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听众论辨邪正
识人的目的是要给这个人下定论，而这个定论是我们确定是否与之交往的依据。人有千面，这就决定我们识人也要千面观人，谨记：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从一个角度看人，往往陷于片面；从多个角度看人，则了解得较全面。正如前人所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孟子是主张“民贵君轻”的，他将“贤不贤”交给人民来审查，便是这种思想的发挥，也说明他十分尊重人民的意见。从国君的左右，诸大夫说“贤、不贤”还不行，只有人民说“贤、不贤”才可考虑，即使如此，还不能决定取舍，要经过考察后，确是贤则用之；如“见不可”则去之。由此观之，孟子对择贤是持极其慎重的态度，因为国君要进的贤不是一般的人，是辅佐国君治国的人才，贤不贤对于国家治乱兴亡都有关系，有的甚至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提出知人要经过国君左右、诸大夫、人民和考察四个程序审查。虽然孟子是尊重人民的意见，但是在个别情形下，国君左右、诸大夫、人民都说“贤、不贤”，不一定对，而最能决定“贤、不贤”还是经过认真考察后，用事实做出的结论。可见，孟子的“知人四程序”，是实事求是的。
明太祖朱元璋也主张知人要兼听众论。他认为要能“辨邪正”，必须明于知“毁誉”的真伪，不然，将会以贤为佞，以佞为贤，他对侍臣说：“毁誉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然有卓然自立，不同于俗而得毁者。夫毁者未必真不贤，而誉者未必真贤也，有所遇有幸、不幸尔。”
所以，他说人主要善于知“毁誉”的真伪，他说：“人主能知其毁者果然为贤，则诬谤之言可息，而大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誉者为不肖。则偏颇之私可绝，而人亦不至于侥幸进矣。”这是说，人主如能辨“毁誉”的真伪，则贤者不受压抑，不肖者不能侥幸得进。接着他说：“问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知君子，鲜不为所毁。问小人于小人，其朋党营私，所誉者必多矣。惟君子则处心公正，然后能得毁誉之正，故取人为难，而知言尤为难也。”在这里，朱元璋特别强调：征求对所要用的人的意见，选择所问的人很重要，如问于小人，对君子必多毁谤，对小人必私其党而誉之；只有问于君子，君子出于公心，必作出正确的回答。
朱元璋“辨邪正”的观点，颇有点“二分法”，对知人很有参考价值。
朱元璋不仅在理论上探讨“辨邪正”之法，在实践上，他对官吏的升迁多因民之请。据《明史·循吏传》记载：兴化丞周舟经过考察以政绩最优，朱元璋立即升为吏部主事。当地人民舍不得他离任，上表乞留，朱元璋就派他回去。朱元璋以重典御臣，而法不完善，不少官吏被错捕，但经其所治人民为之申辩和请求，朱元璋也因此而赦免，有的因知其为官有惠政反得升迁。洪武二十九年（139年），永州知府余亭城、齐东知府郑敏、仪真知县康彦民、岳池知县王佐、安宁知县范志远、当涂知县孟廉等因事被捕，其所治人民派代表上京申辩，列举他们的善政，朱元璋立即纠正，赐袭衣宝钞放回。他们复任后，努力工作，政绩更著。同一年，灵壁知县周荣、宜春知县沈昌、昌乐知县于子云、新化县丞叶宗因事被捕，其所治人民也派代表去京上表申辩，朱元璋知他们为官廉正，都升任知府，分别派到河南、南安、登州、黄州去任职。
从以上我们所举的例证来看，朱元璋对一些官吏捕了之后又重用，都是源于他了解了他们，而他又是如何了解他们的呢？是通过公众的评价，而结果又证明：公众的评价是正确的，这也就证明了兼听公众的意见对于我们鉴别一个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识人之功不只是要判断别人，首先体现在自己的素质上，我们能不能凭着一个正确的心态，按照一个正确角度去识人，决定着判断的公平度，只有心态正、角度正，对人的识别才更具准确性。
言为心声
真正有才学的人，看起来他的外表像海，平静而深沉，而虚浮的人则像鼓，敲起来很响，而内部是空的，而信得过的人更多的是表面像海一样的人。
常言道，言为心声。如果一个企业或部门要培养接班人，领导一定要在有能力，又可以信得过的下属里面去物色，而在对他们进行考查的时候，通过仔细倾听他们的观点和意见，就可以有效地了解他们。比如：
（1）目光高远的人是可望之才
在询问下属“公司应该向何处发展？”“你有什么打算？”等问题时，领导如果发现下属不满足于现状，有远大理想，有不同寻常的发展眼光，且想法也不空泛，那么，这是一个值得重用的人，可以提拔重用。
（2）“胆小”心细的人可以培养
