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科属性规定下的研究方法论前提
体育文化学的学科性质是人文科学，考虑到当前“体育学”的学科分类体系中有涵盖所有体育人文和社会学科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再加上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紧密联系，我们可以姑且把体育文化学归入体育人文社会学。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体育哲学从理论上是所有体育学科的指导学科，不在体育人文社会科学范围内。然而，从国内目前的学科管理角度看，体育哲学还是属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的范畴内，因此，体育文化学也应该归属于体育人文社会学。
值得注意的是，皮亚杰的重要著述《人文科学认识论》虽然名为“人文科学”，但其指称范围显然不局限于人文科学，书中多处论述不仅用历史学、语言学例证，而且使用经济学、社会学例证，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难以割裂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审视体育文化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提供了启示。由于体育文化学的人文学科属性明显，因此其研究方法更多地倾向于理解、解释和体验而不是证明、实证和说明。
皮亚杰认为：一般说来，实验科学是在推理科学很久之后建立的。实验落后于推理的原因至少有三个，这三个原因同样与人文科学的认识论有直接的关系，虽然人文科学的状况要复杂得多。
第一个原因是，精神的自然倾向（指精神发展的客观研究能观察到的那些自发的倾向）是对实在的直接和推理而不是实验。
第二个原因是，在实验领域里，直接给予物是非常复杂的，因而先决问题总是要在错综复杂中分解其因素。
第三个原因是，对经验的“释读”从来就不是简单的阅读，而是意味着对实在施加的一种行为。没有逻辑——数学的框架，就不可能达到实验的事实。
以上三个原因在人文科学领域内更是适用，甚至还大大地加强了。推理和思辩倾向在很长时间内压倒了实验的要求，对要素的分解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困难重重，要建立逻辑数学的、质的或或然的框架也远非易事（而且还远远不够）。如果说，实验物理学曾经落后于数学数世纪，那么人文科学对自己的缓慢形成也就无可惊奇的了【17】。
但是除了这些实验科学所共有的困难之外，人文科学还面临着多少是自身独有的认识论地位和方法论问题，对此必须加以详细的探讨。由于人文科学以从事无数活动的人作为研究对象，而同时又由人的认识活动来思考，所以人文科学处于既把人作为主体又把人作为客体这样一个特殊的地位，这自然会引起一系列既特殊又困难的问题【18】。比如体育教师在体育教学活动中贯穿人文关怀意识的亲身实践与研究就面临着主体和客体、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等多重关系的纠葛。
在列举了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后，皮亚杰指出：人文科学的情况要更加复杂得多，因为对自身或对他人进行实验或观察的主体一方面可能受到所观察对象的改变，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改变这些现象的展开甚至其性质的根源。正是由于这样一些情况，这一同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事实给人文科学制造了比自然科学更多的困难。而在自然科学中把主体和客体分离开已是相当普遍的问题了。换句话说，客观性所不可或缺的非中心化，在客体是由主体构成的情况下要更加困难得多【19】。
总之，以人为主体又是客体的各种人文科学，它们的认识论中心难题延伸成为这样一个难题，即这一客体本身又是一个具有语言和各种象征手段的有意识的主体，因此，客体及其非中心化的先决条件就更加困难并且常常受到限制【20】。
正是从与自然科学乃至与社会科学区分的意义上，我们认为，作为人文科学属性的体育文化学具有理解、解释、阐析等研究特质和使命，因此也必然与个体性、复杂性、特殊性等联系在一起。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中后期，西方自然科学哲学的学者也有人认为其实自然科学对研究对象的审视也不可能与研究者的主观意志、私人立场乃至操作习惯无关。至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这三门以研究普遍社会科学规律为特征的带有较强学科侵略性的学科也开始趋于整合，甚至“在社会科学（当然还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推理中暗含着种种预设前提，其中有很多事实上都体现了既无理论依据，又无经验依据的先验偏见或推理方法，对这些先验要素应加以阐明和分析，并代之以更为确当的前提。”【21】
文化学要力求摆脱传统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更深刻原因在于文化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马克斯·韦伯指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着两种基本的要素，这就是价值和意义”【22】。“在反对自然科学沙文主义和维护社会科学方法特殊性的同时，韦伯也坚持认为文化科学是一门客观的经验科学，反对那种认为社会科学家不得不使用直觉方法的观点”【23】，“在韦伯看来，文化科学的对象是有意义的文化事件或实在，文化科学的目的是认识这种实在的独特性质。他的方法论就是由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原则和手段的讨论构成的”【24】。
