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嘉靖时期，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沿海一带私人经营的海上贸易也十分活跃。一些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为了牟取暴利，不顾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他们成群分党，形成海上武装走私集团，有的甚至亡命海外，勾结日本各岛的倭寇，于沿海劫掠。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朝派朱绔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朱绔到任后，封锁海面，击杀了通倭的李光头等96人。朱绔的海禁触犯了通倭的官僚、豪富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官僚攻击朱绔擅杀，结果朱绔被迫自杀。从此，罢巡视大臣不设，朝中朝外，不敢再提海禁之事。倭寇更加猖獗起来。
我想，这里有官商勾结与黑社会问题，但无论是官商勾结还是黑社会，最终还是内鬼在作祟。内鬼者，除了经济间谍外，大概就是找代言人，自古至今从未断绝。
当时的淮安，建制为府，辖九县、二州。它东西扼黄淮入海之要冲，南北据运河漕运之中枢。大学士丘浚过淮安时曾作了“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曾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的诗，可想这儿当年是何等繁荣热闹了。当然，繁荣之地必然成为倭寇抢掠的首选目标。
倭寇闹得最凶的是沈坤在家丁母忧的那几年。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倭寇由日照南来，经赣榆、沭阳、桃源，至清河，“流害千里，杀戳千余。”三十五年秋，沈坤刚到家，倭寇就在瓜洲焚烧了一批漕运的官船。第二年春天，倭寇又从如皋、海门上来，抢掠南通、扬州、高邮、宝应、淮安。倭警不断，偏又不断闹水灾，淮安人民极端困苦。淮安当时驻扎着淮安、大河两个卫（邳州卫、宽河卫已调驻邳州和辽东），淮安卫七个千户所，大河卫五个，按编制兵力应有一万三千余人。而且还有镇守淮安的总兵、参将，军事力量算得是雄厚的，抵御这些小股倭寇，应该说是绰绰有余的。但因为政治腐败，又缺少应有的训练，这些官兵根本不能打仗，临阵一触即溃。本来漕运总督兼淮安、风阳、庐州、扬州四府巡抚，这里发生军事问题，照例须领兵打仗。由于倭警，为了保证漕运畅通，漕运总督根本顾不上巡抚地方，更谈不上组织抗倭了。因此，朝廷又单设淮安巡抚，指派李遂来淮任职，专门进行抗倭。李遂虽善于用兵，但也经常失利，这使淮安人民失望，人们希望能有一位英雄率领一支神兵来救国安民。
面对这一现实，沈坤十分感慨，他既痛恨官兵之腐败无能，又无限同情家乡人民所遭受的灾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感到这正是为国家为民族出力的时候。他在安葬了父母以后，就毅然决定，拿出他家全部积蓄，变卖了家产，树起抗倭大旗。他招募了一千多名青壮年，亲自组织训练成一支英勇善战的抗倭乡兵。因为打仗时“官兵且却”，而他则“亲当矢石”，上行下效，将勇兵猛，屡打胜仗，人们便亲切地称他的军队为“状元兵”。
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四月，倭寇由吴淞流窜南通狼山，北犯山阳马逻（今苏咀镇境内），直至郡城东之樱桃园（在今城东乡境内），惨杀军民无算。内有一酋，身长九尺，头大如瓮，手挥双刀，骁勇异常，官兵大河卫萧指挥，苏千户与之作战，皆战死阵前。后来状元兵增援上来，终于打退倭寇。其中有一支倭寇向淮安城西逃走，沈坤率状元兵紧追不放，一直追到金牛墩，终于将这股倭寇消灭。而大部倭寇退据庙湾，复又向淮安窜犯，淮安全城官兵、百姓都非常恐慌，所有城门都日夜关闭。当时李遂的人马有五万七千余人，分成十七个大营，李遂的儿子李材也在军营中，另募兵勇三千，加上沈坤的状元兵，兵力是很强大的。只是官兵庸碌无能，临阵着慌，所以不容易打胜仗。沈坤提出一个建议，倭寇由东面来犯，必从姚家荡（今顺河乡境内）经过，我们可以在那里打一个伏击战，定能一举全歼倭寇。巡抚李遂很赞成这个意见，立即与沈坤研究作战计划，分兵悄悄地埋伏于姚家荡的各个隘口，形成一个很大的口袋阵。四月十九，倭寇果进入姚家荡伏击圈，从寅时战到申、酉时，斩杀倭寇四百七十八人。倭寇退到姚庄，我军纵火焚庄，又杀贼二百七十余人。倭寇又逃往陈庄，复追赶斩杀七十四人，余倭退守庙湾而去。海道副使刘景韶督兵追击，水陆兵四面环攻庙湾，通政使唐顺之参加督战。李遂又调胡宗宪召募的山东兵二千五百人参战，几方面的人马合围作战，终于在五月廿四日夜全歼余倭，北方倭寇从此平定下来了。
