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钱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花出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王健林一直认为，企业家赚钱和花钱有三个层次，最低的层次是为自己，第二层次是为事业、为成功，最高的层次是为他人和社会。
现在全球企业界的主流思想已经不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做一个社会型的企业。倘若企业不能有效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不能更多地帮助社会，那么他们的存在就会失去价值支撑。一个企业家支配财富的方式才是衡量他是否真正成功的标准。
王健林说：“追求财富的最高境界，那就是为社会追求财富。”王健林正在身体力行，他希望自己能做一个真正的“社会企业家”。
王健林在信中告诉我们，他意识到财富的本质是用来帮助别人的。的确，一个真正的社会企业家，应当在社会责任与个人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点和结合点。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是必然的趋势，为富不仁的企业家会逐渐被社会淘汰。
也有企业家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还是要量力而行，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不一定非要一掷千金地捐款，比如有的企业能够生存下来就已经实现了它的公益性，因为它解决了就业，带动了产业链。
中国的企业家们正在进化到一个全新的层面，他们考虑的问题已经从怎么赚钱到如何做慈善、环保和NGO，而社会中的王健林们也一定会越来越多，世界正因为他们的存在而更美好。
师丽丹点评：以公益之名搭建新型政商关系
孔夫子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连尧舜都难以企及的圣人之举。而在现代社会中，最有可能同时具有此种圣人情怀和能力的人群，除了政治家，便是企业家。
当今中国，总能看到如此怪象——企业家的善举收获的不是意想中的赞许，更多的是一片浑然不觉的冷淡与麻木，甚至如芒刺在背的怨恨目光。但很多人依然热衷于为慈善事业出工出力。
“万达集团如今已是一个资产上千亿元的企业，每年的销售额也有几千亿元，我个人的财富也已经有几百亿元，我为何还要拼命挣钱？”王健林表示，他立志要做一个全球华人最大的慈善基金，这个梦想让他继续奋斗、继续拼命赚钱。22年来，万达集团及王健林个人对社会的各项慈善公益捐助累计超过27亿元。
做慈善，需要的就是这种宗教般的情怀。
关于慈善捐款到底该以何种形式捐给何种对象，一直是社会舆论争议的焦点。对于王健林搞足球，不少人觉得：若是把这笔巨资捐给那些吃不起饭的人，或提供给上不起学的孩子，不是更好吗？
中国自古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之说。而对拥有巨额财富的企业家来说，如何才能兼济天下呢？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只要王健林的这笔巨额捐款来源合法，是出于真实愿望，捐款用途不违法而且符合公序良俗，我们又有什么好评说的呢？对于任何形式和任何数额的捐赠行为，我们都应献以掌声。
做慈善究竟能不能含有商业目的？或者能不能有商业回报？这也是中国慈善事业一个争论的焦点之一。“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这是中国传统观念对慈善事业的理解，做慈善的人就应该不张扬，更不能要求有回报。当商业模式进入慈善事业后，人们就认为是对慈善的一种亵渎，慈善已经不再高尚。
按照这种传统观念，慈善和商业是一对天生矛盾体——前者不求回报，后者却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两者泾渭分明。
在现代社会，有人开始重新思考和定义两者的关系。著名学者茅于轼就表示，慈善事业也可以商业化，社会责任投资可以让慈善和商业不再水火不相容，因为社会责任投资是以慈善为目的的一种商业行为。玻璃大王曹德旺也曾指出，慈善亦是商业。
显然，只有将慈善事业置身于成熟的商业运作之中，才能创造出真正辉煌的慈善业绩。凡是那些慈悲为怀、乐善好施的商人，都为全社会所敬重，他们的企业必然会受到消费者的关爱，口碑其实就是最大的利润。所以，全国工商联鼓励把慈善当成一种投资行为、一种商业行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对那个帮助者有意义。
帮人就是帮自己。其实，在我们用自己的财富帮助别人的同时，也会得到别人的帮助。这就是“善有善报”的道理。
有人认为，王健林对足球事业的投入，可能会换来政府的好感，甚至能得到其他方面的优惠政策和好处。
这涉及一个政商关系的问题。在中国，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很多情况下仅仅停留或维系在私人关系的层面，即企业家本人与政府官员的私人交情。这种关系基本上都是企业家通过“请客送礼”等“难以放到台面上”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具有各种各样的弊端，尤其容易滋生腐败。
鉴于“私人”型政企关系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很多企业家开始思考如何将这种“私人关系”转变为“组织关系”，即在组织层面建立与政府部门及官员之间的良好关系。
政府与企业双方互为利益相关者——一方面，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企业提供税收、解决就业和促进地方发展。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就是企业博取政府好感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我国，很多企业都通过捐建希望小学、赞助体育盛会、开展社区志愿者服务、参与救灾捐赠、成立公益性基金等慈善活动，以达到博取政府的好感、信任与支付的目的。
联想、海尔、宝钢、华为等大型企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以此来维护和各级政府的良好关系，很多企业领导人被推举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而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甚至直接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成为副部级的高官。这些无疑有助于新型政企关系的建立，并最终为企业争取各种政策资源。
政府所追求的是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企业则是自身利益最大化，但两者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因为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利益重叠的部分。企业应该关注这些重叠的部分，并积极采取相应的公关策略，同政府之间构建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在尽量将自身与政府目标相契合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在这种新形势下，企业不再是单纯地服从和依照政府的决策行事，二者也不是一些人理解的“行贿”与“受贿”的利益关系。某种程度上，企业与政府间良性且积极的互动决定了一些行业的健康发展乃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在这一点上，美国运通公司总裁堂源正的经验值得借鉴。堂源正在公司和家庭所在地——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几乎家喻户晓。除了他的旅游公司Azumano是当地最大的旅游公司这一因素外，他的“威名”几乎都来自在慈善事业上所做的努力。
在开展旅游业务的同时，堂源正把自己30％~40％的时间都花在非政府组织工作上，每年在慈善方面投入15万美元。虽然堂源正强调自己投入慈善最主要的是出于心灵的需要，但是他承认他得到了为社区所付出的财富的两倍回报。
由于在当地政府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堂源正的旅游公司Azumano于2000年竞标获得了波特兰政府的旅游合同。该合同规定，所有政府的官员外出都要从Azumano公司订机票。仅此一项，Azumano公司每年能获得政府机票金额800万~900万美元10%的服务费。而在此之前，堂源正已与政府合作了6年。
同样，王健林对足球事业和其他公益事业的投入，也能“顺带”促进政商关系的和谐紧密，从长远一些的角度来看，政府和社会对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一定不会吝于投桃报李的。
和政府及官员尽量回避私人关系，极力增进组织关系，并热心公益事业，以此搭建新型的政商关系，这恐怕是现代企业家最明智的选择。
点评人：师丽丹《企业观察家》杂志执行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