理解本身无法客观化，当然也就不可能提供任何客观的知识。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理解固然是一种主观的活动，是一种难以外化的内在状态，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是明显的事实，这就是说，我们确确实实有这样一种内在的活动。理解活动因此而具有双重的主观性：理解对象的主观性和自身活动的主观性【25】。
愈是目标合理的行动，因其最具一般性，最缺乏文化意义的独特性，因而也最可理解；而愈是渗透有多种价值情感和其他精神因素的属性，愈富文化意义，因而实际上就愈难得到清楚的理解。理解之所以重要，乃是为了了解精神活动赋予文化事件的意义，从而把握其特殊性【26】。
同时，“文化主义的影响已经贯穿到所有的学科，各种解释学方法重新夺回它们一度失去的阵地”【27】。
经验科学只能告诉人们事实怎么样，它可能怎么样，但决不教导人们应当怎么样，后者完全取决于人们自己依据于一定价值取向的选择。从存在无法上升到应当，因此关于实在的经验认识的科学必须拒绝承担价值判断的任务，从而保持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和中立性【28】。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体育文化学以理解、阐释、批判、反思等作为研究的方法论是必要的，这将是学科自身从纷繁复杂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关系中显示出自身独特性和优越性的必由之路，而这种研究的方法论又要求研究者没有必要追求早期社会科学所追求的普遍的恰切性、适用性或有效性。
二、文化研究的学术范式规定下的研究思路
罗钢和刘象愚在《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一文中指出：文化研究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思潮之一，有的学者甚至把它看作是后现代主义之后学术发展的主潮，但同时它又是一个最富于变化，最难以定位的知识领域，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为它划出一个清晰的学科界限，更没有人能为它提供一种确切的、普遍接受的定义【29】。
按照罗钢和刘象愚的总结，文化研究或文化学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甚至反学科的态度与研究方法。因此，文化学的研究遵循着一种与传统的研究全然不同的、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范式【30】。
金元浦也提出类似观点，他认为当代文化研究“是一种开放的，适应当代多元范式的时代要求并与之配伍的超学科、超学术、超理论的研究方式，是当代‘学科大联合’的一种积极的努力”【31】。
还有观点更加鲜明地指出“贯穿文化研究的整个历史的，一直是其实践性品格、政治学旨趣、批判性取向以及开放性特点”（实践性、政治性、批判性与开放性）【32】。
有学者从立足传统学科研究的角度认为：“现在有专门文学的、专门社会学或历史学的文化研究，正如存在着由理论偏见决定的不同研究方法一样。”【33】
理查德·约翰生强调：“文化研究就发展倾向来看必须是跨学科的（有时是反学科的），而历史学家的一切品质似乎有益于文化研究——如对运动、特殊性、复杂性和语境的关注。我仍然喜欢我在最佳的历史写作中发现的浓缩描写、复杂解释、主观甚至浪漫的形象再现的综合。我仍然感到大多数社会学描述单薄而显见，大多数文学话语聪颖但肤浅。另一方面，历史实践中根深蒂固的经验主义是个实实在在的累赘，常常阻碍了正常的文化解读。”【34】
正是从对于传统的历史、文学、哲学等的研究方法的思索中，文化学建构起自己的研究方法。
有学者从研究对象特点的角度指出：文化研究有三种主要模式：基于生产的研究，基于文本的研究和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研究。
与生产相关的研究意味着努力控制或改造最有力的文化生产手段，或抛出借以实现反霸权策略的可选择性措施。这些话语往往是针对制度改良或激进政党的。
基于文本的研究聚焦于文化产品的形式，通常关注各种可能的具有改革性的文化实践。它们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针对前卫实践者、批评家和教师的。这些方法尤其对于大学和学校的职业教育家们具有吸引力，因为适于激进实践的知识已经（并非没有问题地）被改造适于批评读者的知识。
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研究与再现政治紧密相关，这种再现政治维护从属的社会团体的生活方式，用隐含的智慧批判主导的公共形式【35】。
这三种文化研究的模式在体育文化研究中也不难找到实现的途径和土壤。
体育体制改革进程中各种体育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背后是一系列复杂的机制在支撑，如体育观赏文化的背后有商业运作、娱乐造神、广告赞助等多重生产手段在起作用，揭示其发生发展的背景和相互关系将有助于增进人们对于体育观赏文化的了解和理解。
如学校体育教育中快乐原则、健康原则、体质原则的指导思想下出现的各种体育教学活动的场景就是一个很好的体育文化研究文本。体育教育原则的深层争论与挣扎如何影响了活生生的体育教学活动，后者又如何映现着管理者和指导者心中的不同律令，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体育文化研究命题。
如社区体育场馆设施的投资与运营是一个整体化管理系统，该领域所关联的研究问题涉及到公共投资、体育权利、体育政策、社团管理等众多环节，是一个可以生发出体育文化学所追求的意义、价值、道德等范畴的研究领域。
