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历数人类过往的创新成就时，总是津津乐道那些科学家、发明家或企业巨子等，似乎一部人类的创新史简直就等同于一部天才英雄史。有一阵子关于创新最热门的讨论就是，制度如何设计才能保障这些天才们从芸芸众生中冒出头来。
但埃德蒙·菲尔普斯更重视芸芸众生的创新力量，他认为许多创新与其说是亨利·福特这样的巨子引领的，倒不如说是千百万普通人共同参与的结果，而这导源于现代价值观的兴起。因此，他将《大繁荣》的副标题命名为——“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从更大的背景出发，菲尔普斯此说其实又在论述，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在创新领域出现的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变革（见本书罗伯特·希勒篇）。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埃德蒙·菲尔普斯如此关心中国，关心中国的创新。
《大繁荣》英文版问世才只有一个月，中文版就接踵而至。中国兴许正是一个大众创新的范本，到今天我们也没有人斩获与科学或经济学相关的诺贝尔奖，但中国仍然在过去30多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正是由千百万普通人推动的。
2014年9月，埃德蒙·菲尔普斯在纽约举办的“正青春（Being Young）”论坛中表示，中国在创新方面的潜力远超美国，而且这个差距在未来几年会越拉越大。这不是他第一次谈到中国，近年来，在各类场合，埃德蒙·菲尔普斯对中国的就业、收入、公务员热、本土创新等发表过不少热议，有肯定，有担忧，也有不客气的批评。
埃德蒙·菲尔普斯于200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80岁出头还在租房，因为在他看来买房是件限制创新的事。
大众创新推动英美腾飞
在《大繁荣》一书中，菲尔普斯探讨了19世纪初期英国和美国的生产力究竟是如何腾飞的，为什么当时的人如此开心、如此专注地工作，并且非常满足，这一切源于什么呢？
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发展理论》的作者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曾经探讨过创新和创造性破坏。在菲尔普斯看来，熊彼特完全接受了德国历史学家的观点，认为只有科学家和航海家才能创造新的事物，似乎商业部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些商业发现应用到商业发展中，熊彼特完全不相信商业领域也可以创新。
菲尔普斯本人的观点正好相反。在菲尔普斯看来，19世纪初其实已经没有太多新的科学发现，取而代之的是商业领域的新发现。当时，一些现代价值观激发了商业领域的创新，例如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愿望。这些价值观是从17、18世纪逐渐发展起来的，最后这种创新的文化影响越来越大，商人代替了科学家成为创新的主体。
这些商人散布在农场、城镇的办公室或工厂里，他们研发新的产品，并去市场检验产品是否真的有人购买。这是一种经济的发现，而非科学的发现，当时的大部分创新来自商业领域，最终是由千千万万的人共同推动的。这也就是菲尔普斯所称的大众创新或草根创新，它最终创造了就业，带来变化和挑战，也才铸就了19、20世纪英美的腾飞。
但这种创新的势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所消退，菲尔普斯认为，消退的根源在于，一些传统价值观卷土重来，压住了现代价值观的风头。
互联网的崛起会更好地推动大众创新吗？菲尔普斯觉得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一方面，互联网改变了人们互动的方式，互联网也让人们更容易复制别人的创新成果。但另一方面，在现在的高科技公司里，创新主要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群，资质平平的人无法参与到创新中来。这和19世纪的情况大不相同，19世纪的创新大部分来自不识字的人，因此，数字鸿沟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缺乏创新吗？
菲尔普斯坦陈，在他最早来到中国时，没有发现中国有多少创新，他曾认为中国的技术100%都是从国外转移的。不过很快，他的这种印象就发生了改变，当他走进工厂、走进公司去和商界人士交流时，很快就意识到，中国还是有创新的。
