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春，陕西省的地方军阀，主要是留陕的国民第二军旧部，联合起来反对冯玉祥。驻在商洛地区的李虎臣命令许旅攻占潼关，截断冯玉祥在河南的援军，配合其他部队攻占西安。这时，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许旅不参加军阀混战，但是要利用军阀混战，准备参加渭华暴动。旅党委开会对许旅是否参加军阀混战和是否在三要司就地起义的两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党委一致认为，三要司地处秦岭之南，无法飞越秦岭，周围驻有李虎臣部队监视，如果就地起义，有被消灭的危险。
因此决定部队利用机会翻越秦岭后再举行起义，脱离李虎臣，参加渭华暴动。关于参加军阀混战问题，多数同志主张不参加。只有许权中同志主张先攻占潼关，挑起军阀混战，然后再到渭华参加暴动。当部队进军到潼关县南原的十二连城（地名）一带时，许权中同志仍坚持他的意见，并带领杨晓初到潼关城附近侦察地形。由于党委成员意见不统一，唐澍、刘志丹同志和我商量决定，趁许、杨外出侦察地形的机会，甩掉许、杨。由我们分别到各部队驻扎营地，带领队伍直奔渭华参加暴动。
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召开党委会议，只能紧急动员，分头行动。天还没黑，部队已开始向渭华方向移动。我和高致凯负责带教导营，当高致凯发现我们要甩掉许权中同志，直奔渭华，他发生了动摇，脱离部队，带两个护兵找许权中去了。据说，他没找到许，就叛变投靠国民党军队了。其他各营凡接到命令的都按照计划行动。行军两天，我们把分头带出来的队伍全部集中到华县瓜坡镇一带。许权中同志和杨晓初同志回到原司令部营地，发现部队已走，他们也跟着赶部队来了。经过准备，在瓜坡镇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召开了军人大会，宣告许权中旅武装起义，脱离李虎臣，脱离军阀混战，成立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全军战士，群情激昂，举起工农革命军的红旗，摘掉了国民党的帽徽，踏在脚下。激动地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党政府！反对军阀混战！打倒土豪劣绅！分配土地给农民！建立苏维埃政权！共产党万岁！”宣告起义的同时，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的最高权力机构军事委员会。
刘志丹同志被任命为主席，委员有刘志丹、唐澍、吴浩然、廉益民、谢子长、王泰吉、许权中、杨晓初等同志和我。总司令员唐澍，参谋长王泰吉，参谋主任是我，军政治部主任廉益民，军党委书记吴浩然，许权中同志担任工农革命军的总顾问，杨晓初同志担任工农革命军的财政经济委员。军党委会，除了许权中、杨晓初、张汉俊和我四个原许旅党委成员没有参加外，军委会的其他同志都参加了军党委会的领导工作。总司令部下设四个大队、一个赤卫队（负责警卫工作）、一个骑兵小队。一大队队长赵雅生，二大队队长谢子长，三大队（虚设），四大队队长雷天祥，赤卫队队长张汉泉，许权中直接带领由他带来的十几个骑兵组成的骑兵小队。
陕东地区早已建立陕东赤卫队，由大队长李大德（即原旅党委委员张汉俊同志化名）领导，经常配合工农革命军主力作战。这时，整个武装部队共有指战员近一千人。
二、渭华暴动中工农革命军的英勇战绩
一九二八年初，陕西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要求全省各地党组织“开展游击战争，由部分农民暴动过渡到全陕总暴动”。据说中共陕东特委根据省委指示，决定从五月一日开始，以渭南县、华县为中心发动大规模的有工农革命军参加的农民暴动。五月中旬的一天，中共华县县委在高塘镇召开有万人参加的军民联欢大会，庆祝军民联合暴动，当场处决了两三个豪绅。
工农革命军司令部设在高塘镇。赵雅生领导第一大队驻扎沋河两岸，雷天祥领导第四大队驻扎在箭峪口一带。他们两个大队配合陕东赤卫队发动群众打土豪，捉劣绅，分浮财，分房屋，并着手准备进行分配土地给农民。组织高塘镇、崇凝镇、赤水镇一带的村庄成立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准备正式成立渭华地区的苏维埃政府。谢子长和我带领的第二大队驻扎在高塘镇一带负责开展游击活动，第二大队经常向华县县城和赤水镇一带出击。许权中同志的骑兵小队曾到渭南县城附近，袭击敌人从西安到潼关的交通运输线和敌人的驻军据点，打得敌人到处紧张慌乱，不得安宁。渭华暴动震撼了陕西关中，影响波及到西北各省。
