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人将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之大，的确是世界无比。它是一种‘长期抗战’的力，有弹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韧性，不达目的不止的力。”
夏衍：《野草》
与在政治运动中坎坷起伏的父辈相比，刘氏兄妹有幸在青壮年时期遇到了一个好的时代。自从1978年中国步入改革开放后，他们的命运也如其名字（“永言、永行、永美、永好、永化”）所寓意的那样，“言必行，行必美，美必好，好必发生质的变化”。一切，从1982年春节那次偶然触发的创业行动开始……“到了2000年，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
1978年，正在成都师范专科学校读书的刘永行，在宿舍的一次“夜谈会”中和同学们谈到了未来。
有一位同学憧憬道：“那时我们的工资可能会涨到200元吧？”此时，一向沉默寡言的刘永行却突发惊人之语：“我觉得应该会到2000元。”
所有同学都哈哈大笑起来要知道，当时一个刚进工厂的学徒工资才18块钱，即使像他们这样的大学生毕业后，工资也只有40块钱。工资能翻5倍已经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了，而刘永行竟然幻想着要翻50倍！
但有时，梦想有多离奇，未来就有多广阔！
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6208元，是当时刘永行同学们憧憬中2400元年收入的2.6倍；而幻想2000年年收入达到24000元的刘永行呢？
据《2000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显示，这一年刘家兄弟拥有的个人财富为83亿元人民币……这一切离奇的变幻，都源自于那一个适合憧憬和美梦的年份1978年！就在这一年的元旦，中国的两报一刊向全世界播发了一篇具有预言性的社论：《光明的中国》。
当年中国头等重要的大事，莫过于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战略方针。
这次会议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做出了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标志着中国从阶级斗争的歧路又回归到经济建设的康庄大道上。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如此评论：从发挥历史转折点的作用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遵义会议的意义是相同的。而在当年日本《读卖新闻》的一篇文章中，称中国正在进行“第二次长征”。
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11月10日，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正是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一个主张：先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美国学者库恩后来评论说：“那是我读过的中国领导人最有实质内容的讲话，其中第五点是政府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很激进。”
“贫穷决不是社会主义。”作为第二代中国领导人核心的邓小平，在多个场合表明了类似的观点。邓小平的讲话，打破了长期以来平均主义泛滥所造成的效率低下和普通贫穷的状态，激发了国民创造财富的欲望，给国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同时也为日后私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政策环境。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到一个月的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约见了荣毅仁等五位老一辈的工商界代表，进行了一次后来被称为“五老火锅宴”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提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鼓励他们“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这年年底，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对原工商业界者落实了政策，并发还了文革期间冻结的私营企业主的定息。据统计，全国共发还定息24亿元，这对当时举步维艰的国家财政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但这也足以反应中央对恢复经济发展的决心之大。
