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真正的春天
人们常说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使中国人民得以解放，是春天到了。而从上一章我说的那些事，只可以说那时“春天快要到了”。就是在1978年3月邓小平、郭沫若在北京盛赞“科学的春天”来到之时，“文革”沙尘暴的余威仍然在侵袭着祖国大地。而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表达和代表了中国的民意。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所以就有排山倒海、无坚不摧的力量。这力量使“文革”中沉渣泛起的所有腐朽和邪恶无处藏身，一败涂地，再无回天之力；这力量为祖国大地送来了春光明媚，万紫千红，生机盎然，美不胜收。所以1978年12月是更为重要的划时代的日子，1978年是中国历史上闪闪发光的年份！
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乾坤扭转，拨乱反正，全国开始迈向康庄大道。“包产到户”“联产承包”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而是富国强民的必由之路；毛主席的话不再“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四人帮”打倒的一大批革命干部，简直是咸鱼翻身，如沐春雨，一个个鲜活了起来；我们这些大学教师，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远远地“甩到大西洋去”，真正成为祖国的“人才”和“宝贵财富”。我们的精神从来没有这样振奋，我们的热情从来没有这样高昂，我们的笑脸从来没有这样灿烂，我们的内心从来没有这样甜蜜。我们的喜悦、开朗、激动和豪情汇成了蓬勃向前的动力，随着祖国山河的春雷滚动，投入了发展经济、建设祖国的革命洪流。
国家落实了鼓励知识分子的政策，在高等学校为教师晋升职称。1978年12月，我晋升为讲师，涨了工资，由每月63元涨到70元。现在看，升讲师很平常；工资涨得很少。但可贵的是这两样都是我大学毕业之后18年来的第一次，所以，在我个人历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79年冬天，我又涨了一次工资，每月78元；这一年10月，我还被任命为农学系的副主任。
我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到教学、教学管理和科学研究上。在科学研究方面，经过1978、1979两年的准备，从1980年开始，在春小麦科研上采取了重大新举措，即在突破小麦千斤高产和总结出高产技术体系的基础上，走出试验田，走出学校，在宁夏引黄灌区的广阔天地和大面积生产上推广和提高我们的研究成果，进行开发性研究，使理论性研究切实为农业生产实践服务。
我们的目标是首先在宁夏引黄灌区大面积低中产地区获得突破，使整个引黄灌区的春小麦均衡增产，从而有效地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我们的想法得到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和自治区科委、农业厅等行政业务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支持。自治区科委连续下达由宁夏农学院主持的“春小麦生长发育规律和栽培技术研究”“宁夏引黄灌区春小麦大面积均衡增产栽培技术研究与推广”等研究课题；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了“稻麦丰产方协作领导小组”，下设小麦组，由宁夏农学院主持小麦组的开发研究。各地、市、县也相应成立了稻麦丰产方协作领导小组，从而上下结合地加强了对研究课题的领导和技术成果的推广进度。
有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业务主管部门的支持，我们的开发性研究如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至1981年春，开发性研究全面推开，综合示范试验田总面积达5.7万亩；平均亩产比上年提高27.4%。1982年推广示范面积扩大到11个县市的54.6万亩，占引黄灌区小麦总面积的35%；平均亩产又比1981年增长16.2%。到1984年已推广到全宁夏引黄灌区155万亩春小麦生产。四年累计增产小麦14.66亿斤，净增产值2.42亿元。
在开发性研究过程中，我们每年冬、春季都在农学院及各县市分别举办小麦高产技术培训班或高产技术讲座。为农民技术员和广大农民印发多种技术资料和小册子。每年生长季节里举办两次大规模现场观摩会议；还利用各地的集市宣讲小麦生产技术，进行技术咨询和举办展览等。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县市广播站举办了农业技术广播讲座，连续广播我编写的《春小麦生长发育规律和高产栽培技术》。我们的开发性研究逐渐形成为广大农民所喜闻乐见的群众性行动，产生了提高广大农民科学技术水平的社会效益。
我们的开发性研究成果，在1984年12月宁夏首届科学技术进步奖颁奖大会上荣获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我作为项目主持人之一和主要研究人员又一次荣获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联名授予的“突出贡献奖”。
从1970年开始的十余年来，我在教学与科研的园地里辛勤耕耘，教学与教学管理上取得了一些成绩；科研成果多次获奖，特别是在1977和1984年两次荣获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联名颁发的“突出贡献奖”，以及1983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劳动人事部和中国科协联合颁发的《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从事科技工作荣誉证书》，使我在社会上逐渐有了名。我未曾想过名利（那时我的多次获奖只有证书，没有奖金，宁夏在1984年12月的首届科技进步奖颁奖大会上，才随着获奖证书伴有少量奖金），但在客观上，宁夏的科技界、农业界都由开始到习惯地称我为“小麦专家”“农学家”。我到各县市讲课，主持人和听讲者都为请到了“专家”而高兴；出席自治区各种专业会议时，也被安排在专家席上。后来，有了农业科技成果鉴定之类的事情，我常担任专家鉴定组的组长或副组长；还被推荐为全国农学会会员，担任全国作物生理学会理事、全国作物栽培生理学会理事等职。我对被称为“专家”很不习惯，也很不情愿。对我来说，这只是一种慰藉，因为现在已完全甩掉禁锢在头上二十几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我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成了国家的主人，可以心情舒畅、无所顾忌、勇往直前的为祖国做些事情了。我一心只想把“文革”中失去的十几年的大好时光找回来。我感到时不我待，我要一天顶两天用，夜以继日地工作，在事业上有所建树！
有一件事曾令我十分惆怅。1984年12月我们的科研成果获重奖之后，自治区科委提出一个想法：上报国家科委，申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我按照自治区科委的布置，在教学工作之余，费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撰写了申请主报告，整理了必备的附件，郑重其事地报了上去。几个月后，被打了下来，理由是“面积太小”。国家科委审理这一项目的官员似乎并不了解宁夏引黄灌区有多大，能种多少小麦，问了句“难道宁夏引黄灌区只种这么多小麦？”我们不敢对国家科委的官员表示遗憾，怪只怪宁夏引黄灌区确实太小，每年只能种150万亩-160万亩小麦，这比起山东、河南省每年各种七八千万亩小麦来，只是人家的零头。我们无可奈何，宁夏引黄灌区是“塞上江南，鱼米之乡”，但她天狭地窄，限制了科技人员的用武之地。人们常说，要成就一件大事，需有“天时、地利、人和”，我们的研究比闻名全国的河南省“小麦高稳低研究”起步早两年，水平也并不低，但与国家科技进步奖失之交臂乃是受到地域狭小的限制。
国家奖没有得上，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倒从中悟出了一点道理：宁夏是凤凰落坡的地方，因为“凤凰落坡”，才有了银川“凤城”神话般美丽的传说；因为“凤凰落坡”，才有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初期从内地分配或“发配”来的人才济济。但宁夏不是凤凰飞出的地方，中国历史上哪位大科学家、哪位全国著名学者是由天狭地窄的穷乡僻壤成长出来的？
那时宁夏有一项“土政策”：支边人员的子女如考上了外省市的大学，毕业之后必须回宁夏工作，除非你在宁夏工作超过30年，或有需特殊照顾的理由。这显然是不合理的。那时我常以专家的身份出席自治区各种会议，不少支边的专家在会议上借机质疑这项政策。我也曾在会议上说：“我支援边疆是我的志愿，但不应该强迫性地让我的子子孙孙都支边。”
这项政策与邓小平1978年就提出来的“改革开放”指导方针相违背。如果按这项政策，我的儿女大学毕业后只能回宁夏工作。但他们天资聪敏，身体健康，学习努力，品学兼优，如窝在这偏远落后的小地方，实难人尽其才，这对国家也是损失。
说起我的儿女，我夫妻二人常引以自豪。
他们在小学毕业后，考入宁夏最好的中学银川市一中。在中学六年里，他们年年都是“三好”学生。每学年颁奖时，常常是哥哥上台领奖之后，妹妹又上了台。他们成了全校老师和同学们称赞的好学生。在他们参加高考之前，我们全家人信心十足，认为考入全国重点大学是没有问题的。
我儿子因为上学早（6岁），小学只念了五年，考大学时才17岁。但他信心十足，志在必得。他的敏锐聪慧似乎与其沉稳的性格不相协调，但他确实兼备这些品质。他考得很好，高考成绩在全宁夏排第47名；其中英语考了98分（100分卷子），全区最高。按当时规定，在高考分数下来之前就填报志愿，这有很大缺点，因为考生只能根据自己估计的各科考试成绩填报。我儿子对自己考分的估计偏于保守，低估了38分，这对他填报志愿有较大影响。他想报清华大学，但对清华计算机专业认识不足，因为中国的计算机起步较晚，大学里招这个专业只有几年的历史，他喜欢的清华的好专业又不在宁夏招生。选来选去，报了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结构专业。天津大学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原称北洋大学，建校早于清华几年，师资队伍的雄厚可与清华比肩，其土木工程专业全国闻名，仅次于清华。
土木工程专业是天津大学最著名又比较难学的专业之一，但他学来感到轻松，各科成绩及毕业设计均获优异成绩。在大学四年里，他有较多的时间学习英语课程，一年级考过了英语二、三、四级（国家要求本科毕业生英语水平达四级）。从二年级开始，与天大和南开大学英语成绩优异的同学一起自费跟外籍教师学习英语，他是这个学习班的班长。大学毕业前考了托福，并获天津考区第一名的成绩。
女儿比儿子小两岁。她与哥哥一样聪敏过人，只是有点调皮，上课常不专心听讲，做小动作、看课外书、补做昨天没做的作业，甚至是下棋等。任课老师对她又喜欢又拿她没有办法，常借提问来“惩罚”她，可老师提问的每个问题，她都能痛快地答出来。她的数理化课程尤为优秀。她问物理老师（是她的班主任）的问题常使这位老师一时答不出来，幸好这老师很谦虚，总说“让我想想再回答你吧”。其实他每次总是请教了学识深厚的教研组组长才给她解答。由此，这位教研组组长（后来她当了银川一中的校长）了解并喜欢上了我的女儿。