妖怪捧出武器炫耀：“这是文曲星的翻天覆地生花笔，俗称刀笔是也。”悟空听罢落荒而逃……这是《西游记》中的一段描写。刀笔者，阴险小人也。神通广大的孙悟空怕刀笔，而沈坤的命却送在了刀笔上。
抗倭一结束，李遂立即被调任南京兵部侍郎。他走以后，积极向皇帝推荐抗倭有功的沈坤。他在奏疏中说沈坤“才兼经略，功收御侮”。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嘉靖皇帝下达圣旨，任命沈坤为北京国子监祭酒。
把货物从此地运至彼地，马拉或驴驮，让商人来决定，很简单，有马用马，有驴用驴，驴马都有就一块儿用。可这事放在官场，就复杂了：甲说用马气派速度快，强调的是形象性、政治性；乙说用驴实在成本小，侧重的是可行性、务实性。双方会形成不同主张的交锋。主张不同有什么要紧吗？要紧得很。主张被采用落实，这是跟见识好、才干优、水平高连在一起的，反之就意味着见识、才能、水平低、差、劣。人是“面子”动物，官场人物更是视面子为生命。主张被否的一方，顿时会觉得自己被“弄了难堪”，心胸不够宽的，就跟对方结了怨。
之所以写这段话，是因为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春，沈坤母丧刚尽，尚未及赴京上任，南京山东道御史林润已有本劾奏云：新改国子监祭酒沈坤，居乡横暴，擅用非刑，有聚众不轨之谋。三月，沈坤竟被拷死狱中。
谁与沈坤有私怨呢？这话说起来就长了。
淮安当时有两座城，即新城和旧城，两城互不相连，中间隔有一条狭长的空地，有一条大河从中流过，它本是漕运的通道，即大运河的一段，运河改道城西以后，它的两岸仍很繁华。因为闹倭寇，就变十分萧条了。两城相距不远，对过相望，保卫起来战线长，兵力分散，因此，沈坤建议，从东西两头增筑城墙，将新旧两城连结起来，防倭时可以统一部署兵力，南北呼应，首尾相连。这个建议立即得漕运总督章焕的赞成。经请示朝廷同意以后，立即动手筑城，并且很快就筑好了。新筑成的城俗称联城，又名夹城，章焕又给它命了一个美名“玉带城”，并请人绘制一幅联城图，设宴犒劳有功人员，庆贺一番。沈坤给城的命名又有不同，名此城为：“备倭城”，东西门均曰“天衢门”，旱北门（在西天衢门北）叫“平倭门。”从此三城联成一体，使淮安三城环环相接的特殊的古城结构得以完成定型并保存下来。联城建好以后，他就将状元兵的大营移驻联城里去。在里面另辟广场，训练乡兵。
当时淮安府知府范槚，他与沈坤有很大的矛盾，这些矛盾就在这筑城当中产生的。沈坤提议筑联城，他坚决反对，但因有漕运总督的态度，有朝廷的圣旨，他无回转之力。他对朝廷，对漕运总督无可奈何，就将这怨恨结在了沈坤身上。
中国有一句谚语“出头的椽子先烂”。当一个人获得成功并超越了别人的时候，他们身边的人不是想怎么奋起直追，而是首先想怎么把他拖下来。这其实是一种深度扭曲的自卑心理所致。在沈坤组织状元兵抗倭时，范槚就很忌妒，甚至做出了干扰之事。当然喽，打出的牌子是很漂亮的。如，说状元兵杀死邳州来的三个邮卒，范槚竟派兵围住沈坤的府第，捉走了状元兵三百余人；如，诬蔑沈坤对他范槚“恨公切骨，阴谋刺公”。因为他范槚事先得到情报，有了预防，才未能得手；还污蔑沈坤补任北祭酒，是由于他向权臣行贿的，希望能早点脱身离开淮安……据范的墓志铭云，范槚为了显示他是公正的，在朝廷派人调查时，他还装出一副严肃的面孔，“焚香誓神，引囚七百鞠之，得实以报。”
人们都知道秦桧是主和派人物，却不知道他原来是坚定的主战派人物，为什么会在南宋偏安江南后摇身一变，成为死心塌地的主和派呢？《宋史·秦桧传》的一段记载颇为意味深长：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十月，一次退朝后，秦桧独自留了下来，对高宗赵构说：群臣对战与和意见不统一，无法决策，如果陛下决定要议和，就请陛下专门和我讨论，不要让大臣们瞎掺和了。高宗不假思索就同意了。秦桧又说：这样怕还是有问题，请陛下考虑三天再作定夺。过了三天，秦桧又独自留了下来，高宗进一步表明了要议和的决心。秦桧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说：请陛下再考虑三天。又过了三天，两人再次单独见面，秦桧终于确认高宗的议和之心坚定不移，这才正式写下奏章，要求确定议和大计，不许群臣持不同意见。
