殊荣的原因，则来自于他刚刚获得的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
不过，此刻的任正非并没有多少心思来享受这份殊荣，文革中被打倒的父亲能否平反、以及他本人能否如愿入党的问题，都正在困扰着他，然而，这种惆怅的情绪却在突然之间被来自主席台的讲话打断了。
在他的回忆里，那是第一次听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自打文革开始，报纸广播一张嘴就全是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地位实在是不值一提，而现在如果说科学技术第一，那知识分子也就是第一，这实在是让人吃惊不小。
从历史资料上来看，日后创办了风生云起的华为集团的任正非，在记忆上并没有出现什么差错。因为那一次的科学大会，乃是邓小平担任政协主席、真正主导中国命运之后主持的第一个大会，在会议上专门阐述了科技与发展的关系，著名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以及那篇富有革命浪漫色彩、入选了中学课本的《科学的春天》，都是在那次大会上出现的。
除此之外，国家领导人还承认，中国在许多领域都落后世界水平至少15年，为此还专门提出了一个气魄雄浑的发展规划，将108个项目作为全国科研重点攻关项目，目的是“到本世纪末赶超世界水平”。
事实证明，这一目标实在是带有太大的浪漫色彩而显得不那么切实，因此也就没可能完全实现，不过，有没有实现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当时它确实让所有与会者，甚至是全中国的精神都为之抖擞，更有那么一批人，感觉似乎要从那种混沌、无序、浑噩中挣脱出去，切入到另一条看上去前景广阔的新轨道中来。
对于现代中国来说，1978年的重要性，恐怕要远远凌驾于其他年份之上。在此之前，中国的封闭自守程度，甚至超越了过去的任何一个朝代。像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却和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
不唯如此，即便就内部而言，这辆在计划轨道上运行已久的经济列车，也显示出一种暮气沉沉的疲态来——从1958年到1978年的二十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只有区区4元，农民比这更少，只有2.6元，物资供应的状况，在许多地方已经不能用紧缺来形容，这还仅仅是一种宏观的描述，实际上，任何一个从那个时代度过的读者，都会对这种现状感触颇深。
在经历了一些观察之后，许多外国评论家都对中国当时的状况感到悲观，多年积贫、混乱后濒临崩溃的社会经济，打倒“四人帮”后的一年里，仍然不见变化的政治空气，以及落后而残破的工厂、矿山，这些因素与事实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让人灰心丧气的环境。
在日本评论家山川晓夫的观察中，他发现武汉钢铁厂在经历了文革之后，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篇沼泽地，前往参观的日本技术人员，甚至不得不穿上高腰胶靴，才能勉强在泥泞中行走，这个事实让山川感到震惊，因为在同时期的日本，钢铁厂全部实现了公园式建筑，并且已经在使用电子计算机管理。
类似的事实也被《读卖新闻》驻香港记者松永二日注意到，在6月份，他应邀参观了上海的一家集成电路工厂，在回来之后他写道：“日本的集成电路工厂干净整洁、一尘不染。相比之下，上海这家工厂简直是马路工厂。工厂方面声称，产品一多半不合格，卖不出去。”
在山川晓夫的估计中，这一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几乎只相当于日本1877年到1887年这十年的水平，从一些经济数据的对比中，他甚至得出了“中国从1966年到1978年，人民生活丝毫没有改善”的结论。而此时的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二十分之一，美国的三十分之一，在最后，山川晓夫评论道：“中国的经济已经处在崩溃边缘，文革开始后的十几年里，留给中国的只是一片空白。”
说起来，这种不抱希望的评论，倒未必是发达国家的评论员们故意为之，也不是受意识形态所驱，不自知地戴上了有色眼镜，在那个时代的许多国人眼中，希望的确是像黑夜中的萤火一样，有那么若隐若现的一点点，但更多的，还是漫长而无边无际的黑暗。
后来创立了麦科特集团的王铭利回忆说，“那几乎是一个空前的大泥潭，而且大家都站在里面，既前进不得，又要忍受那种沉闷，刚乱哄哄地度过十年，从心底来说，其实本来毫无希望可言，却又总是想着，未来是不是会好一些？”带着这种对未来的茫然与不可测，王铭利成为了一名援藏干部，在那里一呆6年，然后便回到内地，随即转身南下深圳，几年后，麦科特集团的摩托车，一度占据了中国轻型摩托车市场的半壁江山。
在同一年的四川成都，当时正在师范专科学校读书的刘永行，在宿舍的一次“卧谈会”里和同学也谈到了未来，这个未来的标准，则被这一帮年轻人设定在了2000年。
在各自畅想憧憬了一番之后，有一位同学说道：“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可能会涨到200块吧？”这个时候，一向少言寡语的刘永行却突然说了一句：“我觉得应该会到2000块。”此言一出，所有的同学都把它当成了一句笑谈，要知道的是，当时一个刚进工厂的学徒工，一个月只有18块钱的工资，即便是他们这样的大学生，毕业后的工资也只有40块，如果说翻五倍到200块尚且可以憧憬，那么把刘永行的“2000”当成笑话，实在是情理当中的事情。
事情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在这些大学生们所设想的未来——200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达到了6208元。达到了他们所希望的2.5倍，当然，更奇妙的是，根据2000年福布斯富豪排行榜的统计，这一年刘永行及其弟刘永好所拥有的个人财富，达到了86亿元人民币。
未来是什么样子呢？在197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里，这个问题属于全体中国人，而悲观的情绪，却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传播。
在1978年新年前夕，路透社的一位记者在文章里这样写道：
“对于世界经济来说，这是令人焦急的一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出现人们所期盼的恢复。大部分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仍然很高，这使得商店物价上涨，造成了不安全的气氛，使人对未来丧失信心。人们无不担心，世界可能会回到停滞状态中，还会有更多的人失业……”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满目灰暗、充耳悲戚的环境里，中国却开始静悄悄地酝酿着一场变化，它始于这一年的元旦。
按照一般的传统，党政军几大报刊在元旦或春节时，总是会出于宣传需要，刊登一首诗词，而且一般会选择“庆春泽”、“东风第一枝”、“春风袅娜”这类不常用的词牌，原因则纯粹是因为词牌名字的贴切。但是，在1978年的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及《解放军报》却一改形式，共同发表了社论《光明的中国》。
在这篇题目寓意很明显的社论里，秉承着那个时代一贯的政治腔调，然而却在结尾处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