但是，她的这点调皮给班主任老师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在他写的学年鉴定上，写上了诸如“经常迟到，不守纪律”“自以为是，骄傲自满”等等词句。其实迟到和不守课堂纪律是有的，但“自以为是，骄傲自满”却是言过其实了，因为我女儿在学校对同学谦和，特别愿意帮助同学；尊敬老师，与同学关系甚好。这样的鉴定让她痛哭流涕，一气之下，她决定：“我不在一中念了。”一心要转学到银川二中。
其实，转学到银川二中是一步错棋。当时二中的师资力量不如一中，但二中的校长善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学校办得生动活泼，学生的高考成绩常与一中不相上下。我也很不满一中老师对她的鉴定。以这样的鉴定考大学，录取时定然会大受影响。于是，我去找二中校长。我与这位校长素不相识，但他看了我女儿的成绩后非常高兴，满口答应，并说你可以在高三的三个理科班中任选一个班。
在二中，她优异的学习成绩常让任课老师惊诧。数学老师是国家特级教师，有一次，他为解一道难题，竟板书了两黑板推导算式。下课后，我女儿递给他一张纸片，并说：“老师，请您看看我这样推导是否简捷，是否对。”当天下午，老师高兴地找到她，说：“你推导得既简捷又正确。”
但是，她的班主任和二中的领导对这位新来的好学生认识不足，高三时向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推荐学生时，都没有她的份。她心里有数，暗暗叫板：你不推荐，我照样上得了重点大学！果然，她的高考成绩，名列宁夏榜首。这是继她母亲之后我家的第二个高考状元。我女儿实现了她的自身价值，为银川二中争了光，为我的家庭增添了荣誉，也使一中校长和老师们后悔把“高考状元”推给了二中。
有了这样值得自豪的一双儿女，我想让他们走出宁夏，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接受更多的雨露阳光，成长为祖国最迫切需要的人才。在1990年我儿子大学毕业时，因为我在宁夏工作不满30年（只差一年），根据宁夏当时的“土政策”，我请学校开具了“需要特殊照顾”的证明（凭良心说，那是编的），我儿子才被分配到北京市建筑总公司工作。到我女儿大学毕业时，我在宁夏工作已超过30年，证明仍需要开，但只需证明超过30年就行了。她被留校在上海医科大学（今复旦大学）附属的中山医院工作。
让儿女返回我曾离开、但却一直魂牵梦绕的祖国东海岸一带，并能定居下来，是我一生中所做的一件大事。做了这件事，我感到心安而欣慰：我支边为祖国尽了心，也觉得对得起孩子们。至于将来他们会在哪里生活，他们已长大成人，由自己选择。
2.双肩挑
1977年，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划时代年份。因为在这一年，中国在邓小平的力主之下，恢复了被“文革”延搁长达12年之久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开始通过高考正式招收学生了。邓小平指示后，经过了几个月紧锣密鼓的准备，招收的新生入学时，已是该年年末的隆冬季节。但在学校里人们却丝毫感觉不到寒意，而是漫溢着春的融融暖流。入学的新生们仰着阳光般灿烂的笑脸；老师们忙里忙外，像迎接最高贵的客人一样迎接他们新一代的学生。这时的我，也是高高兴兴，忙着整理科研数据、撰写科研报告，准备参加该年冬季的全区科学大会，忙着为新生备课，忙着……
1979年秋，我任农学系副主任后，主管教学工作。这时的学校里既有历年通过“基层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学员”，又有通过高考入学的新学员，教学管理工作十分复杂，我肩上的担子很沉重。
我是学校里最早成为“双肩挑”的干部之一。我既要肩负着全系的教学管理工作，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不断进行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还要肩负着讲课和科研任务，讲课任务不比一般教师少。在科研上，每年都承担自治区科委下达的几个研究课题，作物生长季节忙于田间观测和室内研究，作物收获季节之后忙于试验总结和明年新的研究计划的制订。那时的学校还没有提出“工作量”的概念，更没有按工作量计酬奖金，实际上，我双肩上的担子要比一般教师沉重得多。
肩上的担子压得让人吃不消，常常是忙得不可开交。办法只有一个：减少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地工作，一天顶两天用。所以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周末也很少休息。学校所在的永宁县王太堡离银川市56华里，当时学校在周末没有班车送城里的教职工回家，我大约一个月才骑自行车回银川休息一天。后来，常与家住城里的老师们三五结伙，周六下班后骑自行车回家，周日下午或星期一大清早骑车回学校。冬天周一大清早骑车回学校很苦很累。我们赶在上班时间之前到校时，每人的胡子楂上，掩耳护腮的棉帽边上都结满了白霜，我们相互对看取笑，说人人都是圣诞老人！后来，学校每周六派一辆三轮汽车送我们回银川，但只送不接，我们把自行车放在三轮车上，以便于在星期天下午或周一清早骑车回学校。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校才发班车接送家在银川的教职工。但无论是三轮车还是班车接送，我都不是常客。我的备课工作、科研任务和部分行政工作，还要依靠休息时间加班完成。
谁能忘记家庭的温馨？谁不喜欢在工作之余的晚上或周末与孩子们一起玩乐？把天伦之乐放在一边，一心只顾工作，用现在一些人的话说叫做“冒傻劲”。是啊，我亏待了家庭，亏待了子女，在一定意义上说，我所多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是以牺牲家庭的温馨、尤其是牺牲妻子的身体健康为代价的。为此，我至今仍感十分内疚。
我在副主任的位子上干了六年，1986年春天，我被任命为系主任兼小麦研究室主任。小麦研究室是与各系并列的处级单位，也是自治区第一个在高等学校中单列的科研机构。
农学系是当时全院最大的系。在我当副主任期间，正是宁夏人才动荡，纷纷调离，“孔雀东南飞”的年代。我系近百人的教师队伍，飞到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杭州、济南等各大城市的均有。飞不到东南的，调到了银川城里。到我当主任时，剩下不到80人。我上台发表“就职演说”时称为“八十万大军”，说“我不求有大作为，如果能进一步把农学系办好，保住这八十万大军就心满意足了”。
在系主任的位子上，我更感肩上担子的沉重。我上任时许下了诺言，保住农学系，不要让人走楼空。其实，在那个人心浮动“人往高处走”的年代里，单凭我一己之力，这个诺言是很难实现的。因为这时全国形势已非同以前。知识分子解放了，敢说话了，敢有所作为了。他们看到内地先进省市在教育和科技方面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生活待遇优越，不满足宁夏的落后和在宁夏的默默无闻，想跻身先进省市去一试身手。说实在，这些教师中的不少人原本就毕业于名校，身手不凡，只是在那个年代，因为家庭、社会关系或莫名的什么问题而被“发配”到这里。（我自己不就是这样吗？）现在，那些“问题”都被远远抛开了，如释重负了，他们要求调离，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不调走留下的也不是窝囊废，农学系原本就是人才济济、藏龙卧虎之地。我保住农学系的诺言实现有困难，却并非不可实现，作为系主任，站的高度不一样了，就有了全局观念。我心中的大目标是人尽其才，给老师们加担子，让他们在教学与科研工作方面更上一层楼，并走在全校的前头。
我把这个目标藏在心里，多次召开系委会（由副主任和部分知名老教师组成），反复商讨，达成共识，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第一项重大举措是修订教学计划。学校的教学计划像是学校的一部法规，一旦确定，学校领导和教师们都必须严格执行。教学计划不可随意修订，必须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经学校批准才能进行修订；修订之后，还需经学校批准才能执行。因为教学计划事关重大，它规定了对于学生的培养目标、培养途径和方法以及所授课程的门类和内容要求等等。
在我主管农学系和全院（1991年后）的教学工作过程中，曾进行过三次教学计划的修订工作。
第一次是我当农学系副主任时。那时，正当恢复高考不久，“工农兵学员”还留在学校里“上、管、改”，被“文革”所破坏的教育宗旨和教学秩序尚未完全恢复，“四人帮”所遗留的腐朽、污秽的东西仍然在腐烂、发臭，侵害着教育阵地，把大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是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大问题。所以我一接管全系的教学工作，感到当务之急是修订教学计划。那时全校上下都十分重视对通过高考新招大学生的培养，农学系作为全院的试点对教学计划进行了修订。与其说是“修订”，不如说是“制订”，因为从1970年的“实验班”到1977年招收最末一届“工农兵学员”，全校哪个系都没有一个正规像样的教学计划，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制订新教学计划的宗旨是要与“读书无用论”等“文革”的流毒彻底决裂，把学生培养成热爱祖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又能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生产问题的新型高级农业技术人才。为此，在课程门类设置和教学内容要求上规定了“三基本”，即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原则。
我当系主任后，对教学计划进行了第二次修订。这是第一次修订（制订）之后经过几个教学循环实践验证后的再提高。这次我们按照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导思想，对培养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强调热爱祖国、为祖国四化服务的前提下，更加强调了理论基础和“一专多能”。课程设置门类上增加了“电子计算机”“专业英语”等新课程，加强了“基础英语”和数理化等课程。
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要求加强理论基础，又要加强实践环节达到“一专多能”，似乎在时间上会发生矛盾。我们通过教学安排解决了这一矛盾。例如，过去的毕业生产实习是安排在学制四年的最后一学期，即春季和夏季，宁夏的任何农作物都不能完成一个生长周期，学生实习期间以农作物所作的试验研究都得不到最后的产量结果，毕业论文只能应用预测的产量结果，会有较大的误差，论文结论的可靠性受到质疑。修订的教学计划把毕业生产实习安排在三年级下和四年级上由春至秋的时间里。重要生产季节下实习基点，其余时间在学校上课，同样在实习基点四个月，却基本经历了当地各农作物生产的全过程，用任何作物作科学试验，都会获得最后的产量结果。这样，可供学生选择做试验的作物多了，还使老师们所主持的各农作物的研究课题都能与学生的毕业论文相结合，既加强了对学生的指导，又对老师的科研工作有所帮助。另外，面对生产实践中的问题，在课堂教学中从理论上提高和加深，教学效果和教育质量都大大提高。
第二项重大举措是编写新教材。我国的高等教育界，经“文革”的折腾，1977年恢复高考的新生入学时，没有正规的教材，“文革”前的旧教材又不能拿来就用，真是措手不及，只好东拼西凑，聊以为继。到我当系主任时，拼凑教材的运用上已积累了一些经验，加之我系不少课程都由学术造诣颇深、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讲授，具备自编新教材的基本条件。何况高等农业教育有其自身特点，许多课程，尤其是专业课和部分专业基础课，即使有全国统编教材也不可照搬照用。因为农业生产的地域性很强，不同地区的气候、土壤等环境条件和作物种类很不一样，只有结合地区特点编写出适合当地的新教材，才能达到教育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目标。
