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一个社会中，总是要有富人，也总是要有穷人。那么，两者怎样才能和平共处呢？那就是不要用金钱来衡量人，穷人即使生活拮据，他们也是扛起社会栋梁的一群人。某年过年，很多打工的人回老家，导致了北京地区没有人送牛奶，小型超市纷纷歇业，很多市民的生活受到巨大影响，整个社会链也乱了，专家还对此展开了讨论。穷人作为社会的基础，也是需要稳定的社会地位的，而他们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更是富人无法替代的。
穷人要有适应现状的心理。这不是安于现状，而是能安守本分。钱不能衡量一切，尤其是幸福感。人生无须长生不老，健康就行；事业无须惊天动地，有成就行；家居无须广厦千间，温暖就行；金钱无须取之不尽，够用就行。不能因为金钱，而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没有天生的，或命中注定一辈子是穷人的道理。穷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富人，还可以超越某些没有道德的富人。这不但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过上好生活，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的责任。因为社会中生活水平高的人越多，社会文明程度越高。
而富人呢？富人更有责任帮助穷人变成富人。应该为穷人提供劳动的场所和就业的机会，同时自己获得双赢，为什么？如果没有穷人给富人打工创造财富，富人何来之富？富人与穷人不是仇人的关系，不是单纯的金钱关系，不是有我无你或有你无我的关系，而是合作的关系。
12.赏不遗小，罚必就大
《素书·道义章》中有言：
小功不赏，则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则大怨必生。赏不服人，罚不甘心者叛。
志高量广，以礼宽恕于人；德尊仁厚，仗义施恩于众人。有小怨不能忍，舍专欲报恨，返招其祸。如张飞心急性燥，人有小过，必以重罚，后被帐下所刺，便是小怨不舍，则大怨必生之患。
赏轻生恨，罚重不共。有功之人，升官不高，赏则轻微，人必生怨。罪轻之人，加以重刑，人必不服。赏罚不明，国之大病；人离必叛，后必灭亡。
赏及无功，罚及无罪者酷。
《黄石公素书》，简称《素书》，相传为秦末黄石公作。
《素书》以道家思想为主，兼及儒、法、兵等思想。
意思就是说，小的功劳不奖赏，便不会建立大功劳；小的怨恨不宽赦，大的怨恨便会产生。人心一旦变得不服气，那叛变很有可能出现。奖赏不能服人，处罚不能让人甘心，必定引起叛乱；赏及无功之人，罚及无罪之人，就是所谓的昏聩。
如何能用赏罚服众呢？简单的总结为八个字，那就是：
赏不遗小，罚必就大。
因为“赏所以存劝，罚所以示惩”，奖赏是用来鼓励人的，惩罚是用来警诫人的，喜不可以纵有罪，悲不可以戮无辜。好的管理者，往往能用奖赏一人来激励百人，惩罚一人以警诫大众。
当年刘邦建立汉朝后，封赏功臣，最初只封两个人，一个是张良，还有一个是萧何。过了一段时间后，他手下亲近的人告诉他，现在封了一两个人，有90%的人心存不满。因为他们想的是，同样为汉朝建功立业，为什么封他，却不封我们呢？与其这样，想解决问题，莫不如再封一个最好的，封一个最差的。最好的自然要封为丞相。那么，什么叫最差的呢？那就是很普通的、功劳很小的，或者只能算是功过相抵的，也许平日里你还不喜欢他，但也要升升官职。这个道理就是《吴子·励士》中说的：“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这样大部分的人会想，我虽然没有最大的功劳，但我的过失也不是最严重的。既然功劳最小、过失最多的人尚且能够封赏，那么迟早有一天我也同样能得到封赏。这样的话，人心就不会思变，开国的局势也就稳定了。
关键在于，去奖赏大家都可能意想不到的。比如说年终奖金，不但要发到每一位员工的手中，而对最普通、最不起眼的员工，更要特殊对待一些。一位普通员工，他每天早上总能够最先到办公室，把地打扫得很干净，也总是能和颜悦色地和同事们相处，那么就更要在这种时候表彰一番。因为这是微不足道的事情，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管理者表彰了他，那么就有示范作用。这样其他员工见了：“连这样都得到这么多奖励啊，那我也要好好工作，我也这样去做，我也能得到。”奖赏为何有如此大力量，皆因其符合人趋利避害的心理，如此这般，就能够提升大家的干劲儿与士气。而更高的一层次，那就是给员工以尊重与信任的满足、施展才华的满足，追求出优异成果的满足，这是更为重要的激励之道。因为“金钱能买到有限的体力和技术，但绝买不到热忱、创造力、决心、忠诚和灵魂”。
