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学家需要汲取大量的信息。他们要阅读媒体内容，看记者评论——史蒂夫·布朗认为，记者通常能够比较准确地预测未来的发展，因为记者的研究面非常广泛。未来学家还要和很多领域的专家交流，了解人类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工程和科技等。未来学家还要走进大学，走进公司，了解不同的产业。这还不止，史蒂夫·布朗说他本人甚至还受到科幻小说的启发。
未来学家要进行思考、归纳和分析信息，用这些信息构筑10年或者20年后未来的样子，以试着把握世界的走向，并领会在这些潮流趋势中，英特尔如何能调动其技术和人才资源来帮助到这些行业做好业务，并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最终，一些对未来的认识会被以有趣的方式分享给公司内部的产品规划师、行业合作伙伴甚至普通的顾客。
值得提一句的是，英特尔也是易宝支付早期的投资人。那时，易宝支付才刚刚起步，远不如今天这样有影响力。但也正是在那时，英特尔就看到了易宝支付的未来，并义无反顾地为易宝支付注入了早期的投资。
未来围绕人类而非科技
我和史蒂夫·布朗在英特尔园区的博物馆里漫步，这里展示了英特尔的历史，其中有一块大屏幕专门讲解摩尔定律。20世纪时，英特尔的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了揭示信息技术进步速度的摩尔定律。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这个定律准确地切中了信息技术发展的趋势。技术以指数增长的速度发展，这也意味着，面向未来，即使只是10年的时间，就会有比过去30年甚至40年还多的发展。但未来信息技术会呈现什么图景呢，会单纯以技术的发展为导向吗？
史蒂夫·布朗认为，未来10到20年，很多行业都将经历革命。他以医疗行业为例解释了变革的意义所在。
在传统的医院里，医生诊断病人和开药不能考虑到病人的基因特质，事实上，有些药对一些人来说是救命的，但对于另一些人却可能致命，医生并不能做到真正的对症下药。
未来10年，一旦信息技术取得更大进展，就会推动医学界在基因、染色体的研究上实现突破。届时，人们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就可以获得自己完整的基因顺序，医生拿到这个信息，就可以真正为病人开出适合的药。科技会开启一个个性化用药的时代。
所以史蒂夫·布朗认为，科技飞速发展，使一切都皆有可能成为现实，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做出决定：想创造什么？想避免什么？我们究竟要创造怎样的未来？
英特尔曾针对世界各地的人做了调研，发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年龄的人却有着相同的愿望。一旦获得了安全，有足够的食物，拥有所有想要的保障，人们就会开始思考要怎样生活。
人们想要做很多事：想终身学习和成长；想要娱乐；想表现与众不同的自己；想要自己和所爱的人身体健康；可能最重要的是，想要能感受到自己和周围的人，尤其和所爱的人是紧密连接的。这六件事情被人们一再提及，而科技能做的，就是帮助人们实现他们的愿望，让他们成为最好的父母、最好的员工、最好的儿女、最好的朋友。所以在思考未来时，至关重要的是，思考人类的未来。科技为人类服务，实现人类的生活愿望。
人人都可以做未来学家
成为未来学家的史蒂夫·布朗积累深厚，不过，他还是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当未来学家，因为未来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史蒂夫·布朗鼓励大家思考未来，探讨想要的或者需要避免的未来。
此外，人还拥有强大的创造力，尤其当互联网发展、创客运动兴起时，就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创造想象中的事物。史蒂夫·布朗认为，更多人需要参与创造未来。如今，涉足技术、参与设计和创造的门槛比以往要低得多了，因此，即便不是工程师也可以参与创造未来。这就掀起了创客的运动。
史蒂夫·布朗为我解释了创客运动的精义。在他看来，人类是天生就具有创造力的生物，其实背地里厌倦购买别人设计的产品，人想要创意，想要自己制造，由此推动了创客运动的兴起。
得益于3D打印技术的兴起以及制造业的数字化进程，制造的门槛大幅度降低，人们尽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并最终通过3D打印技术把创意制造出来。在史蒂夫·布朗的眼里，下一代企业家多会来自这些创客。
此外，在互联网时代，时间的特征远远大于地域的特征。比如说，全世界的人可以凑到一个聊天室里讨论问题，而根本不必拘于身处何地，重要的是，大家能有时间。生活在这个时代，时间感会更加明显，未来感也因此凸显。
所以说，人人都是未来学家。