当然，在新教材的编写上，只能量力而行，不可“全面开花”，我们首先在两门专业课和几门专业基础课上一边编写一边试用。虽然课程门类不多，却对各课程针对当地特点改革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起到了全面推动作用。
我们的新教材编写，应该说是走在了全国农业高教的前头，也积累了经验。后来，我系不少教师参加了不同门类课程全国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为全国农业高教作出了贡献。这些教师因而在全国小有名气，有的当了不同学科全国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等职；而在宁夏，则是这类学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和常务理事等。
第三项重大举措是广泛开展学术活动。那时的宁夏农学院虽地处边塞，在全国却并非名不见经传。例如，在春小麦科学研究方面，可谓成就斐然，在我国大西北地区独树一帜。宁夏农学院小麦研究室因此成为全国性研究机构“北方小麦研究会”的发起单位之一。这个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也在银川市召开，由小麦研究室承办。参加这个研究会的，开始是北方各省市农业高校的知名教授和研究人员。李焕章（山西农大）、梅楠（北京农大，今中国农大）、余松烈（山东农大）、毕桓武（河北农大）、翟允禔（西北农大）、胡廷积（河南农学院）和黄敬芳（宁夏农学院）七教授是研究会的发起人。后来，我国南方各省如安徽、广东、湖北、四川、云南等也都参加了进来。学会的年会两年一次，轮流在各省市召开。除了成立大会，后来又在宁夏召开了一次年会。学会召开时，专家云集，是开展学术活动的难逢良机，我利用这两次会议，请各地专家来校作学术报告。作为发起人的七位教授大多在我系作过1-2次学术报告。那时全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学生们初次听到著名高校的大教授们作学术报告，像对盛事一样隆重对待，犹如过节一样高兴。
我还利用其他机会请外地专家和区内著名学者作学术报告。另外，凡我系外出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的教师，回校后也专门向部分教师和高年级学生介绍学术会议情况、近年研究成果等。我系学有专长的老教师，也根据自己的科学研究在全系作学术报告。而无研究成果的青年教师，则要求他们每年写一篇读书报告，有一篇译文。有时为青年教师举办读书报告会。总之，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使全系的学术气氛活跃了起来。
中国20世纪80年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教育事业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因为这时已彻底推翻了“四人帮”的压迫，摆脱了“阶级斗争为纲”的羁绊，获得了思想解放的教育工作者乘风破浪前进，信心百倍地迈向美丽而广阔的前景。我系的教师从来没有这样意气风发，我们的学生从来没有这样昂扬向上，社会各界从来没有对教育事业这样充满希望。我当系主任之初许下“保住农学系”的诺言时，心里仍是七上八下，现在我心里踏实了。是祖国的大好形势，是教育界的蒸蒸日上为我们实现了这个诺言。何止是农学系，何止是宁夏农学院，何止是高等农业教育，整个中国的教育事业都起死回生、蓬勃向上。
令我十分感慨的是那时教师们的奉献精神。那是真正的、忘我的、不图任何私利的奉献，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加重任务不叫苦。就是把双重的任务压在教师的肩上，哪怕是在繁重的科学研究和田间试验中风里来雨里去，他们从来没有怨言，反倒认为这是发挥才能、为国尽力的大好机遇；二是不计较物质待遇的菲薄。那时的工资低，物质生活水平低，鸡、鸭、鱼吃不上，甚至没见过海参、鱿鱼是什么样。我的工资在全系具有代表性，属中上等水平，1990年时拿到每月250元。那年，与我阔别30余年的二姐从东北来看我，她万万没想到当了30年大学教师的弟弟只拿这么点钱！她本想大学教师地位高，挣的钱一定花不完，却看到了我们除了生活还要供两个孩子上大学的捉襟见肘的尴尬局面。说也奇怪，我和全系的教师一样，并不议论工资低，从不抱怨生活苦，工作上却是各个奋勇，人人向上。什么叫奉献？奉献就是处于苦中不觉苦，更不叫苦，而忘我工作；奉献就是不想回报，不计报酬；奉献就是把自己融入社会，做事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奉献就是脱离一己私利而为着社会整体去不懈努力！
到1989年秋，农学系的教学改革成果已显露出来，我主持全系进行了认真总结，向全院中层干部大会作了汇报，并被评为全院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在同年12月自治区教育厅举办的“全区第一届优秀教学成果颁奖大会”上，我们的成果荣获二等奖。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黄璜亲自出席颁奖大会。我作为获奖代表从他手中接过嵌有奖状的大镜框，还与自治区领导们合影留念。这是自治区教育界空前隆重的一次颁奖大会，我无比兴奋，无比激动，这不只是因为我们得了奖，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的教育改革成果获得了肯定和鼓励。我为这成绩里面有自己的辛勤努力和汗水而自豪。
1982年春，“文革”后第一届高考入学的学生毕业走向社会。此后，我们的历届学生陆续走向工作岗位，但总是供不应求，以至每年毕业生分配之前，宁夏农科院、农业厅等单位都找上门来要学生。从社会上反馈来的信息更令全系教师高兴和激动，因为对我们的学生评价很高：“他们既有理论，又能实践，能解决实际问题。”“他们吃苦耐劳，深入基层，没有大学生架子。”……如果说我们所获得的优秀教学成果奖是根据文字资料由教育专家们评定的；那么，社会各界用那么多美丽的词句来赞美我们的学生，却是根据我们培养的产品——毕业生来实打实地评奖了。这种评奖是更说明问题、更令人心服的了。
在社会各界的肯定和鼓励下，我们农学系上了一个新台阶。全系教职员工喜悦无比，充满信心，空前团结，乐于职守，再没有“孔雀东南飞”的事了。我上台时心中的大目标逐渐实现，教师们人尽其才，全系生气勃勃，教学与科研工作都走在了全校的前头。“人心齐，泰山移”，何止是教学与科研上，农学系几乎样样事都在全校带了头。那几年，全校年年都举行以系为单位的大合唱比赛。农学系在一位青年教师的精心组织和指挥下唱红了《长征组歌》。歌声气势恢弘，响彻云霄，时而高亢，时而婉转低回，如泣如诉，颇有专业合唱团水平，年年都拿全校第一。
20世纪80年代是宁夏农学院农学系最为稳定、繁荣昌盛的时期。它作为“一滴水”反映了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教师们不仅书教得好，科学研究上也成果累累。不少教师被宁夏农学界和科技界授予“专家”头衔，以专家的身份出席自治区或全国性的各种专业会议。在这期间，国家出台了教师职称评定的新政策。我系教师相继晋升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各个心情舒畅，喜笑颜开。我也在1991年春晋升为教授，在这期间，国家为了鼓励教育和科技界专家们的贡献和成就，设立了“国务院特殊津贴”，我系有五位教师获得国务院特贴的殊荣。
在祖国教育事业鼎盛的时期里，我也迎来了一生中最为珍贵的时刻。1992年的金秋9月，自治区举行“授予国务院特殊津贴颁奖仪式”。这是自治区这类颁奖仪式的第二届，我是农学系获此殊荣的第六位（至此我校其他各系总计只有4位）。时任自治区政府主席的白立忱举起即将颁发给我们的大红证书，深情无限地说：“国务院特殊津贴要发给各位专家的钱并不多，每月只100元，但这大红证书却是沉甸甸的、无价的，因为它的封面上赫然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证书’。”
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从白主席手中接过这红彤彤的证书，打开一看，证书上的词句是：
王世敬同志：
为了表彰您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特决定从1992年10月起发给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
在证书的右下方，嵌着国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大红印章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这是我一生中获得的规格最高、最为珍贵的奖励。我一生的荣誉都集中在这张证书上。我荣耀，我高兴，因为这是伟大祖国对她的子民的肯定，是母亲对儿子的肯定。
3.初出国门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大门逐渐打开，国家由少而多地派出留学生，中央机关和各省市的官员们陆续组团出国考察，后来，各业务领域的专家们也开始走出国门。
在1985年早春，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请来了一位加拿大客人，是加籍华人谢教授，他作报告介绍加拿大情况时，我问了一个关于春小麦研究方面的问题。他说，我的研究领域是世界东方史，但我的一位朋友在加拿大农业部工作，如果你对加拿大春小麦研究感兴趣的话，我可以通过这位朋友帮你联系，到加拿大去实地考察。
他的回答让我喜出望外。回来，我就请示学校并酝酿组团出国。我们组成的专家团只有三人，我兼翻译。
那时还属国门初开，对宁夏这个小地方来说，出国考察是十分新鲜而又陌生的事。什么护照啊，签证啊，都是新名词。我们是自治区最早出国访问的两个专家团之一。自治区政府很支持，特批了经费，还批了外汇指标——那时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很少，出国需用的外汇需有“外汇指标”才能买到。
现在想来，我们这第一次出国很是懵懂而有趣。
我们是应加拿大农业部之邀去考察春小麦生产和科学研究的。在宁夏拿到护照已是7月5日，而加拿大春小麦的收获期在7月15日-25日之间。为了使我们的考察赶在小麦收获之前，去北京之前我就打电话订了中国民航7月12日飞往加拿大的飞机票。到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时，已是7月8日，接待的秘书说：“你们等着吧，至少等一个月。”我说：“这不行，加拿大的小麦马上就收获了，收了小麦我去考察什么？”“那也不行！国家主席李先念去加拿大的签证已经等了35天，难道你还想走在他的前头？”我说：“是啊，李主席是国事访问，与农事季节关系不大，而我们必须赶在小麦收获之前。”她还是不肯。我说：“我要见大使。”
那时出国的人很少，大使馆里空荡荡的。她打了个电话，大使就下到一楼大厅里来了。我用英语向大使说明了情况之后，他只回答了一句话：“Ok！You can take your visa on the Thursday.”（好吧，你可以在星期四来取签证。）
我一时惊懵了。就这么痛快吗？星期四就拿签证？刚好是7月11日！但大使说了句“Good bye”摆摆手就上楼去了。我回到秘书那里向她说明了这情况，她将信将疑，打电话去证实。不想我们莽莽撞撞，不按程序办事，最后竟成功了。
我们从大使馆出来，首先打电话到中国民航，确定我们7月12日的飞机票。然后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去“出国人员服务部”——专为出国人员开设的平价市场，把每人500元的制装费花了个精光。我买了两套西服，不同颜色的衬衣和领带各5件，一双皮鞋，还有准备送人的小礼品等。我感到又高兴又富有。高兴的是我真要出国了，而且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我一生第一次有了西服、领带和这么多的好衬衣，这都是国家给我买的！