尽管文化学研究继承了传统的历史学和文学等研究方法，也集中探讨一些比较稳定的研究主题，但是，文化研究并不打算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一切，相反，它试图利用一切必要而可用的思想和理论资源来解释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它的制度化形式和地点所决定的。文化研究主要描述并介入“文本”和“话语”（即文化实践）在人类日常生活和社会构成之内产生、插入和运作的方式，以复制、抗争乃至改造现存的权力结构。就是说，如果人们创造历史，但不能以创造自己为条件来创造历史，那么文化研究就要探究这一过程在文化实践之内并通过文化实践而进行的方式以及这些实践在特定历史构成之内的位置【36】。
这种研究思路对于探究体育领域的一系列文化问题或以文化学角度思索体育领域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比如中国当前的专业乃至职业运动队普遍坚持的“假日不放假”、“集中不分散”的管理模式就可以通过各种维度揭示出一些独特的文化原因；比如中国长期坚持的广播体操制度和当前中小学里课间操的倡导也可以从文化学的角度找到一些文化基因。
总之，吸收文化研究的注重个体阐释、背景分析、复杂解释等方法，借鉴文化研究擅长的性别、种族、认同、语境等范畴，是当前体育文化研究步入文化研究的正统领域并走出自身特色的明智选择。
三、研究者的现实条件规定下的研究使命
华勒斯坦等人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指出：尽管文化研究吸引了几乎所有学科的学者，但它主要流行于如下三个群体中间：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对他们来说，文化研究使对于当前的社会和政治舞台的关注具有了合法性；人类学家，对其中的某些人来说，新的强调重点提供了一个能够取代人种学的新领域，事实上，人种学已经丧失了它在人类学这门学科中的统率地位；被卷入与现代社会中“被遗忘”的人（即由于性别、种族、阶级等原因而被忽略的人）相关的各种新兴准学科的学者，对他们来说，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能够帮助他们阐明差异性的理论框架（一个“后现代”框架）。
其实，目前文化研究不是某一个学科研究者的专利，几乎所有领域（包括自然科学）的学者都有涉猎文化研究的，在这种研究者的现实状况下，目前的文化研究正在成为打破学科界限的一个标志。“正如自然科学家的新论点从根本上破除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个超级领域之间的组织分界，文化研究的鼓吹者所提出的种种论点也从根本上破除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个超级领域之间的组织分界。”【37】
当然，众多的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对于文化研究的热衷并不意味着主体研究取向的缺失，相反，这种研究者的背景状况恰恰体现了一种具有共同追求的鲜明取向。
在体育文化研究领域，这种取向从思想启蒙、意义反思、价值创造、道德批判四个维度、十六个字中体现出来。
（一）思想启蒙
“启蒙”是外来语的翻译。文化学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就是应该在文化转型中赋予原有文化以新的内容和形式，使其符合新的社会生活，而又不失其独特。欧洲的启蒙运动继承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精神，反对中世纪以神本主义为基础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其一个世纪之久的启蒙时代也经历了各种风刀霜剑。在中国，以启蒙为使命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了，但中国要现代化，思想启蒙仍是不能回避的文化使命。
对于体育领域来说，思想启蒙的任务繁重而艰巨。尚未彻底清除封建主义的糟粕、在构筑新型社会主义体育思想的过程中存在一些困惑是摆在我们目前的客观现实。在近代百年来国力衰微和军事失利的环境中以发展竞技体育作为补偿的功利心态迄今仍有不小的影响，它带来的将金牌等同于荣誉的竞技体育心态迫切需要扭转。在强国强种、体育救国等朴素思想的支配下发展起来的大众体育，目前仍然需要补充权利意识、个性发展等先进思想素材。我们不无担忧地看到：运动队将获取金牌视为自身惟一或最高目标的现象较为普遍地存在；至今仍有管理部门以“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激励体育教师。看看现任美国总统布什的两段有关大众健康的话，或许我们能够获得一些启示：“Better health is an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and it is an important national goal”（让自己更加健康是个人的责任，也是一个重要的国家目标）；“When America and Americans are healthier，our whole society benefits.And that's important to know.If you're interested in improving America，you can do so by taking care of your own body.”【38】（当美国和美国人更健康的时候，我们整个社会将获益，这是很重要的、必须要知道的。假如你对完善美国感兴趣，那就请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当今中国的体育文化研究要承担起思想启蒙的功能，惟有站在现代化的立场上理性地阐扬传统体育文化精神，站在传统的立场上科学地消化西方体育文化精髓，才能构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育思想体系。而西方的体育文化研究在体育组织化、高度职业化、高科技化的现实背景下也在探讨体育与个人权利、个体自由等的关系。
