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军队到达渭华高塘原，与当地农民结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在农村成立了乡、村苏维埃，军队中成立了士兵代表会议，并筹备成立渭华苏维埃，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没收地主土地、分粮食，烧地主地契和高利贷借据文约，捉了一批豪绅地主，并杀了其中几个最反动的，组成了赤卫队。
我二次去陕东时，许旅起义军队已开到高塘原，并与陕东特委开始开展上述革命运动。我去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部（时在涧峪口，后迁到高塘小学），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有军委、司令部和陕东特委的负责同志参加。会上了解了起义后的活动情况。大家认为成立苏维埃是对的，地主土地不但要没收，而且要分配。但如何分配，想不出具体办法（后来敌人接着“围剿”，忙于战争，土地虽宣布没收，但始终没有分配）。对许权中的处分（“永远开除党籍”），我在会议上提出过意见，认为太重了（省委认为这样处理不妥，因为许是新党员，没有批准，并将情况报告中央，中央也未同意军委对许的处分决定）。会议对当时斗争形势与方针任务，有无具体的规定、决议等，已记不清了。我在渭华起义地区只住了几天，就带了一批经费，回到西安省委机关（当时李子洲任省委组织部长，也负责军委工作，我去上海或陕东时，均由李子洲代理省委书记）。
渭华起义后，敌人甚为惊慌，冯玉祥把这个起义当做心腹之患，因为渭华地处冯统治的豫、陕、甘等省的交通要道，对他的反动统治威胁很大。因此，起义以后，冯就开始并陆续派兵攻打起义的军队与农民，包围起义地区。敌人围攻起义部队的武装力量最后增至三个师。起义军和赤卫队在农民群众全力支援下，奋勇抗击敌军，从五月起义到六月下旬，在高塘原坚持了一个多月。后来终因寡不敌众，于六月下旬撤离高塘原。撤退时政治部主任卢少亭同志牺牲。撤入涧峪口，退到洛南山区后，部队分驻两岔河和保安镇。赵雅生的一大队被洛南反动地方武装和丁增华四个旅的敌军包围，唐澍同志带领所部前往救援。赵雅生的一大队已事先趁机撤出敌人包围圈，但唐澍所部陷入敌人重围被敌全部歼灭，唐也牺牲。这时渭华起义的主力已遭到重大损失。赵雅生的一大队突围出去，转回渭华，已无立脚之地，因为敌人在那里进行残酷的破坏、屠杀（许多党团员和地方上参加起义的积极分子，被逮捕和屠杀，房子被焚烧，土地“充公”……），因此，这部分人也散失了。许权中同志逃出后，到商洛驻军刘文伯师，刘给许编了一个旅，渭华起义失败后留下的指战员或逃出的地方干部，编了一个团。后来刘文伯师开到河南邓县一带，被当地红枪会武装缴枪。渭华起义的军事力量，也最后失败了。
这次起义失败后，参加起义的同志被敌人杀、关了一些，王授金同志就是起义失败后，被反动豪绅王佐杀害的；有些人不干革命了，当了老百姓；有些同志则继续革命，他们多数到国民党杂牌军队中活动去了。
渭华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党领导的三大起义之一，而且在三大起义中是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它不仅是陕西、西北的重大事件，而且也是当时全国重大事件之一。它是陕西党第一次直接领导与发动农民群众并与军队互相配合进行的武装斗争，和清涧起义（虽然也有重大的革命意义）比较，是进了一大步。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它给敌人以严重打击；它深刻地教育了陕西广大劳苦群众，向他们指出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道路；在起义中锻炼了一批党的干部，许多人成为后来西北游击队和红军的骨干。
因此，可以说渭华起义是十年内战时期党在西北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序幕和演习。起义本身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给后来土地革命的胜利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干部、经验、教训等方面）。
起义失败的原因与经验教训。渭华起义的失败，客观上固然是由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我们的力量弱小，但主要的还应该是检讨主观原因。我以为主观原因主要是：首先，省委对于这次起义的形势缺乏全面的估计（对敌强我弱估计不足，只注意了有利于起义的方面），没有认真地调查研究和充分的准备工作，对起义本身没有全面的长远的计划和总的战略部署，起义后也缺乏坚强的具体的领导。