我们西装革履登上飞机，心情亢奋，难以平静。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坐飞机，什么都新奇。我们到达加拿大的第一站，是加拿大的第三大城市温哥华。更让我感到新奇的是，我们乘汽车在市区内穿行时，楼房等建筑物星罗棋布于树木、草地和花丛的间隙里，街道清洁如洗，城市就像一座花园，却几乎见不到行人，只有小汽车飞驰。这与中国大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市容形成鲜明对比。
在加拿大第一个接待我们的就是那位谢教授。他举行家宴款待我们，由他的几位助手接送和陪伴。虽说是晚宴（dinner），我们到达时还不到下午5点。宴席是中西合璧式的。主食是西方流行的室外烧烤，烤炉就放在草坪上。教授的助手们燃起炭火，烤上了鸡腿、鸡翅、牛排等。灿烂的阳光映照着园中的鲜花和宾主们绽放着笑容的面庞，烤肉的香气伴随着我们其乐融融的谈笑在花园里随风飘逸。好客的女主人到处张罗着，毫无教授夫人的阔绰和排场。她给每人的盘中夹入了中式的水煎包、拌黄瓜、四川榨菜和山东花生米等，并说：“在加拿大，哪里都有中国人，在中国能买到的东西，这里都能买到。”我们或席地而坐，或半卧于草坪之上，无拘无束，实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宴会让我们初次领略异国风情，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至今留在心中。是的，从那以后，我们与谢教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书札频传；两年后他再访宁夏时，我请他到家中做客。
在加拿大我们重点考察了春小麦主产区草原三省——萨斯喀彻温、阿尔伯特和莫尼托巴直属加拿大农业部的研究所以及省属大学的研究机构。每省的考察时间虽只六七天，但开阔了眼界，受益匪浅。
我们感受到的第一印象是加拿大高科技在农业科学研究领域的应用，以及研究工作的高效率。例如，他们育种中作小麦亲本之间的杂交，不是像国内那样坐着小板凳、头顶烈日、风雨无阻地在田间进行，而是在室内的生长箱中进行。一个个排成列、望不到头的生长箱，以及温室，皆用电脑自动控制温度、湿度、光强和光周期等。对育种材料的田间测定运用电脑技术自动记录，田间长相用录像机录下来以供随时查阅分析，就是播种育种材料，也不像国内那样用手锄开沟，人工点种和覆土，而是全部用大小不同型号的机器。收割和脱粒也全部机械化。这样，一位育种家可在田间播种上万个育种材料，试验区的面积有几十公顷。虽然只有一两名技师帮助，田间鉴定和选种工作却都能亲自去做。
加拿大农业科技水平比我国超前很多年。那时，对国内大多育种机构来说，“基因”还是新名词，他们已广泛运用“基因导入”法来培养作物新品种。我们考察了用这种方法培育出来的高蛋白质含量的小麦品种，以及抗旱、抗寒、抗盐碱、抗虫、抗穗发芽的新品种等。
那时，我们国家还没有走出“以粮为纲”的时代，作物生产上重产量而忽视品质。而加拿大早已把提高作物品质作为主要研究目标之一。以小麦而言，他们从育种和栽培技术等方面改善它的品质。育成的小麦品种子粒蛋白质含量高而面筋强度大，最适宜于烘烤面包，称为面包小麦（当然也培育适于制作饼干、糕点类食品的低蛋白质含量的小麦品种）。这类面包小麦的子粒光亮透明，质地坚硬，种皮红色，称“硬红春小麦”。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培育白皮小麦，回答是白皮小麦的蛋白质含量一般低于红皮小麦。我们国家虽也有红皮小麦，但大多的育种家们选择白皮小麦，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也喜爱白皮小麦。国家对粮食的定价，白皮小麦每千克要比红皮小麦高几分钱。东西方对于红、白小麦的不同偏爱，可能是由于文化理念上的差异。中国人要面子，人的脸皮要白，要增白；吃的面粉要白，也要增白。而加拿大的黑面包，以及又黑又粗的全麦粉面包的价格是白面包的两倍以上。这次访问回来，我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宣传红皮小麦，却至今未见成效，不可思议的是国家改革开放了多年，对白皮小麦的定价仍然高于红皮小麦。我泄气并想通了。中国的文化理念是在悠久历史中形成的，它不会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里因我这等人微言轻的宣传而改变的。
在考察期间，在几个研究所都看到盛开着紫色花朵的连片的亚麻（胡麻）把大自然装扮得绚丽多姿。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加拿大食用亚麻油吗？”回答是“No！”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得很专业，涉及生物化学方面的高深理论。后来我才搞明白了。原来亚麻油的主要成分是亚麻酸，它的分子链上有三个双键。双键多本是能软化血管，有益于人体健康的，但双键多也使油脂本身更具不稳定性，它极易通过氧化作用在双键处断裂，从而形成对人有害的物质，如酚之类，所以，亚麻油储存越久，对人有害的物质就可能产生越多。
后来，我又去加拿大做访问学者一年，并考察英国、美国。这些国家均广泛种植亚麻，但不食用亚麻油，亚麻油只在工业上用于制造油漆、上光漆和油布等。而在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地区，不仅广泛食用亚麻油，而且视为上品油，比别的油价格贵。我想东西方对于亚麻油利用的差别，已超出文化理念差异的范畴。只可惜我学识浅陋，没有从国内外文献上去查阅亚麻油在存放过程中氧化分解生成些什么，各有多少，这些物质对人有何种危害，程度如何等方面的研究报告。所以，尽管我把亚麻油的品质写进《作物高产优质生理》讲义，对历届学生、并在许多场合讲解这一问题，但多年的努力丝毫无助于改变人们食用亚麻油的局面。至今，亚麻油仍以醉人的香气让人们奉为餐桌上的上品！不食用亚麻油的似乎只我一家！
我们带着问题、处处感到新奇地遍访了草原三省的农业研究机构，虽只短短二十几天的时间，也可谓满载而归了。当然这次考察也称得上是有实际意义的科技交流。我带了三篇论文及其英文摘要，两套小麦幼穗分化及胚胎发育的系统照片。加拿大的专家们感到这些资料十分宝贵，给予高度评价。加拿大专家赠予我们百余篇文献资料；还有小麦、大麦、亚麻等作物的种子；并与我们小麦研究室建立起联系（此后的信息交流达十余年之久）。我们在一个研究所结识了一位来自台湾的加籍华裔研究员，他深有感触地对我们说：“我们研究所曾接待过好多个从大陆来的考察团，他们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连个专业上的问题也提不出来。像你们这样，只由三位专家组成、不带翻译的团还是头一个。”是的，我们是国家派来的，带着国家对我们的期望，花着国家的钱，如果不脚踏实地，悉心学习，取得“真经”，对今后的教学和科学研究有所裨益，那不是辜负了国家的殷切期望、把人民的血汗钱挥霍了吗？
4.再扩视野
1990年金秋季节，我乘上了中国民航由北京直达英国伦敦的班机，去执行中国科协与英国皇家协会分别承办的两国间对口交流项目。这个项目，每年两国互派45名专家。专家们来往的飞机票由派出国各自承担，到达后的一切费用由被访国家承担。这是两国科技教育界通过专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非常好的项目，但对出访专家要求的条件较高。中国科协规定的必备条件是：国家或省级重大科研项目的主持人；直接用英语交流；年龄在55岁以下。对于科技欠发达、人才匮乏的宁夏来说，这三个条件很苛刻。宁夏科协在全区选来选去，只选中了我一人。这次未曾想过的访英，就像天上掉馅饼那样令人惬意，自然又是那样的顺利。
按照国家财政部的文件规定，我这次出国离上次出国已间隔一年以上，可以再申请制装费。但是我看到宁夏科协为我买的往返机票价格是11454元人民币，这比我三年半的工资还多，就对宁夏科协说，我上次出国的两套西服和衬衣等都还好好的，这次就不要制装费了。宁夏科协很高兴，我也觉得踏实。
中国科协国际部的负责同志对我提出了三项要求：回来后要写总结报告，提出可借鉴的做法和经验；通过专家交流选准建立双方科技合作的项目；收集相关科技资料。
这次出访是我只身一人。因为中国科协规定，选准一个，派出一个，不组团。其实，各位专家的学科领域不同，组团反而不便。我乘1990年9月8日晚23：15分的飞机，经17小时的飞行到达伦敦时，英国皇家协会秘书Ms.Katty Bouton委派的接站人高举写有我的名字的牌子等候在门口。到达下榻宾馆时，Ms.Katty已在那里等候。她与我寒暄之后，把访问的正式日程表交给我并作了简要说明，把去各地访问的十几张火车票、每日伙食费的一张支票以及乘出租汽车的零用钱一并交给我，又寒暄了一番，最后说：“祝你旅途愉快，访问成功！”直到我结束全部访问回到伦敦时，才约她又见了一面，向她道别，并请她转达我对英国皇家协会的谢意。
英国皇家协会根据我的个人信息为我安排的访问日程，集中在高等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研究方面，访问重点明确，只有25天的时间。我时刻记住中国科协的三项要求，不敢有丝毫疏忽。
英国的生物学研究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在生物和农科高教方面要求也很高。我访问的第一站是Harper Adams农学院。P.Kettlewell教授接待了我。他没有英国白领阶层那种趾高气扬的神态，几天的访问中，他的热情与谦和使我们融洽无间。
他介绍了学校的情况，重点介绍了他们的研究领域，带我参观了他们的实验设施、实验室和各项田间试验等。赠送了他们近年来所发表的论文，并出人意料地提出一个想法：招收几名中国派来的研究生，并要求我回国之后立即着手选派。我大喜过望，这不是很好的合作交流项目吗？更让我意料不到的是，在我到访的第二天，他请我到他家做客。英国的白领阶层是很少请人宴会的，尤其很少家宴。他的家宴，由妻子作了精心的准备。我以前两次在加拿大访问期间，虽出席过“洋人”的家宴，但这一次，程序的正规，菜点的精致，进门酒、餐前酒、佐餐酒和餐后酒的齐全等等让我深领“洋人”家宴的排场，也深深体会到主人的盛情和对客人的尊重。
我访问的第二站是剑桥大学。短短二十几天的访问，这里占了七个工作日。
剑桥大学是享誉世界的英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康河（Cam River）从学校穿过时留下了一座不大的桥——剑桥，这桥难与中国江南众多造型奇特、美轮美奂的桥相比，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不太起眼的小桥，却与世界闻名的大学的名字联系起来。
剑桥大学以基础理论研究著称于世，有众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我访问时，专家介绍说，仅Trinity学院在世的诺贝尔奖得主就有30人。剑桥大学也是英国农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阵地。在农作物基因研究、作物蛋白质研究等许多领域都居世界领先地位。
在访问剑桥大学期间，我的心情极为矛盾，因为我们之间科技水平的差距太大。如果是中国科学院或北京大学生物系的专家们来这里访问，会从中获得许多实际的帮助，而偏远落后的宁夏在学术梯队、资金来源、仪器设备和药品诸方面均难达到开展这方面研究的要求，就算在这里把整套技术学成，回去之后也将困难重重，难以开展研究。但既来之，则安之。主人安排了这么多天的时间，我就安下心来学，不能浪费时间。
陪同我的是Davis博士，我跟作用聚丙酰胺电泳和十二烷基磺酸钠电泳分离蛋白质的研究。小麦胚中不同种类的蛋白质可能与抗病性、品质性状及产量因素有关。
我跟Davis博士先把每种电泳技术从头至尾做一遍，并认真记录了技术要领。第二遍则是在Davis博士的指导下，由我从头至尾操作，学起来很累，但我十分耐心。Davis博士发觉我是真心在学，也就不厌其烦地把每个细节以及需注意的问题详细讲述。更出我意料的是，他最后主动提出要送我一套电泳槽和相关的配件，我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套仪器设备，连同英国专家们赠送的文字资料、作物种子等，沉重的两箱，让我满载而归了。