“一九七七年，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我们的一些朋友和同志，也包括我们的敌人，都密切地注视着中国，在失去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失去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之后，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中国会向何处去？“
很明显，在一向被视为政治风向标的三大报刊中出现这样的社论，如非有高层授意，实在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对于决策层来说，”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既来自外部的质询，也同样来自内心的试探。
有趣的是，当这篇《光明的中国》以铺天盖地之势，向全世界发出”中国向何处去“的声音时，两个曾经发出过同样呐喊声的人，却依旧要为此在监狱里度日。
在湖南长沙，31岁的杨曦光已经坐了整整十年监狱，从1968年2月开始，他就开始承受这场囹圄之灾，原因就是他在当年写出了一篇洋洋万言的《中国往何处去》，言辞之间不乏对国家命运的忧虑，然而却被当时的”文革“领导人康生先后三次点名，最终获刑十年。出狱之后，改名为”杨小凯“的他考取了社科院研究生，却因为政治审查始终不能过关，迟迟无法入学，在他的四处奔走之下，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胡耀邦对他的冤案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他才得以在政治上”恢复清白“，却仍然厄运连连，甚至无法获得一份正式的工作，直至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为博士生，后来，此人成为了当代最富于现实批判精神的经济学家，两次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值得玩味的是，他终身再未踏上中国的土地。
比起杨小凯，另外一个写了《中国往何处去》的人，命运则显得更为波折，他就是来自四川万县的牟其中，一个县玻璃厂的普通烧炉工人，在1971年，已界而立之年的牟其中响应时代号召，在老家成立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两年之后，他又把这一小组升级为”马列主义“研究会。
在1974年，因为在他的《中国往何处去》中批判”文革“，提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系“，同样获罪入狱，被冠以当时最严重的罪名”现行犯革命“，甚至被”内定“为死刑，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发文进行全省范围的大批判。只是因为案子一拖再拖，才终究幸免于难。
值得玩味的是，牟其中在出狱后，并没有选择像杨小凯一样，走一条专业学术的道路，而是向人借了300块钱转投商海，成立了一个小小的”贸易信托服务部“，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他曾经极度辉煌，一度成为”中国首富“，也曾二次入监，被描述成”中国首骗“的形象，最终在1999年第三次被关进监狱。
光明究竟来自何方，在今天看来，这似乎根本不是个问题，它或许来自十年浩劫过后的喜悦，或者来自对未来的期盼，或许干脆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但是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下，决策层中能够提出如此试探性的问题，能够发出如此声音，对于亿万还生活在茫然之中的中国人来说，的确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举动。
在这一年，尽管执行极左政治路线的”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两年之久，但从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层向下，却依然存在着僵化强大的体制，以及刻板的理论体系，譬如”两个凡是“的政治主张，就依然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领域里，实行最具意识形态化的管制，延续着过去的统治力。
如果说《光明的中国》这篇社论的出现，仅仅代表了中共决策层一种”投石问路“的心态时，那么，接下来发生的变化，则正代表了”问路“之后所跨出的第一步。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在经济领域所发生的变革，竟然是从意识形态领域首先发端的，这种”先政后经“的变化模式，在此后几乎成为一种中国式的惯例，贯穿于我们三十年来的整段商业史中。而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场足以载入史册、轰轰烈烈的惊天变化，其源头竟开始于一封普通的来信。
在《光明的中国》发表后的第十四天，1978年1月14日，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收到了一封信，写信的人则是《光明日报》的编辑。在半年之前，胡福明曾经利用在医院陪床的空暇时间，趴在长椅上撰写了一篇八千字的文章，随后投寄给该报哲学版，却如同石沉大海，迟迟没有收到回复。
在胡福明后来的回忆里：当时的来信中还附上了一份清样，正是他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清样，信里的大概意思，则是希望胡福明能够按照建议修改文章，把道理讲的再清楚一些、完整一些，不要让人产生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感觉。从那之后，稿子就来来往往好几个来回，反复修改、反复推敲。到了后来，来信的要求又变化了，调子变得更高，让他写得更鲜明一点，要更有针对性、要更有批判力……
在这样你来我往了4个月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继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等媒体纷纷全文转载。在这片文章的结尾。作者斩钉截铁地得出结论：“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文章一经发表，当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当时政治气氛最为沉闷窒息的东北和上海等地，有人甚至给它扣上了“荒谬”、“砍旗”、“违反中央精神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一时之间，讨伐之声隆隆四起。
时隔三十年后，胡福明对于那段日子仍旧印象深刻：当时斥责者有之，赞其“东风第一枝”、“摧毁四人帮反动思想体系的重磅炸弹”者亦有之，众说纷纭，争论四起。在他看到报纸上批评的消息之后，回家对妻子说：“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我准备要坐牢。”妻子回答道：“我要么陪你一起坐牢，要么天天送饭到你出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