宋哲元、李虎臣大小军阀在强大的农民暴动面前震惊慌乱，由互相混战转为暂时联合。为了扑灭渭华暴动的熊熊烈火，李虎臣从商县由南向北，宋哲元亲自到渭南、华县赤水镇一带由北往南，对我们进行了夹击围攻。他们组织大于我十倍以上的兵力，数次“围剿”我军，镇压农民暴动。
六月初的一天拂晓，宋哲元以一个旅的兵力作为主攻部队从渭南县城向东南进攻，妄图经龙尾坡攻占塔山，遭我埋伏在段家附近的第四大队和陕东赤卫队突击，敌人被迫撤退。我们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围攻。大概是六月十日，敌人以田金凯一个骑兵师为主力，从华县出发，经瓜坡镇、大明寺，妄图一举攻占我军高塘镇司令部。敌人在这次发动攻势前，我们第二大队已被派出袭击华县县城。敌人攻打高塘镇时，我司令部兵力空虚。在魏家原阵地上，我军只有一个连和司令部赤卫队的兵力，阻击敌人一个师。在这紧张之际，我们第二大队赶回，从东西两面对敌形成夹攻之势，敌人误以为中计，仓皇逃走。我们取得了第二次反围攻的胜利。约是六月十九日，敌人以孙连仲、魏凤楼、田金凯三个师的兵力，由宋哲元督战，向我军发动了第三次围攻。敌三个师分东、西、中三路进攻我高塘和塔山据点，并以地主民团武装为前锋和向导。东路一个师从华县出发，经瓜坡镇向高塘镇以南地区进犯；西路一个师，从渭南出发，经崇凝镇向塔山进攻；中路一个师，由宋哲元亲自指挥，从赤水出发，分成两路沿东川、西川同时攻打高塘镇。工农革命军在唐澍、刘志丹、许权中等同志分别指挥下，英勇阻击各路来犯之敌，但由于寡不敌众，六月十九日晚，我军和陕东赤卫队被迫撤退到牛峪口、箭峪口、涧峪口一线。六月二十日上午，敌人又以全部兵力袭击我军阵地，当天晚上，我们退出渭华暴动的中心地区，转入南山、商洛地区。六月二十二日，我军各路部队大约五百多人相继在洛南县两岔河一带集结。敌人占领了渭华农民暴动地区，对农民实行了最野蛮的屠杀政策。“清乡团”杀害了许多农民、共产党员，人民群众重遭涂炭。六月二十二日，我军集结在以两岔河为中心的地区，本应做必要的休整，而总司令部却反而命令第一、第二大队进驻洛南县保安镇。我军进入保安镇立足未定，李虎臣部的方少海即率五旅之众，包围了保安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当我部在组织突围时，总司令唐澍同志带领六七十名战士，从两岔河赶来增援，结果在保安镇附近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在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同志们英勇奋战，前仆后继，除一位警卫员受伤外，唐澍等六七十人全部壮烈牺牲。
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经过顽强战斗，终于突破敌人的包围。在激烈的战斗中，唐澍、廉益民、吴浩然、李大德、赵雅生等领导同志先后牺牲。七月初，我军余部约三百多人由许权中同志带领向蓝田一带转移。在第二次反围攻战胜田金凯骑兵师之后，我因患疟疾，被隐蔽寄留在渭华地区一个山沟里养病。保安镇战役后不久，刘志丹同志来我处，告诉我那次战役的前后情况。刘说许权中同志在保安战役后，把部队重新收容集结，转移到蓝田县东山张家坪一带。刘志丹约我同回西安，向省委汇报，他准备回陕北重新组织武装起义。我因病重，不能行动，他就自己先回西安找省委去了。
据说，陕东特委负责人和许权中同志等商议决定，由许带领工农革命军的余部，暂时仍投靠李虎臣部刘文伯师。七月中旬，被改编为刘文伯师的第九旅。当年八月随刘进入河南邓县，又被当地的地主武装“红枪会”包围，许旅战斗失利。工农革命军最后保存下来的一些干部战士，其中很多人分头到各地寻找到党的组织，又参加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去了。
三、工农革命军参加渭华暴动的经验教训