回来之后，我未能按Davis博士所想象的那样真正开展起来小麦蛋白质的研究，更无从谈起与他们之间开展这方面的合作研究。毕竟，我们与英国之间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差距太大。这正像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国内一流不可能与经济、科技落后的边远小省开展科技合作，而只能是“对口支援”一样。我想，如果剑桥大学能对北京大学开展对口支援，那倒是可行的。而对宁夏直接开展对口支援，怕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关于Kattlewell教授要求我帮他选派中国研究生的事，我当时满口答应，回来办起来也困难重重，原因很简单：宁夏不是北京，不是上海，是落后小省区。要出国的学生，必须英语考过了托福或GRE，不说别的，只这一条，就限制住了。尽管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送他们脱产学习英语等，几年之内，都没有选派出去一个。我对Kattlewell教授再羞于启齿，只好悄悄作罢。
这没有办成的两件事让我心事重重。中国有句话说“曲高和寡”。而在这科技发展迅猛、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却不能嫌人家“曲高”，只能埋怨自己水平差；不能因为人家“曲高”难和而泄了气，道路只有一条——提高自己的水平。
结束对剑桥大学的访问，回到伦敦时值周末，休息两天之后，我乘火车北行，去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坐火车实在比坐飞机好，可以欣赏沿途的风光。但火车行驶的一路上，未见深川大河，更无茂密森林，略有起伏的麦田，面积不大，幼苗黄矮不匀；偶可见到在黄迹斑斑的草地上游走的羊群，没有闪光的毛色，也没有什么生气；只那房舍密集的小镇和修砌整齐的小河两岸，显出英国土地经营细致的特点。这样平淡的景观令我惆怅，这世界上最早开始工业革命并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的英国，难道就是这般模样？正当我浮光掠影、头脑里萦回着“这像不像一个工业强国”问题的时候，广播上说爱丁堡就要到了。
当火车到站停稳之时，我看了看手表，从伦敦到爱丁堡只用了6个小时。我想，这是从英国南头走到北头啊，难道英国就是这样一个弹丸小国吗？难道这就是两次鸦片战争中把偌大的中国打得落花流水，让中国被迫签订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丢尽颜面的英国吗？
是的，英国就是弹丸小国。爱丁堡不在英国的最北边，但离北边不远了。我到了宾馆，接送我到宾馆的Ellis博士约好了晚上到他家宴会和来接我的时间后，就离开了。我没有顾上休息，把随身带着的英国地图看了又看，用图上的比例尺量了又量，算了又算。英国本土从大不列颠岛南海岸至苏格兰北端的直线距离不超过1000千米；本土从东至西最宽处不超过500千米；在狭长的大不列颠岛上，几乎没有哪个地方离海边超过120千米。
我并不因为这短短的旅途而劳累，却浮想联翩，久久不能平静。离晚宴的时间还早，我有充裕时间翻阅带在身边的一本书。
英国是个岛国，全国总面积才24.4万多平方公里。全国人口据1984年统计数字是5648.8万人。这个领土面积比中国半个甘肃省还小得多的国家确实曾是强国。17世纪中叶的资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后半期的工业革命使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19世纪是大英帝国的全盛时代。狭小的国土面积，密集的人口和疯狂的野心使它到处扩张，所掠夺的殖民地遍及世界五大洲，比本土大150倍，号称“日不落帝国”。
对于世界发展史，我本是所知甚少。这次访英，才引起我的注意。让我惊叹不已的是，历史上曾经称雄一时、横行于世界各地，到处侵略、残酷压榨盘剥殖民地人民的那些国家竟然都是些领土面积不大的小国。葡萄牙的领土面积相当于中国江苏省；西班牙没有四川省大；日本约相当于半个黑龙江省那么大。且不说这些国家对别国的侵略，它们在中国大地的侵略搜刮和横行杀戮所带来的灾难，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到Ellis博士家做客时，虽如到Kattlewell博士家做客时那样的愉悦。但在脑海里，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等，这些阴影挥之不去。而更让我难以释怀的是，英国这等弹丸小国，竟能无数次地宰割中国！面对Ellis一家的热情招待，我头脑里却油然萌生出电影上或书本里曾描述过的英国人侵华的场景。但Ellis一家和现在的英国人是无罪的，罪过是他们的先人犯下的。只有一件事仍让我对现在的英国人（至少是一部分英国人）耿耿于怀。在来爱丁堡以前的双休日里，我曾去看大英博物馆，那里面有很多来自中国的珍宝和文物，但珍宝和文物下面的标签上却写着“国外赠予”的字样，这让我愤然不平，“掠夺”和“赠予”怎能是一回事！英国鬼子火烧北京圆明园之前掠夺走的大量珍宝和文物，难道是中国人“赠予”的吗？
我到苏格兰的访问是轻松的。大多是参观那里的育种实验研究，不像在剑桥大学访问时那样费尽脑筋，所以一闲下来，或是脑子里一有空隙，什么大国、小国，强国、弱国等问题，始终萦绕在脑子里。
历史是残酷无情的，小国大国的较量中，以小国的骄横和大国的惨败而告终，实际上反映了先进与落后、新兴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与传统的小农经济、现代科学技术与陈旧手工技艺之间较量的必然结果。这正像鸦片战争中帝国主义用洋枪、火炮和利舰摧枯拉朽般轻取中国的大刀、长矛和帆船一样。我们是以曾经牺牲无数宝贵生命、沦陷大片国土，搜空了国库又去榨干活着的人们的血汗，才能付得出的巨额赔款，以一年又一年、一辈人又一辈人蒙受的灾难和屈辱，才从这残酷的历史中获取了教益。这花了多么大的代价、多么大的血本啊？
2006年中国出了一部纪录片叫《大国崛起》。寓意深刻的是，片中的所谓大国，除了美国和俄罗斯，其余七国均是领土面积上的小国。这部片子，算得上是对世界发展史一个精辟的诠释，算得上是饱蘸着历史积淀的浓墨重彩写成的对中国人们教益深刻的教科书！
5.初识“地球村”
1993年的夏天，受犹他大学Albrechtson教授的邀请，我以宁夏农学院副院长的身份率赴美考察团（一行三人）代表学校与犹他大学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并进行第一次学术交流，同时考察美国作物育种和栽培技术等。
我们一到美国，我的学生（Albrechtson教授的助手）由犹他州驱车1600余千米已在旧金山机场迎候。为了帮助我们的考察，也节省我们的旅费，他牺牲了自己集中起来的一年的假期，租用了一辆汽车，全程陪同了我们的访问。得益于他的鼎力相助，我们的考察进展顺利，并具事半功倍之效。
Albrechtson教授对我们的访问行程安排得十分周密，费时少行程短而到访的地方多。在访问犹他大学之前，先由旧金山北上，沿途访问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俄勒冈州的俄勒冈大学，华盛顿州的华盛顿大学，以及美国农业部设在爱得华州的小谷物研究中心。我们到访每地，都细心考察了那里的实验设备、实验室研究和田间试验，与专家们进行科技交流，受到了深刻的启迪，获得颇大的教益，还收集到不少的文献资料和作物种子等。从每一个单位出来，汽车载重都增加不少。
另外，自驾车考察比坐飞机“天马行空”既节省了时间，又脚踏实地地领略了美国从乡村小镇到中小城市的自然风貌。美国这个国家的历史很短，我们驱车飞跨的这片土地，在200年前还是荒蛮之地。大自然和人类的创造力是巨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们沿途饱览了自然天成和人类耕耘所成就的诗画美景。那一片片平整而望不到边的农田，就像是用机器裁出来的翠绿的地毯，庄稼和蔬菜种得那样的整齐，纵、横、侧看皆成行，像整齐列队的队伍一样；草场无垠，羊群犹如绿茵之上的点点白玉；低头吃草的肉牛在阳光的抚照下背上反射着油亮的光。我们也驻足欣赏那起伏秀美的山峦，瞭望那无边无际的森林，从拱桥上俯视那清澈湍急的河流，在山下仰望那激越咆哮的瀑布。有一次，我们驱车沿崎岖的山路蜿蜒而上，想在半山腰处停车远眺山色，顺便上洗手间。让我惊奇的是，在这孤零零的洗手间里居然也有热水洗手，有肥皂液、擦手纸等，洗手间的清洁与城里的别无二致。这让我纳闷，如此高耸而孤远的山上，这热水是从哪里来的？
结束了对美国西部的访问，在到访主访单位犹他大学之前，我们先乘飞机去访问了美国首都华盛顿。我的一位老朋友（我们的友谊开始于在加拿大做访问学者时）全程陪同我们在这里的访问。他的夫人热情地天天为我们准备饭菜。我们先后访问了美国农业部所属的农业科学研究院，美国农业图书馆，马里兰大学等单位；参观了美国国会山、白宫等，登上了位于市中心的华盛顿纪念塔。
在犹他大学的访问，占全程一半的时间。我们一到，就开始了双方的交流活动。首先，Albrechtson教授以东道主身份介绍了犹他大学的情况，陪同我们考察了有关学院、研究室和田间试验等。我在这里作了“Seminar”（专题讲座，专家讨论会）。这是来美之前应Albrechtson教授和我的学生的邀请已作了准备的，会上交流了我写的两篇论文、一些幻灯片和荧屏投影胶片等。未曾料到的是，我到达Seminar会场时，到会者竟全是犹他大学的教授们，没有学生。我面临的是真正的“专家讨论会”。我看到各位与会教授所持的单子上，把我作的Seminar题目写得很大很正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小麦生产和发展》。但在我讲述之后，他们提出的问题多是与宁夏这块沙漠中的绿洲有关。最让他们难以理解的是，用以灌溉小麦的水来自黄河，而麦田的排水却又直接回到黄河。对此我只好临时在黑板上绘图予以解释，然后用幻灯片展示了从黄河引水的闸门，密如蛛网的农田灌排系统；以及金色的麦浪，平展的稻田，葡萄架上紫红的葡萄，把枝条压得弯弯的玛瑙般的枸杞等。这些影像激起了教授们的兴趣。一位教授问：“为什么在那茫茫戈壁中间竟有宁夏这片绿洲？”我脱口而出：“黄河！黄河孕育了中华民族，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黄河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
美国犹他州与中国宁夏在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诸方面很相似，都属于干旱的大陆性气候，农田盐渍化和种植作物的种类也相似。两校间经初次交流和进一步商谈，合作关系建立了起来。内容包括教授互访，互派研究生，科技文献和科研信息交流诸项。
合作关系最容易办到的是文献和科技资料的交流，通过双方互寄就行。商定的科技信息交流是通过计算机荧屏定期用英语对讲来实现的。对讲时可看到对方的影像，这在当时还感到新奇。犹他大学刚与另一国家建立起这一信息交流渠道，与我们是建立这种渠道的第二家。我看了用于这种交流的设备，觉得回去置办起来并无多大困难。其实，世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信息时代，美国是进入信息时代的领先者。信息时代的发展日新月异，到21世纪初，计算机荧屏对讲技术已失去其神秘色彩，进入普通家庭。这样，双方信息交流之路愈益宽广，就像铺满阳光的康庄大道。
但是，在合作关系展开之后，我们发现，横在双方之间的语言问题成为交流的障碍。我们国家落后，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首先要学习西方的语言，这让我们在学习效率上吃了大亏，因为学会一门语言要费多年的工夫。信息交流对讲用英语，派遣赴美的研究生要先考过托福或GRE；相反，美方则很简单，只使用他们的母语。访问中国的教授，中方要为他们配翻译（除非这教授是华裔），只能讲一句，翻一句，事倍功半。我们访美一年之后的盛夏，邀请Albrechtson教授回访宁夏时，就是这样的。