在布置任务时，有的下属常说“我担心……”，“万一……”之类的话。乍看起来，这种人给人一种胆小怕事的印象。其实不然，因为他们往往思维比较严密，能够居安思危，经常考虑到可能的各种情况和结果，同时也善于自我反省，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及其可能的结果，很有责任感。由于他们对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和出现的问题有足够的重视，做起工作来，就会有条不紊越做越好。领导应当给他们加压、委以重任。
（3）好夸耀的人
谈话时常把“我”字放在前面，大谈自己的看法，炫耀自己的学识，显示自己的才干，似有怀才不遇之感慨。对这种自命不凡的人，尽管他有些特长，但也重用。这种人自以为是，自以为什么都懂，恰恰反映出他们是彻底的无知。有了这种夸夸其谈的心态，他们做起事情来会经常不顾领导的意图，偏偏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以为这才是个人价值的体现。如果公司领导被他的夸夸其谈所蒙蔽而重用了他，就会误了公司的大事，成为公司发展的阻碍。
（4）华而不实、言之无物的人
说话模棱两可，公式化的一问一答，善于应酬而胸中无策的人不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华而不实者，口齿伶俐，能说会道，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人多是华而不实的人。华而不实的人，善于说谈，谈古论今头头是道，而且能将许多时髦理论挂在嘴上，迷惑许多辨别力差、知识不丰富的人。实际上是一些只会纸上谈兵的人。
（5）否认他人长处的人不可信
在向某一下属了解另一下属的情况时，或者当着某一下属的面表扬另一不在场的下属时，如果这位下属不承认他人长处，拐弯抹角地揭别人的短处，对领导表扬别人心里不服气，那么，此人是不可信的。这种情况表明，不是他看不到他人的长处，就是妒忌心很强，担心别人在某些方面超过自己。无论是哪种原因，此人都是不可信的。
俗话说：“文如其人”，实际上，言也如其人，一个人无法把他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憋在肚子里，他一定要找机会表达。如何表达，无疑他要借用语言，如何我们要了解一个人识别一个人，通过与他谈话，或仔细倾听他的表达，我们就可以洞穿他，了解他。
在识人的艺术上，经验给我们的感悟是“文如其人，言如其人”，因此，要想识别一个人，闻其言则可洞其心，然其真实面貌也便会跃然在我们面前。
巧设变故识人
与人之间的例行交往，大可不必挖空心思地去惴度他，然而要与其共事，甚或是欲与之结为秦晋之好，则对其不可不做深刻体察。
识别人，不是一件易事，即使是被称之为坏人的人也不愿意把丑陋见不得人的一面显露出来。要识别一个人需要经久和行事的考验。
比如，一个人“飞黄腾达”的日子到了，还能够视你如故，因急仍肯相助。你当然认为交情深厚，但这必定是少数。有些是“不复顾蟾蜍”，往日哥们义气，现在反眼不相识了。还有一个人突遭不顺时，有些是“望望然去之，若将挽焉”，有些是“虚与委蛇，空言相慰”，只有少数人，才肯出手相援，助你出深渊。不然何以有“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说？何以有“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之说呢？不到这个时候，谁是假交情，谁是真交情，很难加以区别。一定要到这个自然暴露的时候，才使你好像大梦初醒，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必深。或许平日好交友的人，一变而为闭门谢客的怪脾气，最好要有个方法，能够在平时测量交情，认为可交的，出肝胆以相照，认为不必深交的，不妨淡淡相与，不离不即。
从前有个女子，待字闺中，争聘者很多，其中有三位青年，交情相似，谁去谁从，一时难决，谁真谁假，更是无法分辨。她想得一计，伪装双目忽然失明，通知三个青年。甲前往慰问，教她耐心医治；乙表示万一不幸，不能复明，彼此爱情，仍如往昔。丙一见女子已成盲人，不再前往探问。三个青年的真情，分得明明白白，盲女子遂与乙定嫁娶，甲、丙都以为怪事，笑乙为痴情，谁知定情之夕，揭开药膏，流珠四盼，明察秋毫，乙大为惊异，疑为天佑，后经女子说明，才知为女子测量交情，故施巧计，这是一件莫须有的故事，却可证明交情的深浅，而且百试百灵。
如果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也不妨如法炮制，但形式却不好千篇一律。