（二）意义反思
有文化学者认为，文化就是人们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39】。人之所以成为“万物的灵长”，根本原因就在于人能够构筑其自我的意义世界并进行意义反思。意义反思的基本方式是对人们习以为常，或某些人有意为之、刻意雕琢的意识，以及此类意识呈现或掩盖的社会存在本身的前提批判，而理性往往是意义反思的有利武器。
发展竞技体育的终极意义何在？这涉及到金牌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审视，如果过分追逐金牌本身而淡忘其体现出来的深层和普遍价值，我们将陷入功利和狭隘体育的怪圈，为金牌所系，为胜负所累。我们将无法真切而纯粹地体验竞技场上获得金牌给我们带来的成就感，更无法探究金牌作为一种手段和方式所引发的无穷而深邃的社会和心理效应。进行大众体育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我们仅仅将大众体育视为一种健身手段，我们将难以形成稳定而持久的健身热情，甚至随时可能被那些简单的、所谓科学的减肥器械和药品所俘虏。有位美国学者说得好：“活动的真正产物就是活动本身”，“休闲是以其自身为目的的。游戏的目的就是游戏本身”【40】。大众体育何尝不是如此呢？它不应该仅仅是人类健康和全面发展的一种手段，而应成为人类自身发展的目的自身，与人生幸福保持最贴近的距离。也就是说大众体育就是为运动而运动着的，从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相统一的角度看，不允许在逻辑上甚至事实上游离于运动而谈论大众体育以及体育生活方式。
在奥运会金牌的竞争具有非充分、不完全、未对等的特点面前，不同国家和地区奥运会金牌总数的对比并不能说明其绝对的体育乃至竞技体育实力对比，而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金牌的追逐及其背后的政策和传统原因正是当前体育文化研究必须反思的竞技体育的意义所在。与此同时，揭示大众体育对于民众健康、国家利益乃至社会自由的意义也应该是体育文化研究不能回避的使命。
（三）价值创造
“人们把创造作为衡量人类活动的意义和价值的诸多尺度之一”，创造“必定是对传统的某种意义上的突破，所以又与传统有相应的张力”【41】。显然，没有价值的文化是不能存在的，而没有创造力的文化是没有活力的，体育文化也不例外。
体育文化自身就是人类创造的产物，是人类为了检验自身的能力而创造出来的身体文化。它的基本任务在于“寻找符合我们需求的可能性，并将其成功地变为现实”【42】。体格、体能诸多方面不如动物的人类却具有最强的可塑性，人类有自己无数个力量、速度、技巧的梦想，于是自己创造出一系列障碍并超越它，进而实现自身的自由。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体育，就是通过身体的练习，把其身体转变成精神的器官，从而显示出它的自由。因此，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其最根本的使命在于创造价值。Fair Play（公平竞争）、Sportsmanship（运动员风度）、Teamwork（团队精神）等独特价值都是体育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中介。从根本上说，体育不是（或主要不是）以其对物质文明的贡献而是以其对精神文明的推动体现出其对社会进步的价值的。那种认为惟有科学才能产生社会价值、体育对社会生产没有多大推动作用的观点【43】是站不住脚的。当代中国体育价值创造者必须努力追求“思想的行动者和行动的思想者”高度统一的境界（即自觉意识到自身所从事的竞技体育的价值并认为其对社会进步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进而自由地创造和体验竞技体育的价值），才能创造出震撼人心的宏大的社会精神效益，从而彰显体育之伟大。
在当前体育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于体育的价值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争论的情势下，体育文化研究应该承担起揭示体育文化的独特价值的重大使命，这既是体育在社会生活中生存和发展的理论依据，也是体育文化研究自身在学术和理论研究领域凸显自身地位的必须。
（四）道德批判
历史评价和道德批判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方式，也是文化得以更新和进步的重要动力。历史进步和道德代偿的并存是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常态，几乎不存在没有任何道德代偿的历史进步。也正因为如此，文化学理论认为，道德自身也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函数方程中的重要变量，道德批判因而对于理解历史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体育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赋予了一种思想品德教育的重任，体育界也逐渐生发出了可以称之为体育道德的东西。然而，当我们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在大赛期间不被告知其亲人病况或死讯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掂量一下，他们获得的体育成绩与他们的床前尽孝，两者孰轻孰重？为什么美国NBA的著名球员本·华莱士在比赛中得知母亲病危时可以放弃剩余的半场比赛前往医院？当我们的运动员多年不能回家与亲人在春节里团聚，我们是否应该思量一下，骨肉分离情况下的封闭训练有多大的意义？西方职业运动员分散居住、部分运动员可以在训练地点与家人同居的事实说明了什么？当我们对一支钻了规则空子（本身也需要实力做基础）、最终取得了与实力相称的成绩的球队进行强烈批判时，我们是否想过，竞技体育中的道德与成绩比起来有时微不足道。1978年世界杯足球赛上的阿根廷队巧妙地运用规则，“不道德”地使巴西队未能进入最后的决赛（请注意，这是需要足够实力的），自己最终获得冠军，他们并没有受到像我们那支球队一样的谴责。