与犹他大学合作项目中由于语言问题我方两头吃亏。英语能达到对讲和出国要求的教授寥寥无几；我们下大气力从英语和专业诸方面培养青年教师和学生，能选派出去的也是凤毛麟角。但无论如何，建立了这种合作关系是好事，是大进步。
21世纪是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世界“变小”了，变成了“地球村”。当人们进入被称之为全球化的“地球村”时，不应只操一种语言，首先要能运用世界上最通用的语言，最好能会多种语言，否则就寸步难行。写到这里，我忽然彻悟：国学大师季羡林精通五六种语言，陈寅恪精通14种文字，马寅初（曾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72岁时开始学习并能运用俄语。大师和院士们能运用各种语言汲取世界各国文化的精华，才有他们视野的开阔和学术造诣的博大精深。
我们在犹他大学待了10天，中间有一个周末，我的学生全家，带我们去犹他州的首府盐湖城，看了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摩门教堂。这座教堂用不同色彩的花岗岩、大理石建成，高耸入云，气势雄伟，内部宽敞明亮。与西方一般的教堂不同的是，四壁布满了一幅幅象征着教义的壁画和艺术品。我的学生为我们讲述了摩门教的历史。
在美国历史上，摩门教曾被视为邪教。教徒们惨遭杀戮和驱赶，不得不在一位杰出领袖的率领下西迁，最后定居在盐碱漫布、满目荒凉的现犹他州一带。他们开山劈岭，披荆斩棘，搭建茅棚，治理碱滩，以勤劳勇敢、以血和汗、以不知多少代的生命为代价，使不毛之地变为良田，使其后代得以繁衍（该教曾实行的一夫多妻制也与繁衍后代有关），并建成恢弘壮丽的新盐湖城。耸立在盐湖城中心雄伟无比的摩门教堂，似乎证实着他们为生存而抗争的胜利，但为这前无古人的建筑奠基的，却有数不清的摩门教徒前仆后继的尸骨！
我是头一次知道世界上有摩门教及该教的悲惨历史。这与自称为世界上最优秀人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美国早期移民，曾把非洲黑人当做牛马贩卖来加以奴役虐待，以及把土著印第安人惨绝人寰地疯狂杀害、驱赶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园来到不毛之地而几近灭绝的历史融汇在一起，使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当今美国广阔富饶的土地上，曾浸透了多少被奴役者的汗水和鲜血，埋葬着多少世世代代拓荒的奴隶们的尸骨！这广袤土地上的农作物和牛羊群代代丰茂茁壮，概因为它们从这血汗和尸骨中汲取了营养！
结束对犹他大学的访问，接下来是取道内华达州回旧金山的顺路考察，显得很轻松了。我们从犹他大学驱车南行，在美国西南部又转了半圈，加上前面美国西北部的半圈，算是在美国西部转了整一个圈。
美国是一个无奇不有的国度。我们在内华达州驱车飞驰，在那看不到庄稼、看不到牛羊、看不到树木、赤地千里的沙原上竟矗立着一座白日里金碧辉煌、夜间霓虹灯万紫千红的拉斯维加斯大赌城。而且，似乎由这座赌城把荒漠无边、寸草不生的内华达州盘活了。我们驱车飞驰在这片土地上，一边又好奇地谈论着美国的自然地理和历史沿革。
原来，我们这次访美，汽车轮子所碾过的美国西部的所有国土，都是历史上通过扩张而得来的。且不说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是如何并入美国的，只说美国沿西海岸的内华达山脉与中部的落基山脉之间的大片土地，是1846-1847年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中得来的。这大约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是今日美国版图上的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和部分犹他州。
现在墨西哥人偷渡到美国打工的人每年有数百万，屡禁不止。这些墨西哥人理直气壮，没有负罪感，认为越过国境就像跨进自家的后院一样。一个墨西哥男人到美国作苦力所得的微薄收入，除了自己用，可以寄回去养活一家人。“他们咀嚼着美国甘蔗最干涩的一段，却依然觉着比在母国的生活更多一些甜味。”
世界的发展真是令人费解，令人沉思。按说美国当年不应以武力割占墨西哥的领土，可是，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原墨西哥人很愿意摆脱墨西哥政权的统治到美国来得到自由民主。当时的美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侵略战争”，是保护这里人民自由的战争。虽难摆脱“侵略”的罪名，却认为以人心背向决定人们脚下土地的归属是合理的。时至今日，被割占的这片领土和它所承载的人民，进入了“发达国家”；而如果它不被割占的话，却会仍处于“发展中国家”。
当今世界，“全球化”挂在每个人的口头上，包括上小学的孩子。据研究者的论证，全球化其实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就开始了，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风靡世界。难道上面说的事情也都印证了全球化的历史轨迹？难道现今的世界，真如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第29届奥运会主题歌所唱的“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永远一家人”吗？
6.再上台阶
我领导的农学系荣获自治区教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以及我个人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是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里程碑。这既是荣誉，更是对自己的鼓舞和鞭策。我暗自制订了下一步的目标：使农学系再上一个台阶；使自己在教学与科研上再有所成就。可是，在当时的国内，似有这样的“潜规则”：凡在业务领域里有所造诣者，都要在行政上委以重任。由此，我在1991年秋被任命为农学院副院长兼小麦研究室主任。在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来宣布对我任命的会议之前，农学院的院长特地向我打招呼：“宣布对你任命时，你要服从，不能说不干。”
我服从了组织部任命，在全院主管教学、成人教育、学报、图书馆和实验农场等部门的工作。
我淡漠官场，为同事们皆知。何况，当时学校的第一把手曾在背地里冠我“难以驾驭”的帽子，所以从未想过升迁之事。这便是宣布对我任命之前院长（第二把手）向我打招呼的原因。
我并没有感到这官位的荣耀，只感到肩上的责任重了，只觉得这是国家对自己的信任。我要对得起学校，对得起学生，我没有道理不好好干。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既然我要不负重托，就要烧起三把火。
第一把火是主持修订全院的教学计划。
1992年，中共十四大决定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转轨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划时代的大转折，使全国高教也处于重大的转折时期。十四大对高等教育提出新要求，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要求高校要进一步转变教育思想，改革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克服学校不同程度存在的脱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现象，要按照现代化科学文化发展的新成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更新教学内容，调整课程结构。
根据《纲要》的精神，我带领工作班子首先从“需要”和“现状”方面进行调研，包括下到县、市考察地方上对于农业科技人才的需求状况；在校内通过期中教学检查和期末总结进一步摸底；召开全院教学工作会议研究修订教学计划的方向、目标和具体措施；还深入到马列德育课部和计算机课程组等单位，与教师座谈讨论教学内容和课程改革等。
学校成立了修订教学计划的工作班子。这个班子不乏高教事业上的老手，又有中青年人的活力，很团结，对教改兴趣浓厚，想法多，工作起来还有些狂热。
我们先以农学系为试点，修订出一个专业的教学计划；继而召开全院现场会议，对这个专业教学计划进行讨论；再行修订，供各系参考。各系再对本系各专业的教学计划反复修订。经过一学期的努力，全院各系对9个本科专业和6个专科专业的教学计划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基本适应当前形势发展需要的、在全院教育史上具有革新性的教学计划。其特点是拓宽了专业面，由过去培养“专业型”人才过渡到培养“通用型”和“复合型”高级农业技术人才。在课程门类上，增加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必修和选修课程；具体到每门课程，其内容也都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进行了革新。例如，对于马列主义德育课，我们调研中发现它们缺乏吸引力和感染力，问题在于内容陈旧，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因而采取了调整马列课学时、改革课程门类和内容的重大举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加开了“邓小平理论”课。
起初，当我们提出调整马列课学时数和改革课程内容时，好心的朋友劝告我：“政治课是不能动的禁区，你不要忘记1957年反右的教训。”但是，我认为这是适应时代发展的改革，是推陈出新。因为那时《邓小平文选》刚发行不久，我们学后深得教益，提议将其思想内容引入大学课堂。只是苦于没有适用于课堂的教材，于是决定，在教学计划中，本科和专科专业均加开“邓小平理论”课，先开30学时，采用专题讲座形式，逐渐积累经验，编写教材，增加学时。
这一做法首先得到自治区教委的赞许。自治区教委将我校作为全区高校改革马列和德育课的试点。学校又根据区教委的文件进一步推动了这项改革。我没有受到非议，但区教委下发文件之前没人敢表扬我，因为这类课程的改革确应十分慎重。在当年的秋天，西北高等学校教学工作会议在银川市召开，我在会议上以我院教学计划的修订为主题作了发言。在会议讨论时，与会各高校的领导一致赞扬我们教育改革的步子大、又符合《纲要》精神，西北科技大学的领导说我校“是西北高等学校第一个让邓小平理论进课堂的学校，这个头领得好！”在西北高校会议上得到这样的肯定，我心里踏实了，觉得改革的路子走对了。
全校教学计划的修订，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从1993年入学新生开始全面实施。在数年实施过程中，它基本能适应我国经济结构变革的形势，达到了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专业结构和学科布局、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合格人才的目标。这不仅是我校，而且是自治区教学改革方面的重要成果，并在1997年被评为自治区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第二把火是提高办学层次，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