渭华暴动是我党领导的西北地区一次声势浩大的有工农革命军相配合的农民暴动。它显示了西北地区农民革命的英雄气概，推动了西北革命形势的发展，为我党领导工农武装配合农民暴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一）工农革命军在参加渭华暴动反围攻战斗中是勇敢顽强的，但由于它是在短期内新组成的，因此，也暴露了它不很成熟的弱点。如军队内部政治力量不平衡，党、团组织薄弱；全军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很不充分，战士们对于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和武装工农的伟大意义理解不深；由于军事训练时间短，军事技术差等等。
（二）在渭华暴动中，工农革命军的领导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不够明确；对游击战的战术思想也很不理解。暴动中，有些同志提出了武装割据渭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口号。
今天看来，提出在这个地方建立根据地是不合适的。当时的领导，只看到渭华地区党的基础强，群众觉悟高，斗争性强和经济条件好的有利条件，以及冯玉祥、李虎臣等已经开始军阀混战的可乘时机，而忽略了军阀混战可能会因受农民暴动的威胁而暂时联合起来围攻农民暴动的不利因素和渭华地区地理地势的不利条件。渭华暴动地区最大的不利条件是地区狭小，地势平坦。暴动地区的南面是秦岭，悬崖断壁。除了几条大峪，天险不能逾越，不能互相通达迂回。北面是渭河，没有船只，无法徒涉。
在敌人四面夹击的情况下，和敌人转大圈子就没有回旋余地，不利于打游击。这个地带西距敌人统治中心西安市不到二百里；东离敌人的交通要塞潼关只有百十里。从西安到潼关大约三百里长的西潼公路，是冯玉祥联系西北五省和河南的洛阳、郑州的咽喉要道。冯玉祥在平时就有重兵把守，是军事上必争之地。我们企图割据渭华，卡断冯玉祥的咽喉，敌人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
同时，李虎臣等军阀为了夺取西安，必先夺潼关，并且已调动十几个旅，分别布置在秦岭以南，已摆好了阵势，打算和冯玉祥打一场争夺战。我们却想在冯、李两军阀准备交战的夹缝里发动暴动，而这个夹缝地带又是敌人必争之地。割据这个地方建立革命根据地，显然是很困难的。
工农革命军领导在作战指挥上，不了解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和战术的运用，而是采取了硬打硬拼打消耗战的办法。在只有消耗而得不到物资、武器、人员补充的情况下，严重地丧失了我军的有生力量。渭华暴动直到最后在洛南县保安镇作战失利后，军领导本应把已经收容的部分人员（约三百人），分成若干小股，分散活动，保存实力，巩固内部，开展游击活动，打击敌人；而他们却没有这样做，又采取了依靠李虎臣部刘文伯师的办法想保存实力。结果，工农革命军的余部，终于在河南邓县被地主武装包围，遭到惨重失败。
（三）团结是胜利的保证，而工农革命军领导人之间缺乏相互了解、互相信任、团结战斗的精神。主要军事领导人的独断专行，家长作风，听不进一点反面意见，脱离群众。在许权中旅起义后建立工农革命军的军党委时，领导上决定把在士兵中有威望、在部队时间长、有一定历史传统的一些原旅党委成员许权中、杨晓初等都以种种理由撤掉（实际是在领导岗位上有分歧意见），并把许权中开除党籍，我也受到批评处分。军党委的新委员们都是新到部队的同志，有些同志士兵们还不认识。这在无形中损害了党和群众的联系，削弱了党的领导力量。甚至有个别领导同志，因对有些同志的家长作风有意见，在工农革命军成立不久，即不告而别找陕西省委去了。原旅长许权中同志被甩掉后，主动追随部队，新的领导人对他又不信任，只安排许担任工农革命军的总顾问。
而许权中同志只带领他的旧部十几名骑兵，虽然参加战斗非常勇敢，但对这些领导人也不靠近，自称骑兵小队。这一切，都是这支部队在最困难时期，领导不能同心协力的重要因素。
工农革命军的失利，渭华农民暴动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一九二八年我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当时暴动中的一些领导人缺乏应有的经验，以及受当时党内“左”倾盲动主义残余的影响，这些都是这次暴动失利的客观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