处罚的时候，则一定要罚重大的过失，罚的目的是教育人，选一个对全局有影响的、震撼感强的典型事件，再选一个适当时机进行处理，使之取得“点灯一盏，照亮一片”或“儆一以警百”的作用。比如孙武训练女兵，在三令五申之后，吴王的两个宠妃仍不以为然，孙武便下令处斩，女兵皆骇然，无不听孙武号令而动。这就是说，罚要罚重大的责任人，才能有立竿见影的成效，而不能只找虾兵蟹将去罚，那样的话就会失信。
孙子一般指孙武，齐国人，尊称兵圣。《孙子兵法》是孙武向吴王阖闾进呈的所著兵法13篇，被誉为“兵学圣典”。《史记》中提到的“孙子膑脚”则是孙膑，是孙武的后代。
还有一句话，叫不责人之小过。也就是，当手下人有小过失的时候，不要轻易地去处罚他们。庄子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管理者心里太清楚、太明白，让手下一点小过都不犯的时候，的确有好处，可以让员工队伍整齐划一。但实际上，这样从不犯错的员工实在是太难找，管理者会发现，他的每一位员工都不是完美的。这个人做事麻利，但说话却不讲究；那个人很聪明，大事有决断，小事却不注意；若照着短处来管，管来管去，最后乱成一团，管也管不过来。而一旦动辄得咎，动不动就受到指摘或责难，还会伤及员工的内心。
西方的管理学中是这样说的，管理者只关心员工把事情做好，至于员工是什么样的人，那交给上帝管去吧，我们要的是双手，手背后的谁我们没必要管。而中国的商道是怎么说的呢？我们要看这个人的本质，他的性情如何？他的人品如何？如果都是善的，那即便犯了小错误，也应当做白璧微瑕，不能一棍子打死，要给他机会，让他翻身。而唯有用人之长，则天下无不用之人；用人之短，则天下无可用之人。
批评人的时候，切忌揭人隐私。或者说，干脆就不要讨论人的隐私。《格言联璧》中有一句话：“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人要时时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日三省吾身，而闲谈时，一定不要去谈论别人的是非，这便是给自己留足了口德。
进一步说，人要学会不念旧恶，做到这一点，需要内心足够宽大。我们常听人说，有人十年前伤害了自己，我现在还记得呢。这便是小人心腹。但我们想要做好一个企业，或者说，想要在社会上做出一番事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心性？那就是宽容，像大海一样有容乃大。当我们看到其他人的不足与缺点，一方面可以庆幸些，因为若其他人都是完美的，我们怎可能脱颖而出？这可以喜。但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抱着忧患意识，一是反思，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个缺点；二是忧心，要思考如何帮助他们改变现状。
传统儒家以道德教化行天下，让每一个人都能更完善的发展。而还有一种观点与之相反，正是因为人有缺点才可用，或者从大的范围来说，人只有有了欲望才可用。这个逻辑就是管理学中认为的，企业家组建企业，员工来打工，大的结果是帮助企业家做成了事，而小的结果，则是这些员工在其过程中，满足了自己的生活需求。
13.因性还是化性
传统文化中讲“性”，生谓之性，“性”是“心”的本体。《礼记·中庸》中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中庸》是子思思想的代表作，其提出的“诚”和与此相关联的五行说是思孟学派思想的重要内容。思孟学派在当时讨论的，都是天命、心性的问题。《中庸》是集中讲心性修炼的著作，也是最经典的一篇。后世的宋明理学，如朱熹、王阳明等人的观点，多是以《中庸》为起点的。
“天命之谓性”，说的是人性本善，天命赋予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就像《三字经》说的那样：“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曾大力提倡“性善说”。《孟子·告子上》中有这样的讨论：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告子认为，人的生性就像水一样，把它倒在什么地方，它就会流成什么样子。人性是无善无恶的。而孟子则说，就像水都从高处流向低处一样，人性也都是善良的。