第五维度
现实的物理世界呈现为三维的空间，或者用经典几何的方式表述，通过空间中的任何一点最多只可以做三条互相垂直的直线。时间是单向的，因此可以被视为第四维度。在此基础之上，史蒂夫·布朗又提出了第五维度的概念，在他看来，数据就是第五维度。
为什么要定义第五维度呢？史蒂夫·布朗是想把所有物体都数据化，这样产品就变成了服务，可以连接，可以共享，甚至发生永远的改变，拥有此前人们无法想象的各种功能。
例如，一辆处于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的车，一旦被“推进”了第五维度，或者说，被数据化了，那么车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分享，人们就可以通过网络知道那辆车在什么时段是可以共享的，产品因此变成了服务。
第五维度非凡的功能还不止于此。同样以车为例，车灯看似很简单，就是射出一束光，这一点在一百多年以来从来没有改变过。但车灯会在大雨天，尤其是雨夜中“遭遇尴尬”——瓢泼大雨有如一幕水帘，把车的灯光反射回来，这样妨碍了驾驶员的视野，让他无法看到真正的障碍物。
但如果雨点能进入第五维度、被数据化了，而车灯又能成为智能的照相机、捕捉住这些数据，情况就会立刻发生改观。当雨点划过车前的时候，车灯瞬间熄灭，等到雨滴划过再瞬间照亮，这样就可以让车灯真正照射到障碍物，保障驾驶的安全。
第五维度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智能，也有越来越多的传统公司都变成了科技公司。这是紧随计算机民主化的大流而诞生的，在20世纪60年代，主流的计算设备是大型机，70年代是小型机，80年代是个人电脑，90年代是万维网，到了21世纪初期是智能终端，现在则是可穿戴设备。技术越来越像空气或水一样随处可见，连车灯都可以智能化，就没有什么不能数据化、智能化，继而互联网化了。
在史蒂夫·布朗看来，越来越智能的产品甚至要比人靠谱得多。美国每年有数万人死于车祸，倘若不是驾驶员被短信分神、不是伸手去关收音机、不是和后座的孩子说话，车祸或许就会少很多。
因此，其实我们可以更好地相信技术。现在已经可以用电脑来安全地开飞机了，也许15年后，对于由人类驾驶的汽车，保险公司会多收保费，因为人类驾驶没有机器驾驶得安全。
技术一定会进步，但未来学家认为，未来的中心并非是技术，而是要让技术帮助我们实现自己想要的一面，避开不利的一面。最终的目的，一定是帮助我们实现更好的愿景。
平庸的企业，总是在用过去几年的经验盘算未来的几年；而伟大的企业，一定会站在未来看现在，从未来的100年来倒推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特斯拉这样企业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能站在未来看现在，站到火星看地球。
未来的中心是人，不是科技！
人人都应该成为未来学家
史蒂夫·布朗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人人都可以做未来学家。其实，在当今发展迅猛的中国，我们更可以如此来理解——人人都应该成为未来学家。
人是唯一能生活在未来的生灵，未来意味着未知，从人性而言，人类总是对未知充满恐惧，因此我们才有了宗教。而未来学家就是要把对未知的恐惧，变为对未来的把握，让人用想象中的应然世界去改变实然世界。
中国传统不太强调人类未来这个观念，中国现存的古典文学作品就可以印证这一点——超越现实的作品不少，但大多是对仙境或者世外桃源的幻想，而且更强调过去，而不是未来。比如说，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走进桃花源的渔夫看到了别样的世外桃源，但这个世外桃源丝毫没有未来的痕迹，正相反，更强调要上溯到古老的秦代。
即使只是追溯到我们的父辈，我们都能感到这种缺少未来新鲜感的沉闷。
我们的父辈大多一辈子都待在一两个工作单位，回到家，周围也都是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老邻居。未来对于个人来说，就是成长、结婚、生子等上一辈人生的再循环。
其实进步观是一个启蒙的概念。在人类历史早期，无论中外，人们多依循的是一种循环观而不是进步观，所以在上古时期，不少人都觉得古代人的生活状态是最理想的，觉得后来的人越活越偏离正统的理想王国。那个时候，理想的王国就如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一样，是在过去而不是未来。甚至卢梭这样的启蒙思想家都觉得人最理想的状态是自然状态，理想的王国是在遥远过去的伊甸园。
进步观是在近代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等的变革才开始兴起，并逐渐成为被广泛认同的观念。著名的心理学家、认知学家、语言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Pinker）在他的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就言之凿凿地支持了进化的观点。