我上台伊始，就主动请缨抓研究生授予点的申报工作。因为那时宁夏高校中，只医学院有一个硕士学位授予点，其他各高校这方面都是空白。我校有关专业教师力量雄厚，科研成果累累，有条件申报国家硕士学位授予点。我主持准备申报材料，拟订了几个学科的培养方案。自治区教委对这一工作也十分重视，1992年年初委派高教处处长协同宁夏三所高校主管教学的领导齐赴北京，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就宁夏申报硕士学位授予点之事作了具体说明。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虽然学位委员会对硕士学位授予点的审批，当时有“从严掌握”的原则，但连同我校一个学科（草原专业）在内的几个学科还是在1993年获得批准。有了零的突破之后，我校在下一届（1996年）的审批中，又有“作物栽培及耕作学”等三个学科获得批准，至1999年，全校被批准的硕士学位授予点共达10个。加上自治区设立在我校的两个重点学科，以及小麦研究室等6个研究单位，使全校的办学层次提高到新的台阶。
从1990年以来，为了提高教师队伍的学历层次，我们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为他们创造条件取得研究生学位。包括从自治区财政厅申请得到研究生学位专项经费，与南京农业大学结成对口支援、为我校培养研究生的“姊妹学校”，以及对接近录取分数线的教师采取委托培养和定向培养等方式。到1998年秋，全校共培养硕士及博士研究生90名。已基本形成素质优良、年龄结构和专业结构合理的师资梯队，为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育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三把火是兴办成人教育，使我校的成人教育从无到有，不断发展。
我开始主管教学时，学校没有成人教育，只有在自治区农业厅支持下的非学历专项培训教育。我的一位学生时任自治区教委成人教育处处长，他开诚布公地对我说：“你校领导思想太保守，全国各地大学兴办成人教育风起云涌，你们那里却风平浪静。”
有了他的启发，我立即动手，首先报请自治区教委批准，成立成人教育部，又主持从师资力量、教学设备诸方面为兴办成人教育作准备。还把那位处长请到学校，对各级领导启发诱导，传授经验，促进行动。
处长尽管是我的学生，身份却是代表自治区教委。他的推动十分奏效，全校积极行动了起来。先后开设了4个专业的成人大专学历教育、两个专业函授大专学历教育和5个专业自学考试大专学历教育。至1996年，就读学生达1200余人。使学校形成普通高教与成人高教两条腿走路的新局面，为自治区培养多层次的高级农业技术人才作出了贡献。
其实，我烧的不只这三把火。我上任之后，把我所主管的每一个部门的过去和现状，都仔细研究了一番，从中找出改革提高的突破口。例如，我主管学报后，发现每期学报的封底总有“内部发行”的字样。我们为什么只内部发行，作为与兄弟院校间免费交流的材料？通过了解得知，关键是稿件质量没有保证；另外，每年出刊的期数不定，版面质量不高。
我们先抓稿件质量。其实，全校大多数中老年教师都学有专长，富有科研成果，不难写出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问题出在当时的职称评定对参评人员论文的要求上。这种要求往往以数量掩盖质量，参评者千方百计在学报上发表文章，有时常务编委审批砍掉的文章，他们又找门路、拉关系再挤上去；还有外单位作者，在其他杂志不予发表的文章，也挤到我校的学报上。面对这种情况，我只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首先动员十几位常务编委写稿或组稿，因为他们都是全校著名的学科带头人，学术上深有造诣，卓有建树，我要求他们每一到两年写一篇稿、组一篇稿；再是坚持常务编委集体严格审稿，刷下来的不准再上；外单位的文章从严把关，一般不予发表。
经过努力，稿件质量上去了，也达到了一年出4期的要求，还摒弃了落后的铅字印刷，改用电子排版，提高了版面质量。结果顺利得到宁夏新闻出版局的批准，从1992年开始，学报有了全国公开发行的统一刊号，在国内外公开发行。
还有一件事，我主管教学实验农场之后，仔细研究上级下发的有关文件，发现根据文件精神可以向自治区财政厅为全场工人申请（这早在一年前就可以申请）劳动补助。我们立即写报告给财政厅，结果顺利得到批准。工人们虽只得到每月几十元的劳动补助，但感到这是国家的关怀，十分高兴；我也备受工人们的称赞。适置春节前夕，我去看望他们时，各家有的送我几个油饼子，有的送点核桃，有的送点枣子。我领了工人们的心意。
我向来为人行事低调，不是标新立异之人。当然，我承认自己爱动脑筋。但是，无论当系主任，还是站在更高的位子上，却从不发号施令。凡重大之事，总先与副手、同事们共同商量，形成共识，齐心去办，大家团结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是我们能够成事的原因所在。虽然修订教学计划、上硕士学位点、委培青年教师、首开成人教育先河和学报公开发行等，均属我校教育史上创新之举，但这不是我的最终目标，我孜孜以求的，只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勤恳工作。就以教学管理工作来说，它虽如人们天天吃饭一样平常，却如天天要吃饭一样重要。它面面俱到，又很琐细，有一点马虎就会出问题。例如在教学秩序方面，不稳定的因素太多了：教师随意调课、停课或擅自缺课，上课迟到或提前下课（尤其是上午第四节课）等不遵守教学秩序的事时有发生，尤多发生在青年教师身上。再说考试，时代变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念书时，考试作弊是可耻的，也是罕见的。现在却司空见惯，作弊方法花样翻新，防不胜防，作弊者不以为耻，还若无其事。这两件事都令人头痛。但教师是学校的灵魂，学生是学校的主体。对教师要尊重，对学生要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善待，都要引导，不能生硬。
对于教师，我把农学系实行多年的导师制引向全校，规定青年助教都要请一位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老教师为导师，并在备课、讲授、科研诸方面接受导师的指导，直到青年教师晋升为讲师或副教授为止。学校的老教师是教育战线上的宝贵财富，他们历经我国高教发展不同的历史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的初始发展时期，60年代的挫折时期，70年代的朦胧徘徊时期，80年代的拨乱反正时期，直至90年代的迅速发展时期，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学识与积累，使他们对教育的宗旨和方针，对高教的规律，等等，有深刻的感受和理解。有这样的老教师来传、帮、带，青年教师的迅速成长是不言而喻的。
但导师制不适用于老教师很少的年轻系部。于是，我们面对青年教师设立“青年教师优秀教学奖”，从备课、讲授、批改作业、实验实习等方面评定青年教师的教学效果，对优秀者设一、二、三等奖予以奖励。每年得奖者虽只十几名，但对全校青年教师有很大鼓舞作用，又辅之以《教师教学工作规程》等管理文件，对于教学管理规范化和教育质量的提高发挥了综合作用。
对于学生考试作弊，也是正面教育为主，辅之以相应措施。如全校对各门课程建立试题库；有的课程试题设A、B卷；有的课程期末考试采用口试形式；期末各科考试采取单人单桌、严格监考等。这些，对于规范考试环节，端正考风考纪产生了良好效果。
学校以教学为主，我主管的教学是学校里最重要的工作。教务处是我主管教学的工作班子，我们配合默契，团结一致，教务处的工作生动活泼，富有创意，我们一起工作，心情舒畅，不知疲倦。1994年，我校教务处荣获国家教委授予的“全国普通高校先进教务处”光荣称号。
7.急流勇退
从当大学教师以来，心里总藏着一个目标：要在业务领域有所成就，成为学识渊博，卓有建树，造诣颇深，在学术界有一席之地的人。虽然，多年来繁杂的行政工作对我实现内心目标是巨大的干扰，但我宁愿加班加点工作，牺牲休息时间，牺牲对家庭的照顾，甚至透支身体的健康，却始终不弃不离这一目标。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为市场经济正了名，明确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正在谈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所从事的学科领域是应用科学。时代的大转变使我内心的目标已不能只局限于个人的科研成就和论文的发表等方面，而是应更多倾向于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对当前和以后经济社会发展有实际推动作用。具体说，我和我的团队的科研成果，应该为宁夏和我国的农业产业注入活力；我们发表的论文不应往往是被束之高阁的“学院式”的，而应是贴近农民，指导生产，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我们的研究范围，从广度上不应只是一种作物、一种生产模式，而应涉及到整个农业生产；从深度上不能只局限于作物的产量、品质和效益，还要把产前、产中、产后，以及生产、加工、贸易等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我的目标的转变是由当时的社会发展所推动的。当时宁夏来了位新书记，并提出了发展“黄河经济”的理念和构想。
书记作了报告，各党政部门闻风而动，各媒体纷纷报道，使“黄河经济”理念成为舆论热点。我校作为自治区农业高等学府，当然要立即行动起来。学校首先召开了“黄河农业研讨会”，我所撰写的《宁夏引黄灌区中、低产田改造的战略地位和综合措施》受到会议的一致好评，先在学报开辟的《黄河农业专辑》上发表，又被推荐参加全自治区“黄河经济研讨会”，大会上被推荐第一个发言。参加这个研讨会的主管高教的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在会后留下与会的我院院长，对他说我的发言很好，示意把论文中所阐述的内容运用于实际农业生产，并指示可以建立发展黄河农业的示范县。院长领受副主席旨意，立即回校贯彻，决定以学校所在地永宁县作为黄河农业示范县。
20世纪90年代初，国务院还发布了在全国发展“两高一优”（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指示。学校决定与永宁县合作实施“永宁县农业‘两高一优’科技开发项目”，并于1994年正式实施。项目由我校与永宁县联合主持，我是项目的第一主持人。
项目确定之前，我们已于1992-1993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对永宁县农业生产广泛深入调研，根据该县自然、经济概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稳定粮食生产、扩大经济作物比例、发展农区畜产养殖、振兴农产品加工、健全市场流通体系等发展经济的途径。确立了“麦套玉米吨粮田栽培技术区域开发”“粮经作物高效立体栽培模式”“名、特、优蔬菜品种及栽培技术开发”“秸秆养牛和牛羊肥育技术开发”等八个项目。
主持开发项目过程中，我这副院长的职位顶了大用。又因主管科研的副院长退休，我暂时接管了全院的科研工作。在校内，可组织各系、部的科技力量投入开发研究，并在相关的系、部分别成立了课题组，主持相关开发项目。在县上，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何况这“诸侯”包括县长、各办主任、各局局长等，有不少都是我的学生，所以，校、地合作得十分合拍，更兼这开发项目是发展当地经济、造福全县人民的大好事，自然开展得十分顺利、有声有势，轰轰烈烈遍及全县各村镇，又辐射影响到相邻的县市。
我们还把永宁县的科技开发项目与农业高教紧密结合起来，报请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批准，把永宁县建成“农、科、教三结合基地”。这样，既发挥了高校的人才、科技优势，又发挥了地方的人脉地缘和经济优势，在科教兴农的过程中转换教育机制，改革育人模式，提高教育效果；又理论结合实际，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为完成当地的长远规划和在20世纪末实现小康目标贡献力量。