这段记载充分证明，南宋朝廷弃战主和的主心骨是高宗赵构，而秦桧不过是号准了主子的脉搏，从而果断地跳到前台为之奔走呼号的得力干将。至于他在此后大肆斥黜忠良、陷害主战派将领，搞得朝中乌烟瘴气、奸佞横行，那都是为了坚定主和大计而付出的巨大代价。若论罪魁祸首，当推高宗赵构，秦桧其实只是在替皇上背黑锅而已。
其实，制造冤狱的主要人物给事中胡应嘉也是代人受过挨骂的秦桧式人物，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淮安府知府范槚。所不同的是，秦桧是代皇帝受过，而胡应嘉则是代淮安知府受过。试想，他胡应嘉的给事中职位，是在淮安府中的言官，官七品，就像现在的市级政府一部门的头，他要在淮安府混，就得与主官搞好关系，甚至得看主官眼色行事。当然，他要参副部级沈坤的本，依据中国人的做事潜规则，绝对是经过范槚知府的同意的，至少默许。
沈坤的“状元兵”抗倭的胜利对地方官来讲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有私怨的人不是这样看的。因为私怨是骨头里的仇。范槚他们认为你沈坤京官怎么样，级别比我高又怎么样，你在我这块地盘还能从我们手中逃脱！于是他们就利用沈坤执法过严，时令鞭笞士卒及“以兵法部署其宾客子弟，人多怨之”的弱点，撰出谣言，造成冤狱。
其实，《世宗实录》卷482中对这件事的原委有公平的记载：“坤素跌宕负气，不能谐俗。倭犯江北，诸文武吏望风奔溃，坤督率邻里，保所居淮安新城。远近依附者众，坤遂以军法部署防御，有犯令者辄榜笞之。故所居虽赖以保全，而被其榜笞者，亦遂生怨恨。中有给事中胡应嘉宗党，及府县儒学生一二人。应嘉与坤有隙，又性险狠，遂与诸生撰为谣言，构之于御史林润。疏劾之，应嘉与范槚复从旁力证，然皆流谤无指实。及坤逮至，竟拷死狱中，士论冤之。”这是皇家著作，应该说是最能反映沈坤案的真实性。然而，人死案了，竟没有人再理沈坤事。
被狗咬过的人，大都把仇记恨在主人身上，而主人又一古脑把责任全推到狗身上。
沈坤死后，那个构陷者胡应嘉落了个骂名，《明史》称他“悻悻好搏击，议者颇以倾危目之。”隆庆元年（公元1566年）被削职为民，后改外调，最后仍死于打小报告上。
那个“持其狱甚坚”的淮安知府范槚，据说还是范仲淹的后裔。据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十记载，“范本才吏，公事之暇好读书，延接诸生，讲学论文。淮郡徭役繁重，自范莅任，民隐悉上达。后缘沈祭酒之狱，声名大损。告归浙东，居一小楼，终岁不下，著书力辟五龙溪讲学。”
长期的抗倭斗争，全国不只出了沈坤，还涌现了一批抗倭名将和民族英雄。人们所熟知的戚继光、谭纶、余大猷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沈坤与戚继光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戚继光自己训练了一支民兵，作战极为勇敢，称之为“戚家军”。沈坤也散家赀募集乡勇，亲自训练成一支千人的乡兵，时人称之为“状元兵”。戚继光在抗倭胜利以后，遭到排挤打击，以致被罢官，沈坤于抗倭胜利以后，被人诬陷，瘐死诏狱。戚继光、余大猷等人的事迹，被载入史册，后来又有专书介绍，因而历来为人们熟知，而沈坤的事迹，却因种种原因，未能载入正史。
沈坤的悲怆，是中国封建政治机制运作特点的集中体现：小人赢而君子输。其实，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战国晚期赵国的名将廉颇、李牧，当年曾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为赵国的强盛立下过多么大的功劳，可是让赵王身边的宠臣郭开、韩仓等人一玩手脚，便处处碰壁，大祸临头，一个仓皇逃命，流亡到异国他乡当“寓公”，在百无聊赖中郁郁而终；另一个不幸遇害，抱恨终生。又如燕国名将乐毅，统帅五国联军伐齐，攻克齐国城池70余座，几亡齐国，为燕国一洗昔日遭齐入侵之国耻，功勋盖世。可是让燕惠王身边的小人一挑拨、一捣鼓，即刻便有性命之虞，没奈何只好逃亡赵国，其彻底平定齐地的夙愿就此付诸东流……
中国过去有句老话“人死灯灭”，我发现其实严重不对。对沈坤，应该改成“人死灯耀”。沈坤，按世俗眼光，是一个罪犯身。然而，在那么多被朝廷加封、表彰的显赫权贵被人忘记的情况下，而对他，淮安人却一直不忘，一代代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