其次，在政治上，充分发动群众不够。把打土豪和发动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思想还不明确。打了土豪，政治上打掉了它的威风，当然对发动群众有好的影响，但没有分配土地给贫苦农民（虽然宣布没收地主土地），打土豪得到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的很少，主要作了军队的粮饷。这样，贫苦农民在经济上就没有得到多少实际利益，因此有些人对参加斗争积极性不很高，有些人还有顾虑。对反动土豪劣绅坚决镇压也显得不够，捉了一些，杀的很少，有些跑掉，这也影响根据地的巩固和群众的发动。
第三，在军事上，更是没有经验，只知打硬仗，不懂打游击。
第四，根据地思想是有了，渭华起义就是以海陆丰苏区（依靠武装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为榜样，在渭华建立根据地的。但对于根据地应建立在什么地区，才有利于保存和发展自己，使根据地坚持下来，这个问题，当时还没有解决。于是死守渭华，结果失败。渭华群众运动和党的工作基础好，发动起义是可以的，但起义后却不能呆在那里（离敌人统治的心脏西安和交通线太近，又是平原），如果当时认识到这一点，起义后把队伍撤入洛南山区，建立与发展革命根据地，是有可能坚持下来的。
第五，渭华起义没有得到陕西关中其他地方群众斗争的配合，形成孤军作战，这也是起义失败原因之一。省委本来有布置：要固市、蒲城、三原及西路一带地方党发动群众，搞小型的武装斗争，以牵制敌人，配合渭华起义，但各地或行动迟缓，或没有去做，没有实际行动。
回忆参加渭华暴动的工农革命军高克林一九二八年初，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利用军阀混战的时机，在渭南县、华县一带举行有工农革命军参加的农民暴动。
一、参加渭华暴动的工农革命军
这支工农革命军是一九二八年五月间在华县瓜坡镇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正式成立的。
工农革命军的前身，是由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的中山军事学校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的政治保卫队，于一九二七年七月组合而成的。
在大革命高潮中，西北地区特别是陕西省的革命形势非常好。一九二六年九月，在党的指引下，以刘伯坚同志为首的一批共产党员和从苏联回国的冯玉祥在西北地区组成新的革命大军，参加了国民革命。冯玉祥在原绥远省的五原誓师，把他带领的部队原国民第一军，与国民第二军、第三军、第五军等部队，联合组成国民军联军，冯自任总司令。同期，于右任也从苏联回国，到陕西与冯玉祥合作，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主任是刘伯坚同志。所属各军政治部主任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我党决定，在西北地区创办一个类似黄埔军校式的军事学校，培养革命军事干部，作为建立新的革命军队，改造旧军队的骨干。这个学校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名义创办，定名为“中山军事学校”。地址在西安市北院门。学校领导：校长史可轩（共产党员，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从苏联回国的），副校长李林（共产党员），政治部主任邓希贤（即邓小平同志，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初开始招生，学员大部分来自青年学生，也有一些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人。
全校建立一个总队，总队长许权中（共产党员）。直辖三个大队（大队相当于营），第一大队长高致凯，第二大队长张汉俊，第三大队长杨浪波。大队长都是共产党员，每大队设一个党支部。每个大队辖三个中队（每中队约一百多人，相当于连）。到一九二七年五六月份，全校已有学员七百多人，在教职员工中有共产党员约七八十人。我原名高文敏，在这个学校任政治部组织科长，负责全校的建党建团工作。
于右任的政治保卫队是他的警卫部队，由他的保卫部长史可轩同志直接指挥。保卫队下设两个大队，共约一千人。一个大队队长姚丹峰，另一个大队队长许权中。许任中山军事学校总队长后，队长由任耕三接任。
中山军事学校和政治保卫队都是史可轩同志领导的比较可靠的革命武装部队。