比如：你的经济情况，未必为朋友所洞察，你可利用某种时机，比方市场波动极大的时候，向你的朋友说明，因为一时失策，损失巨大，虽多方调度，一时或不致搁浅，但危机日深，已难挽救，希望他们予以援助。这个难题，相信必有许多人认为你大势已去，不愿再与你周旋；也必有许多人，诿称力量太薄，心有余而力不足；必有许多人口头表示，愿意量力帮忙，接着便是诉苦；必有许多人就会责备，不肯相助；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肯出力营救，绝不犹豫，这样至少你可以把你所有的朋友，分成五等。交情真假，昭然毕露，交情深浅，也就很明白地摆在你面前。谈风月是分不出交情的；酒肉之交，是分不出交情的，要触及比较严重的利害问题，交情才立见分晓，应当根据利害关系，想出测量交情的办法。
不信任人，不会结识真朋友；一味信任人，又不免会受人欺；与不良之人为伍，结果往往会使自己大受其害。因此，对欲交之人做自己认为合适的检验，实为明智之举。
识人不以个人好恶
以自己的善恶标准来识别人是识人之大忌。实际上，一个人以自己的爱好来评判人是一种无知的表现，因为一个人自己的观点、理论是否正确都需核正，而用这样的原则去评判人岂不荒唐和有失偏颇。
对人的看法，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来决定其好坏。因为人的兴趣、爱好、性格各有所异，不能只凭自己的爱好，以己之见来断定某人的品行如何。有的人往往以感情用事，看到某人的脾气和志趣与己相投，便不再注意这个人的其他方面，就把他当成了人才。这样的结果不但会遗误人才，还会遗害事业。因为包括我们本身也不一定是人才，而以我们自己的善恶和理解来鉴定人材，可信吗？能保证我们所看中的人才真是的人才吗？事实上这样选定的“人才”多是知己而较少真才。
刘备在得到诸葛亮之前，只凭个人的喜好作为识人标准，凭个人的印象和臆测选识人才，并自认为“文有孙乾、糜竺之辈，武有关、张、赵之流”。殊不知，天下之广，人外有人。只凭个人感情来评判人，结果往往会走入迷津。他常叹自己思贤若渴，身边无人才，以至于第一次见到司马水镜时竟无端埋怨说，我刘备也经常只身探求深谷中的隐贤，却并没有遇到过什么真正的人才。司马水镜引用孔子的一段话，批驳了刘备的错误观点，说：“孔子说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怎么能说无人才呢？”继而又指出，荆襄一带就有奇才，你应该去访求，为三顾茅庐拉开了帷幕。所以，仅凭个人意志、个人印象来肯定或否定某个人，只能空怀爱才之心，不会得到真正的人才。
唐高宗时，大臣卢承庆专门负责对官员进行政绩考核。被考核的人中有一名粮草督运官，一次在运粮途中突遇暴风，粮食几乎全被吹光了。卢承庆便给这个运粮官以“监运损粮考中下”的鉴定。谁知这位运粮官神态怡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脚步轻盈地出了官府。
卢承庆见此认为这位运粮官有雅量，马上将他召回，随后将评语改为“非力所能及考中中”。可是，这位运粮官仍然不喜不愧，也不感恩致谢。原来这位运粮官早先是粮库的混事儿，对政绩毫不在意，做事本来就松懈涣散，恰好粮草督办缺一名主管，暂时将他做了替补。没想到卢承庆本人恰是感情用事之人，办事、为官没有原则，二人可谓“志趣、性格相投”。于是，卢承庆大笔一挥，又将评语改为“宠辱不惊考上。”卢公凭自己的观感和情绪，便将一名官员的鉴定评语从六等升为一等，实可谓随心所欲。这种融合个人爱憎好恶、感情用事的做法，根本不可能反映官员的真实政绩，也失去了公正衡量官员的客观标准，势必产生“爱而不知其恶，憎而遂忘其善”的弊端。这样，最容易出现庸者居其要，言己言人的不良后果。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要算是秦始皇以自己的爱憎标准来判定“接班人”，致使江山断送的那段历史了。秦始皇偏爱幼子胡亥，偏恶长子扶苏，这与他重法轻儒有关。秦始皇非常信仰法家学说，他喜读韩非的《孤愤》，是因韩非的思想对他进行统一战争很有作用。
韩非指出，国家强弱的关键在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由于秦始皇崇信法家思想，蔑视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更容不得其他思想的存在。恰恰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扶苏与之意见相左，他坚持儒家思想，建议以仁义治国，以德服天下。这引起秦始皇的不满，赶扶苏去做监军。因赵高学法，而赵高又是胡亥之师，所以，始皇宠信胡亥。不可否认，秦始皇以法治国对统一中国是起了决定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