当然，批评而不失“兼容”，能使我们明智地知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才是道德的，知晓如何在历史进步和道德代偿的矛盾中寻求到合理的解决良方。惟有坚持立足体育自身的特质而不是将泛道德观念强加于体育之上，体育文化研究才能在道德批判中体现自身的优势与威力。
在现代以来的西方社会，文化学者们对道德的批判、对意义的反思，从未终止过。而他们的体育学者对于体育价值和意义的追问，也从未停止过。看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些书名，我们就不难窥知西方体育学者的思考路向：《Sport，Federation，Nation》、《With god on their side——sport in the service of religion》、《Sport Ethic》、《Global Sport：identities，societies，civilizations》、《Making sense of sports》、《Controversies of sports world》、《Freedom for Catalonia，Cata-lan Nationalism，Spanish Identity and Olympic Games》……。无庸讳言，西方学者的这种思考是深深地嵌入于他们的体育治理理念当中的。
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就开启了批判与追问的话语，其启蒙和创造的使命也一直激励着人们。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激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这是启蒙话语并未被后现代主义思潮吞没的证明，也深刻地体现出思想启蒙和意义反思其实与价值创造和道德批判有机地规定着中国文化的内在使命。
如果我们在思想启蒙、意义反思、价值创造、道德批判的体育文化研究使命中来确立中国体育的治理理念，中国的体育文化研究将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进路。
四、体育文化学的研究方法
体育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是由其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所决定并与之相适应的。由于跨学科甚至超学科的特点，体育文化学特别善于吸收相关学科和现代科学的新方法。
学科的研究方法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方法论为最高层次，基本方法为中间层次，研究程序和技术为最低层次。
方法论即关于方法的原则，是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我们研究体育文化学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法。
在此根本前提下，体育文化学研究还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因为体育文化学不是仅仅关照体育理论或者体育实践的任何一方，而是试图在体育理论与实践之间寻求到契合点，沟通体育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一方面，体育文化是一种多层次、综合性的社会文化，包含人类创造的一切体育成果，对它的研究不应该单一地、片面地、静止地描述和分析，而应该将其置于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下，紧密结合体育实践，并树立为体育实践服务的观念；另一方面，体育文化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历史从来就不是静止和排斥现实的，更不是毫无内在规律地机械发展。对它的研究必须贯彻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观点和方法，否则容易陷入庸俗的历史论，看不到体育文化发展的清晰过程，更无法揭示体育文化发展的规律。
文化研究固然没有固定的与众不同的方法，但这恰好意味着它的方法选择是以实践性的目的为准绳的，是实用的、策略性的，更重要的是，是自我反思的与语境取向的。文本分析、语义学、解构、社会科学的统计分析、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会谈记录、心理分析、综合研究等等，只要适当使用都可以为文化研究提供重要的洞见与知识【44】。