菲尔普斯和他的同事做过一个计算，在中国过去年均7%或9%的生产力增长中，大约有7%或8%得益于国外技术的转移以及从沿海地区向内地的技术流动，但仍然有约2%来自创新。这个数字看起来有些小，不过对比美国的1%来说仍然显得可观。倘若不进行这个研究计算的话，大家会对中国的创新产生错误的印象。在菲尔普斯看来，中国的创新有可能比美国发展得还要快。
不过，菲尔普斯也警醒道，中国还要进一步发展创新，有不少人已经习惯了技术转移。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生产力迅速增长，后来欧洲开始转移美国的技术，并在之后几乎转移了所有欧洲需要的技术。等到20世纪90年代，欧洲的生产力就几乎停止了增长。
如果中国不足够谨慎，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中国。如果不发展创新，当有一天中国发现根本没有技术可以转移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就可能止步不前。所以，千万不能有这样的错觉，认为中国可以一直依赖技术转移来获得经济增长，这是不可取的。
不是谁都能创新
菲尔普斯认为，在中国，创新尤其需要破除层层障碍，获得更多支持。
首先，教育对创新有很大的影响，菲尔普斯做过的研究显示，成功的创业家受教育程度更高。不过问题在于，即便有极高的教育背景，也并不一定有创业的火花。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反省一下，看看在我们的价值观里，有没有阻挠创新的成分存在。比如说，我们敢不敢放弃公务员的铁饭碗，去私营公司冒险，去自己创业。
但即便有创新的愿望，也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实现创新。创新既需要有创造新产品的好想法，还需要洞察或预见用户的喜好，这都需要经验的积累。所以并不能期望一名刚毕业的清华大学学生可以一蹴而就，即便偶有例外。
菲尔普斯同时认为，金融业应该给创业者更多的支持。他认为，金融业在中国有非常大的可作为空间，可以向私营企业提供更多支持。当然，这不意味把钱直接送上。金融业需要贴近申请贷款的企业，研究它们的状况，选出有成功潜能的企业，金融业特别需要商业头脑和经验。
互联网时代草根的微创新
创新曾几乎为精英阶层所独揽，过往的创新史就是对精英人才的记录和书写。但在当代，互联网为草根的微创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首先，互联网提供了创新诞生所必需的知识和智慧。在前互联网时代，这些可贵的财富呈现出“中心化”集中特征，比如集中在大学或者大公司里，普通人即便能得到，也将付出很大的成本。今天，互联网呈现出开放状态，一个人坐在家里或者办公室，就可以访问全球的资源，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既有的知识财富都可以从网络中获取，同时可以通过电子邮件、IM（即时通信）或者社交网站，与拥有这些知识或者智慧的人进行便利的交流和合作。互联网降低了创新所需的信息、知识、技能和智慧门槛。
其次，创新还需要资金的支持。所谓创新始于科技，成于金融，正是这个道理。在今天，不少创新所需的资源和资金支持往往是个人难以负担的，而现代金融体系，尤其互联网金融就为草根的微创新提供了足够的支持。比如说，当草根个人或群体有好的创新产品要推向市场时，就可以一方面通过众筹平台面向网民募集资金，另一方面为产品寻找第一批用户，测试产品是否真正有市场前景。因此，互联网降低了创新的资金门槛和试错成本。而类似3D打印这样的新兴技术还可以降低产品原型的制作成本。
再次，创新再好，也需要打开市场，获得相当的利润，以保证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在过往，草根的个人或团体往往难以做到这一点，因为仅仅搭建通向市场的销售渠道成本就很高，没有一定财力的公司往往做不到。何况当产品销售量还没有完全上来时，采用传统渠道往往性价比很低。但今天的网络平台，让我们即使只有一件产品，也可以寻找到遍及全国乃至全球的客户，并以更合理的成本送达目标客户手里。互联网降低了创新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成本。
便利地获得信息、知识和智慧；便利地获得资金的支持，降低试错成本；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路径更短，成本更低……这些要素连同菲尔普斯所强调的价值观，构成了互联网时代草根微创新的沃土。昨天，我们在谈到创新时，津津乐道的都是谷歌、Facebook这样的大个头，但它们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我们更要关注中小微企业和个人。仅仅在中国，中小微企业的数量就近7000万，一旦它们的创新潜力被充分激发出来，即便只是实现微创新，对整个社会进步的贡献都不可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