一九二七年六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后，他为了肃清国民军联军中的共产党员，和排除地方上的异己势力，假借召开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会议名义，把各军政治部主任和其他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都调离各军到郑州开会。
中山军事学校的李林同志、邓希贤同志就是这次被调离学校的。不久，冯就赶走了于右任，派宋哲元独揽陕西省军政大权。六月下旬，冯玉祥命令史可轩率中山军事学校和政治保卫队离西安开赴河南省洛阳一带整训。史可轩、杨晓初和我共同商量，认为冯玉祥的紧急调令目的想要消灭这两支部队。我们决定表面接受冯玉祥的调遣命令，由史可轩同志带领两支部队先离开西安，但不出潼关。七月初，我们由西安市以北草滩镇乘船顺渭河东下。一面派人到陕北侦察情况，准备把部队带到陕北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另一方面史可轩也派人到国民第二军上层人士中进行联系，企图另找暂时落脚的地方。许权中同志不同意史可轩提出的后一个方案，部队走到交口镇附近，他借故离开了部队，回到他的家乡交口镇山东庄（现辛理村）去了。史带着部队从交口镇一带向陕北转移。途经富平县美原镇，该镇驻军是国民第二军的田生春师。田和史可轩是老相识。史亲自去找田，打算说服田反冯玉祥，并商请田让路给我们队伍到陕北去。不料，田受国民第二军某些上层人物的指使，当日晚竟将史可轩同志杀害。第二天部队又由美原镇返回栎阳镇附近一带，一时队伍没有领导中心，由我从许权中家将其请回部队。从此，许权中担任了这个部队的总指挥。我们仍决定不接受冯玉祥的调遣命令。这时，我们周围有冯玉祥、冯子明、岳西峰、甄寿珊等大小军阀的部队，把我们团团围住，都想吃掉这块“肥肉”。为了利用军阀矛盾，保存我军实力，我们接受了陕西地方军阀、国民第二军冯子明部队的改编，番号是暂编第三旅，驻扎在临潼县关山镇，旅长是许权中。内部确定，取消中山军事学校名义，改编为教导营，营长高致凯，我担任教导营的教导员，我的主要任务是做许旅部队的政治工作，继续做建党建团工作。史可轩同志牺牲后，我们军队和上级党失去了联系。许权中、杨晓初和我商量由我去找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我和陕西省委组织部长兼军委书记李子洲同志取得了联系。省委决定，许旅建立旅党委，直接属省委领导。并决定，由我担任旅党委书记。委员有许权中、杨晓初、张汉俊、高致凯。部队的任务是，就地扩军整训，在士兵中发展党团员，以待时机。
不久，冯玉祥为了巩固他在西北的大后方，清除异己，再次强令陕西的小军阀，由岳西峰、李虎臣统率，到南阳（襄阳、樊城）一带整训。旅党委决定，这支部队准备脱离冯子明，到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为此，我们向省委请示。恰在这时，省委接到中央指示，要我们部队将计就计，随岳西峰、李虎臣、冯子明等陕西国民第二军乘机开赴鄂、豫、川、陕结合部，配合地方党发动群众，举行起义，建立边区苏维埃政权。旅党委服从中央命令，随冯子明部南渡渭河到蓝田。这时，潜伏在我军内部的蒋介石秘密特务惠介如（蒋介石委任的西北宣慰使），勾结冯子明和史可轩旧部中的韩威西等反动势力，妄图杀害许权中等共产党员，进行反革命叛乱，搞兵变来破坏我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我们及时发现后，处决了惠介如，驱逐了韩威西等反动势力。事后许权中旅宣布脱离冯子明，向东移至商县黑龙口和渭南的厚子头镇一带。正在这时候，我们接到省委指示说，中央取消了在鄂、豫、川、陕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要我们设法保存实力，就地整训，听候党的新指示。经过许权中同志利用他的旧的社会关系，许旅又改归属李虎臣，编为李虎臣的新编第三旅，开到洛南县三要司镇驻防。
一九二七年秋冬，省委为了加强对许旅的领导，派刘志丹同志等来三要司镇。刘参加许旅的旅党委领导工作，行政上任旅参谋主任。这时，旅党委曾商定，为了准备在豫西建立农村根据地，派刘志丹等同志带了十多名干部，去豫西卢氏县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在那里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后来因准备渭华暴动，才把刘志丹等同志调回旅司令部。
一九二八年一二月间，省委已着手准备渭华暴动，先后两次要我去省委商讨许权中旅参加渭华农民暴动的事情。在这期间，省委为了加强暴动的准备工作，陆续派来唐澍、谢子长、廉益民、吴浩然、王泰吉等同志到许旅。
唐澍、谢子长、廉益民、吴浩然等同志参加了旅党委的领导工作。行政上任命唐澍为旅参谋长，谢子长为二营副营长，准备代替营长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