因此，体育文化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多元化的，常用的有历史方法（以体育史实记载为主，追溯体育文化纵向的历史联系）、结构方法（对体育文化作内、外部结构分析）、比较方法（纵向、横向、纵横交叉比较，找出体育文化的异同）、实地考察方法（从调查的体育文化事实和数据中提炼观点）、观念分析法（研究体育价值观念与体育行为的关系）、个案研究法（对单个体育文化要素、现象进行分析和综合）、心理学方法（描述体育文化的心理机制）、发生学方法（对体育文化发生点的对象作考察）、生态学方法（考察体育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和现代科学诸方法（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协同学、突变论、耗散结构理论、灰色系统、数学方法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文化人类学的经典和传统研究方法——实地参与观察法、全面考察法、比较法等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具有较强实践性的体育文化学要提升自身的学术层次、产生高水平学术成果，迫切需要摆脱纯粹文献和思辩的研究习惯，运用这些方法去赢得在学术界的地位。首先，实地参与观察法是人类学最有特色的基本研究方法，其资料来自现实。这种研究法使文化人类学家可以既作为参与者又作为观察者的身份深入到一种文化的内部去观察这种文化和使用这种文化。实地观察可以使人类学家把目光集中在对其文化有意义的行为模式上，进而去寻找那些有规律的行为特征的先后次序，注意其在不同情况下的变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需要采纳类似的方法去研究；其次，采用全面考察法这种方法研究一种人类体育行为时，必须全面考察与之相关联的问题。比如要想对这一地区体育变化的过程进行全面的描述，就必须探讨地区经济和社会变迁乃至以及家庭关系变化等问题；最后，比较法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应该是一种方法论和研究思维。比较法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无时无刻不在使用。例如，当一位体育文化学家在研究中国某一城市的体育活动时，要了解市民是怎样自己组织起来参与活动的，然后通过对比各个不同社区和群体的体育偏好，来确认他们之间的异同，还可以与国外的相关素材进行对比。此外，个案研究法也是西方文化研究学界较多采用而我国学者运用较少的研究方法。
研究程序和技术是指研究所经历的具体步骤和手段。我国文化学创始人、台湾学者黄文山的观点是：（1）划出一文化区或年代区，作为研究范围。（2）把握文化区与年代区的真相。（3）注意区外的关系，发现其相互关系，以寻其文化质点和文化结丛的交互影响。（4）研究文化变动的因素。（5）利用各种文化概念和原则，作为探讨的根据。这些环环相扣的步骤也基本适合于体育文化学研究的一般程序。首先，任何体育文化都具有时代性，依据时代选择不同的体育文化是确立研究范围的主要工作；然后，对这一时代的整体文化背景和文化基本精神进行揭示是基本前提，因为体育文化必然受到时代社会文化的影响与制约；接着，探求体育文化与总体文化及相关文化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寻找特殊的体育文化精神；再以动态的眼光审视体育文化变动的因素，阐释体育文化发展的机制；最后，以体育文化学自身的概念和术语、规律体系来描述研究的结论。
必须注意的是，这并非所有体育文化学研究一成不变的程序，比如对体育社会心理的研究往往要进行社会调查，这就属于上述的基本方法范畴了。
总之，体育文化学的研究必须结合具体的研究课题，遵循研究的方法论和基本原则，运用研究的基本方法，按照研究的合理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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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9
【35】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47
【36】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流通.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69
【37】华勒斯坦等著，刘铮译.开放社会科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7.69～70
【38】www.activeforlife.info/newsroom/Swann%20statement.pdfviewashtml
【39】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5
【40】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著，成素梅，等译.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260
【41】高瑞泉.论创造之价值【J】.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1999（4）：13
【42】高瑞泉.论创造之价值【J】.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1999（4）：13
【43】何祚庥.金牌的价值【J】.生活月刊，1998（9）：60～63
【44】陶东风，金云浦，高丙中主编.文化研究（先锋学术论丛）第1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2.
思考与练习题
1.试分析文化学与体育文化学的关系。
2.中国体育文化学研究有哪些成就与不足？
3.体育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有哪些？
4.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体育文化学的学科地位是什么？
5.体育文化学与其他相关学科有什么异同？
6.体育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与其学科属性有什么关系？
7.文化研究的思路对于体育文化学研究有什么启示？
8.研究体育文化学的基本方法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