10年文革让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而在当时，城乡沉淀了大量过剩劳动力，又给紧绷的经济压上了一块巨石。水满为患！为形势所迫，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发展城市个体经济。
春风又让百草生！就在1979年的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迅速达到10万户左右。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广东潮汕地区及珠江三角洲一带，民间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纺织、小冶炼、小加工，像野草一般满世界疯长。
1980年，中国正在热播一部外国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而在中国大陆，也正崛起一支现实版的“敢死队”在江苏华西村，吴仁宝带领农民办起了小五金厂；在天津大邱庄，禹作敏搞起了冷轧带钢厂；在浙江萧山，鲁冠球创办了万向节厂；在安徽芜湖，年广久卖起了“傻子瓜子”；在广东顺德，梁庆德开始走街穿巷收购鸡毛；在浙江温州，15岁的王振滔便做起了卖米的小生意；在四川成都，刘永行挑着几筐小鸡在大街小巷上叫卖……“没有一个人将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之大，的确是世界无比。这种力，是一般人看不见的生命力，只要生命存在，这种力就要显现。上面的石块，丝毫不足以阻挡，因为它是一种‘长期抗战’的力，有弹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韧性，不达目的不止的力。”
著名作家夏衍的散文名篇《野草》，无疑是诠释中国私营经济在贫瘠荒芜的土地上绝处逢生、坚韧生长的最佳读本。
七天赚到十个月工资
一只鹅带来的转变
“即或整个中国实现了现代化，究竟谁能买得起十亿人生产的那么多的产品呢？”1980年夏天，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访问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后，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这一年，邓小平亲自盛情邀请的一位日本企业家也来到了中国。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里，他给中国的领导人们讲起了自己的经营哲学，比如“要振奋产业报国的精神”、“要有高度的公司使命感，互相帮助”等。
这位日本企业家叫松下幸之助，在日本有“经营之神”的美誉。
而对当时尚在成都师范专科学校读书的刘永行来说，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的担忧无疑是杞人忧天！那年春节前夕，最让他头痛的难题是：家里只剩下了2块多钱，究竟是拿这钱用来开学之后给自己交学费，还是给儿子过年买肉吃？
刘永行的儿子刘相宇当时已经4岁了，因为眼馋邻居家过年都有肉吃，便也嚷嚷着要吃肉。刘永行犹豫再三，最后决定先拿这2元钱到市场上去买一只鹅，让儿子美美地过完年再说。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小孩子爱玩的天性被这只可爱的嘎鹅激发了，刘相宇兴高采烈地抱着它跑到屋外的池塘边玩耍。一时兴起，他松掉了捆着鹅腿的绳子，想一睹它“白毛浮绿水”的风采，谁知道转眼之间，这只鹅便“红掌拔清波”而去了。
到了嘴边的肉竟然飞了！顾不上诗情画意的刘永行夫妻，心急如焚地赶忙四处去寻找那只丢失的鹅。但奇怪的是，他们找遍了整个县城也不见它的踪影。这只鹅，就这样驮着儿子过年吃肉的梦想羽化而去，让刘永行心痛不已。
1980年的中国最流行的是一首《妹妹找哥泪花流》的歌曲，而在那个下午，刘永行的沮丧心情完全可以谱写成一首《哥哥找鹅泪花流》。
望着哭闹的小家伙，心痛心酸的刘永行只得把心一横从大年初一到初七，别人都在热热闹闹地窜门访亲时，他却哪儿也不去，而是利用自己会修理电视、收音机的本事，在县城幼儿园门口的墙边摆了一个专门修理家电的摊位，并用白纸写了一幅大广告“修理无线电，又快又好”。
在中国问题专家约翰·罗德里克的眼里，198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令人兴奋的时代之一”。农民有了自留地，城市职工也开始涨工资并有了奖金，随着收入的提高，人民压抑已久的对物质生活水平的需求一下子迸发出来。
这一年，全国城乡市场商品销售激增，无论是农副产品还是家电产品的销量都在急剧提升，光电视机的销量，1980年上半年就比1979年上半年增加了1.8倍。尤其是广大的农村焕发勃勃生机，在县以下的消费品市场零售额的增长甚至超过了城市。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姚依林在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整个经济活起来了。”