在孟子看来，人生来具有的“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些是性善的最好体现。举个例子，我们看到马路边或者马路中间，站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在那东张西望地要过马路，很多人心里就咯噔一下，说这么小的小孩，一个人过马路多危险。当人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便说明心灵深处是有善念的，而把善良的本性不断地向外扩展，推己及人，小而言之，做点身边的善事，大而言之，做些公益的慈善，这就叫作性善。
与“性善”说相反的，是荀子提出的“性恶”说。《荀子·正名》中说：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
人性本恶，所谓的善只是后来人为修养而成的。因为人的骨子里有一种动物性的东西，这种动物性的东西在古希腊神话里面叫兽性，而在中国文化中被归纳为食与色。
人有两种动物性的本能：第一，个体要生存，人类也好，动物也好，要生存就必须不断地吃东西，这就形成了第一个特点：食。第二，人类要绵延生息，动物也要绵延生息，这就产生了第二个需求：性。两者都是人一生下来就存在的本能，不接受任何教育都可以自然而然地懂得，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一样。
我们拿日常生活中的事举例子。人最初要满足的是温饱问题，最初是为了吃饱，后来保证有吃的，慢慢就会变得贪婪。比如，我们总是想吃得多点，吃点更好的，原先自己有一碗饭，却想占着两碗饭。最典型的事，比如吃自助餐。现在人吃自助餐的特点是什么呢？为了自助餐的四五十元花得很值得、很划算，吃得“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为什么会“扶着墙进去”呢？因为之前饿了两顿，身子很虚弱；为什么会“扶着墙出来”呢？因为吃得撑得不行，走路很不舒服。我们从这个小细节上，就能看出来人性中的贪婪。
再就是色。为了人类的繁衍生息，性从来都是很愉悦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人在色上出问题，本能地喜欢帅哥美女，越来越不知足，占有欲望强大了，就非常难以控制。
从学理上去讲，孟子的性善与荀子的性恶，并没有完全的、绝对的抵牾，只存在其一，而不存在其二。原因之一，他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孟子主张人之善性与生俱来，说的是人性。荀子的“性”，则说的是本性，指的是“生之所以然”，是人生而即有的自然之性，包括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其实，汉代扬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善恶混”，“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而自扬雄后，儒家探讨心性之学，皆不出孟子、荀子、扬子三家之说。
原因之二，王阳明《传习录》中曾这样说，“荀子性恶之说，是从流弊上说来”，而“孟子从源头上说性，要人用功在源头上明彻。荀子从流弊说性，功夫只在末流救正”。孟子、荀子二人对人性本质评价的不同，在于两者对人性判断方向的把握有差异。孟子所说的是人性，侧重于社会属性，由此才与动物分开；而荀子恰好相反，他认为人的本性多侧重于自然属性，它不可学、不可事，是不需要学习而自然就有的东西，而社会属性是由后天修养才渐渐得来，经过学习才能提升。“性”与“伪”是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
王阳明，即王守仁，明代哲学家，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
所以，荀子又认为：
人性生而好利，顺之则争夺生，而辞让亡。人性生而疾恶，顺之则残贼生，而忠信亡。人性生而有耳目之欲，顺之则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
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
要想让人变成高明的人，变成有成就的人，变成社会中取得大的作为的人，那么就要改变他的本性，即化性。这就是说，通过教育的方式慢慢地去改变他。
回到管理的角度，所谓“化性”，就是在潜移默化的教育中、熏陶中改变员工，比如要定时举办一些课程，或者定时给他们做一些报告。目的是什么？让员工知道什么是礼，什么是义，什么是仁、智、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