例如，他有理有据地证明，即便人类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但从数据看，20世纪依旧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在这个世纪里，人类死于疾病、死于非命，甚至死于互相残杀的比率都要远远低于部落社会。所以人类其实还是在进步的。
也许科技是中性的，可以造福我们，也可能造成不利，但科技无疑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带来了各种的可能性。如果没有互联网，我们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有了互联网，我们至少可以选择控制住不利的一面，甚至把不利转化为有利。
当未来呈现更加多样的可能性，而不是重复或者循环时，我们更能找到生命的新鲜感，也更对未来充满好奇和憧憬。这才让诸如奋斗和机遇等在此背景下无比重要地凸显出来，因为它们都能勾画未来。个人不能再不关心未来，甚至是要参与制造未来，人人都应该成为未来学家！
扎克·林奇：
神经技术革命
当我们还在探讨信息技术革命时，扎克·林奇（Zack Lynch）就提出了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之后的第四次革命——神经技术革命。我们的神经系统本来就是网络形态，一旦神经技术取得突破，实现神经的联网，这就会意味着互联网真正延伸到人的大脑，实现人机共生，共同进化。它既可能帮助我们成就自我，做到最好的自己，也有可能侵犯我们的隐私、自由，带来伦理的挑战。采访扎克·林奇本身就会让你的神经处于“全网”兴奋中，采访结束后，扎克·林奇打趣地说，你们采访已经吸干了我的脑子。
你的枕边被人悄悄放了一个神秘的仪器，在你酣然入睡时，这个仪器侵入了你的大脑，盗走了你的隐私，而你对此竟浑然不觉。
这是科幻电影中的一幕，看起来似乎距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很遥远。在现实中，我们更多地注意自己电脑的安全，总在提防别人把我们电脑里的资料窃取走，但对于大脑隐私，多数人觉得，除非自己主动说出来，否则别人不可能窃取我们大脑的隐私。
不过，如果你读过扎克·林奇的《第四次革命》，兴许会有所改变。
扎克·林奇相信，人类在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之后，即将经历一次翻天覆地的“神经革命”，这次革命会更加深入地渗透到金融、法律、艺术等领域，改变我们每一个人。
这是一个带有哲学意味的大胆见解。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前三次革命都是在改变客体，改变我们面对的世界，只有扎克·林奇谈到的“神经革命”才是在改变主体，改变我们自身。而且，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只有神经革命才真正在延伸我们的大脑。
怀着好奇，我前往扎克·林奇的家中拜访了他，与他讨论神经科技究竟会怎样改变我们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我顺带也发现了不少有关他的有趣故事。
比如扎克·林奇出生在硅谷，他从小长大的地方正是昔日苹果的总部库比蒂诺（Cupertino）。有意思的是，在母亲的影响下，扎克·林奇也和乔布斯一样曾到印度静修，那时他才刚刚14岁出头，却已经目睹了不同国度之间巨大的差别。
扎克·林奇对神经科学的好奇起源于他的一次痛苦经历。他到澳大利亚旅游时曾饶有兴趣地挑战蹦极，并疯狂地从150英尺（约45.72米）的高处跳下去。勇猛地纵身一跳后，他的背部感到剧烈的疼痛，从那以后两年间，他不时就感到这个部位很疼。最后，扎克·林奇熬不住去看了医生，医生则采用核磁共振扫描的方式给他做了检查。
感受核磁共振技术时，扎克·林奇突然意识到，人类的技术已经强大到可以弄明白人体内部的情况了，只是他所感兴趣的不是这项技术如何应用在自己的背上，而是类似这样的技术该如何应用到自己的大脑、别人的大脑，如何应用到整个社会。假若因此能弄明白人类是如何做出决策的，人类彼此之间又存在什么不同，这些差异将怎样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可就真的太棒了。
毕竟，人是符号的物种，人类之所以与其他生物有不同，就在于我们的大脑。在扎克·林奇看来，神经技术革命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因为这是人类第一次真正利用技术来对我们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产生影响。毕竟，我们从根本上是以一种神经生物性质而存在的，且不说我们的神经系统本来就呈现的是网络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