对死板的和无效的计划经济的放宽，在整个社会的最细微处体现出来的，是全国大大小小城镇上市容的变化。这些地方开始出现自由市场、流动摊贩及少量的货摊，比如磨刀匠、鞋匠、茶摊、饮食摊、家电修理摊等。1980年是个体户大量涌现的一年，刘永行因为丢了一只鹅，也被迫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也许是春节期间可供选择的对象太少，财神爷只好找到了孤注一掷的刘永行，让他发了一笔多达300元的横财。这让刘永行有点目瞪口呆在短短的7天时间里，竟然赚到了相当于他当时10个月的工资！这不但解决了儿子过年吃肉的问题，也解决了他自己明年学费的问题，甚至还解决了全家人一年的生活费。
但让刘永行更意想不到的是，这300元虽然安慰好了嘴馋的儿子，却吊起了另外四个人的胃口那就是大哥刘永言、三弟陈育新、四弟刘永好和自己。大家觉得，既然财神爷如此平易近人，何不索性再和他多走动走动！
其实早在此之前的1978年，老大刘永言就进行过一次市场试水活动。当年，他成功研制出了《BCD数控编程软件》，软件在成都电机厂的试验成功，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
难得可贵的是，刘永言不仅仅是一个科技研究人员，更敢于迈出家门做一个技术推广者。为了把软件推向市场，刘永言咬咬牙扛上他自己研制的设备踏上了到全国各地推销软件之旅。
“你们在生产中有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吗？”刘永言上门去的第一句话，并不是向对方推销他的软件如何好，还是先问对方有什么难题。作为一个实用型科学发明家，一般电子机械厂里常遇到的难题对他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手到擒来的事，他借此建立了和诸多厂家的良好信任关系。
先推销自己，再推销产品！刘永言聪明地打开了推销自研软件的大门。时至今日，刘永言的软件仍在很多电机厂使用，国防大学甚至把它引入了教材。
这次脑力加体力的完美结合，让刘永言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也为以后希望集团的创业与发展定下了科技兴业、智赢天下的基调。
未能实现的科技创业
20世纪80年代初，当商机再现时，四兄弟自然首先想到的是依靠科技创业，办一家电子工厂。
这个想法在刘家当时的资源排列组合中，绝对是一个最优配置老大刘永言和老四刘永好学的都是计算机和机械，老二刘永行已经搞了8年的无线电维修，老三陈育新也干过电子仪表装配之类的活。
四兄弟都崇拜大发明家爱迪生，既然他创办的公司叫GE，那自己的工厂就叫“新异”好了。
在办电子厂之前，刘永好兄弟决定先做一个音响样品。当时他们分了工：老大刘永言和老四刘永好负责电子元件，刘永行和陈育新负责音箱的木结构和包布。在查阅了大量有关资料并经过反复试验后，兄弟四人最后拿出了样品。为了测试音箱的效果，他们还把这件样品抬到了新津县的百货大楼里（全县城只有那里有音箱卖），和其他的音箱摆在一起播放同样的音乐，想不到竟然招来不少想购买的顾客。
音箱通过了市场的测试取得成功后，紧接着是要找合作者。兄弟几个拿着音响到乡下想和生产队合作，提出由刘家出技术和管理，生产队出钱，一起合作生产。但没有想到的是，此事上报到公社之后，公社书记一句“集体企业不能跟私人合作，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此事胎死腹中。
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刘永好仍感到有些痛心：“我们失去了一次机会，我们的音响只能成为学校校办工厂的一个产品。后来，这个产品为学校创造了一定的价值，居然还被评为省级科技成果。如果当时我们做音响的话，现在我们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电器大王，说不准的。”
在当时，国家的政策还只是鼓励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却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私人可以投资办厂。直到几年之后的1987年1月，中央才做出《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决定，第一次提出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当时行走在灰色边缘的先行者们如履薄冰、随时面临可能降临的灭顶之灾，当时的基层干部更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
于是，刘家四兄弟只得把投资办厂的想法收起来，准备先从做一个养殖专业户开始。
停薪留职开始创业
家族会议改变四兄弟命运
“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
1982年的春节文艺晚会上，当时年仅20岁的歌手彭丽媛演唱了一曲后来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
这首歌的词作者晓光，1981年去安徽小岗村深入生活，在那儿深切体会到改革开放给中国大地带来的新活力，于是仅用了半天时间就写出了这首充满激情和活力的歌词。这首歌深深感染着即将从四川农业大学毕业的陈育新，他当时就冒出了毕业后要回乡当农民搞养殖业的念头。
人如其名陈育新确实是一个不甘于现状、敢于冒险、敢于创新的人。即使在当农民的十几年时间里，他也在不断折腾着，尽自己最大的可能企图改变着平庸的命运：
他在冬天种青椒，成为市面上的抢手货；
他在墙上种红苕，比地里种的块头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