经过几年的开发，农业的产业结构和农作物种植结构得以改善，既稳定增加了粮食作物产量，经济作物和蔬菜的生产、农区畜牧业和渔业以及农产品加工业等都逐渐兴旺起来。永宁县是银川市的郊区县，开发项目实施以来，它从加强对银川市农产品供应方面增强了经济活力，增加了农民收益。而对银川市来说，永宁县悄然兴起的“菜篮子工程”，使得银川市千家万户的“菜篮子”里的东西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传统蔬菜品种，又增加了荷兰豆、佛手瓜、西兰花、西芹等新品种；水产新品种增加了武昌鱼、甲鱼、青虾、蟹等；对粮食供应方面，增加了优质大米和香米等。这些，使得“鱼米之乡”的生活又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与此同时，在教育改革上也取得了进展。例如，水产新品种引进、养殖的开发研究，是由我校农业经济系与县农经站联合组成的课题组来实施的，这按传统的专业划分不属于他们的学科领域，但按教学改革的精神却符合“拓宽专业面”“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思路。他们在开发过程中能利用自己深入实际、亲自取得的数据撰写论文，这比以往应用别人的数据纸上谈兵感到真切而生动；更重要的是，师生们可以真切地看到新技术开发对经济建设所产生的推动作用。
我们在永宁县所实施的科技开发项目，起到了以点带面、辐射全区的作用。青铜峡县（现青铜峡市）的县委书记是我校“文革”前的毕业生，他主动回母校两次，请老师出山，引科技力量下乡，要求像在永宁县那样，进行大规模的科技开发，并表示，校、县联合科技开发所需经费全部由县上承担。
青铜峡县的要求，是对我们在永宁县科技开发试点的肯定和鼓励，当然是不能拒绝的。学校当即决定，在青铜峡县最偏远、经济滞后的峡口等三个乡，各设农区畜牧养殖、耕作制改革和新果业生产基地建设等三个开发项目，并相应建立农、科、教三结合基地。我也放手让永宁县在科技开发的轨道上继续向前，而把工作重心转到青铜峡县来。有了在永宁县开发的经验，师生们进驻青铜峡县之后的科技开发工作已是轻车熟路。
与青铜峡县的联合开发，虽非秉承上面的旨意，但县委书记科教兴农的决心和开拓精神，以及县委和县政府的全力支持，使联合开发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中国，看准了的可行之事，又有党委的重视和领导，就具备了成功的前提条件。
虽然科技开发的思路与永宁县相同，但在青铜峡县却更加脚踏实地。驻点师生以乡为家，把农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以驻点峡口乡进行农区养殖业开发的师生为例，他们大力推广“麦套玉米吨粮田”（亩产小麦和玉米籽粒一吨），秋季收获玉米棒子后，把玉米秸秆青贮起来作为冬、春季肉牛的饲料。他们为村上设计了青贮窖，买来了铡草机，调来了拖拉机，轰轰烈烈地展开了青贮玉米的壮观场面。这场面持续了一个星期之后，把所有玉米田的秸秆都青贮了起来。这一工作结束之后，为了扩大村里的肉牛群，一位老师亲赴河南省去买牛崽。他们一心想着农民，为了广大农民走向致富和幸福之路而不倦地奔波，投射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奉献精神和高贵品质。
驻青铜峡甘城子乡的师生展现了向沙漠进军、向荒滩要田的雄壮气魄。甘城子乡地处腾格里沙漠东部边缘，流动的沙丘和丘间稀疏低矮的沙蓬、沙蒿形成了典型的荒漠景观，冬春季强劲的西北风狂卷起飞沙，侵袭着农田和村庄。驻点的两位老师，带领学生和村民在这荒漠边缘展现了他们的大手笔，做出了大文章。他们租用了几台推土机，把沙丘密布的荒漠夷为平地，修筑了引水渠和田埂，引进和栽植了山东省的“红富士”苹果苗，并从山上的羊圈里拉来羊粪作苹果苗的肥料，又把村里原先种的老品种苹果树采用“高接技术”改造成红富士等新品种。经过了三个冬春，苹果苗茁壮成长，蔚然成林，遏止了沙丘的流动。荒漠变成了美丽的田园，两位老师的面庞却在经年累月的风吹日晒中变得黝黑而闪亮。五六年之后，当我们再来到这片洒有自己汗水的土地上，只见荒漠远退，一棵棵苹果树挂满了殷红的果子。我们的开发，我们的付出，换来了农民们满意的笑容，也收获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成功和喜悦。
我主持青铜峡县农业科技开发项目三年之久，却仍然在学校内承担教学任务；我主持的小麦研究室也让研究课题转向了科技开发之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不满足只吃饱肚子，还要求吃好。过去农业生产上“以粮为纲”的提法过时了。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开展“多种经营”“提高品质”“增加经济效益”等逐渐成为新的趋势。因此，我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上，也逐渐调整方向，由过去注重高产向“高产、优质、高效”转变。
在教学上，我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的新目标，扩展领域，积累资料，着手编写一本新讲义——《作物高产优质生理》，作为选修课对高年级学生开设。我历时三年，一边讲课，一边补充新资料，逐渐形成了较系统、有较深理论基础的整套讲义，用到我退休之后，青年教师们还继续运用这套教材，开设这门课程。这本教材仍包括高产目标，但引入作物品质、农产品加工增值和高效益等概念，从作物本身生物学特性、外界环境条件、生产技术诸方面阐明了作物高产优质高效的规律性和辩证关系。这本教材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下的产物，是全校改革教材、改革教学内容的最先尝试。这种尝试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收到了提高教育质量的良好效果。
我所主持的小麦科学研究，也迈向更为广阔的领域。远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就开始了品质方面的研究。这时，我国关于作物品质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为了抓准方向，加快研究进度，我1987至1988年以访问学者身份与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的专家们进行合作研究一年。研究目标集中在影响小麦品质的内在与环境条件及提高品质的途径和技术措施等方面。合作研究使我开阔了思路，积累了大量科学资料，掌握了发达国家关于小麦品质研究的前沿状况。
回国后，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了两篇关于小麦品质的论文，为课题组的进一步研究作好了铺垫。由于我们的研究在全国起步较早，有了一定基础，因而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这是当时宁夏高校获得这类资助的第一个项目。我们课题组成为宁夏关于作物品质研究的领军者，也是全国这一研究领域的先行者之一。
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们这种侧重于应用基础方面的研究，是借助于自治区“黄河经济”战略构想的东风而走向实践并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的。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选择宁夏引黄灌区小麦高产（老灌区）和低产（新开发地区）两类生产地区，进行多项开发性研究和试验示范，建立示范田一万二千余亩，连续五年平均亩产超过500千克，并有百亩连片麦田亩产超过600千克，小麦籽粒蛋白质含量达12%以上，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经济效益明显提高。这项开发性研究“在全区国营农场推广（年10余万亩）后，使春小麦产量大幅度提高，10年净增产值3.56亿元”。这项开发性研究，使春小麦高产优质高效的生产实践从小面积试验田迈向广阔生产大田，使小麦“两高一优”理论研究走出学院式的殿堂，变成广大农民群众手中的利器，形成了可代表我国西北灌溉春麦区特色的“两高一优”栽培理论体系，它代表了我国春小麦生产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新突破。
我们邀请了我国著名的小麦专家在麦收前实地考察，并选择典型的地条现场实收实打，计算产量结果。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的一位誉满全国的小麦专家撰写了成果鉴定书，其中有：
据测试数据，万亩以上的大面积500千克高产是可靠的；在高产优质栽培技术模式的研究方面有较系统的理论知识；在某些方面较过去我国的高产理论有所突破和发展；对我国相类似地区的春小麦生产有现实指导意义。
这项开发性研究，在1994年8月获自治区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一项。
1996年4月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将这一研究成果作为“八五”期间优秀科技成果编入《中国“八五”科学技术成果选编》一书。
多年来连续荣获重奖，使我获得宁夏教育界、农业界和科技界的肯定，在宁夏的头衔逐渐多了起来。曾先后被聘为自治区农业厅小麦、玉米专家顾问组顾问，宁夏科学技术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宁夏农林科技》（宁夏农业厅与农林科学院联合主办）编委，银川市、中卫市、吴忠市科技兴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与此同时，也受到国家科技界和教育界的重视。我所领导的“宁夏农学院小麦研究室”进入《中国科研机构数据库》；我被选入《中国科技名人录数据库》，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审专家，国家核心刊物《小麦科学》审稿人。入选《中华名人大典》《中国世纪英才荟萃》《中国专家大辞典》《世界文化名人辞海华人卷》《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世界优秀华人教育专家名典》等。
正当我在事业上进入高峰之际，也进入了花甲之年。令我十分感慨的是，我并未感到老之将至，在事业上却又不得不戛然而止。我想继续向前，但前程已不属于我，未来一片茫然。此时我的心情，是那些蓬勃向上的年轻人、进入黄金时段的年富力强者以及面向人生高峰的攀登者所难以体味的。
但是，人生的路我已走过来了。也曾年轻过，饱受过痛苦的折磨，经历了前进路上的艰辛跋涉和奋力攀登，争得了用汗水、牺牲和努力取得的成功、欣慰和满足；也曾辉煌过，头戴过“学者”“专家”等光环，出席过一般百姓所可望而不可即的隆重场面，获得过自治区和国家级的多次重大奖励。但是，花甲之年似乎突然而至，青春不再，光辉成为过去；艰辛的体味，成功的满足，幸福的喜悦，胜利的欢乐，竟如过眼烟云，一片片地从头顶上飘过。啊，人生如此苦短！人生这般易老！
由忙碌而安闲，由安闲而无聊，由无聊而苦恼，由苦恼而彷徨，由彷徨而探索，还是案头上我所喜欢的那些唐诗宋词晋文章救了我。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何等的气壮山河！那首《浣溪沙》又何等沁人肺腑！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苏轼观春夏之交的美丽景色，看门前“溪水西流”，有感而发，表达出积极乐观的精神，认为老年人也可以和年轻人一样发挥出充沛的生命力，不要因为自己老了就消极悲观。
是啊，“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