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我在硅谷成立了一家小公司，为微软开发技术软件。那个时候，软件公司仍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软件被刻在光盘上，要运行软件就得生产光驱。而几乎所有的商业软件产品都附带着纸质说明书，因此必须有人来印刷和装订。这些实物产品还要给客户包装好再运送过去。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对各种技能和教育背景的人来说，都有大量的就业机会。
到2008年，当我开始认真地就技术进步可能会给就业市场和经济带来的影响进行思考和写作时，我公司的软件业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软件的订购和客户交付都以电子方式在互联网上进行。软件也越来越没有“交付”可言，而只是托管在“云端”（或巨大的计算中心），接受客户的远程访问。这意味着，曾经生产光驱和纸质说明书，然后把这些东西进行包装并运送给客户的所有工作都在迅速消失。而在包括音乐、报纸和电影租赁服务等容易受到数字化影响以及可以通过互联网交付的其他行业，同样的改变也已经发生了。
与此同时，人们清楚地看到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正蓄势待发，很快取得显著的进步。比尔·盖茨有个著名的说法是，当他初创微软时，当时的机器人技术与个人电脑发展水平大致相当，而很快，机器人将像个人电脑一样几乎无处不在。我开始相信，我公司的软件业务发生的变化其实预演了整个就业市场和经济可能要出现的情形。这意味着我们很快就要面对一股巨大的破坏力量，无论对我们的经济还是社会结构都将构成重大的挑战。这个问题促使我在2009年写成并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
这本书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与我联系，分享了技术和自动化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职业和企业的具体例子。我收到的信件来自工程师、商务人士、经济学家和普通工人，我有很多机会来讨论技术如何可能威胁到未来的就业机会，以及我们为适应这些变化可能会制定的政策。《机器人时代》借鉴了我从这些讨论中学到的东西，还包括很多最新的例子，用以说明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如何已经在广泛的行业和专业影响了就业市场，包括制造业、医疗保健、教育以及服务业的各种就业机会。
在我出版了第一本书之后的5年时间里，技术对各种职业造成的威胁已经变得更加明显，并得到了更广泛的讨论。2009年的时候，还几乎没有人谈论这个问题，甚至提到它就得冒着被称为“勒德分子”[1]的风险。而现在，美国和欧洲的媒体已经充斥着关于机器人在未来几十年中如何可能窃取达一半的就业机会的报道。
当技术失业的阴影已经成为西方的一个热议话题时，似乎很少有人知道，机器人革命对中国很可能带来甚至更具戏剧性的影响。这是因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影响到来的时候，中国还处在向富裕国家过渡的进程中。美国有能力在技术还远未达到先进时，依靠工厂就业建立起强大的中产阶级群体，而中国却要在机器人时代来面对这一问题。
在美国，绝大多数人都在服务行业工作，而在中国，制造业当然是一个更重要的就业方向。但是，工厂正在迅速变得更加自动化。自动化技术已经对中国工厂的就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95~2002年，工厂提供的就业机会减少了约1600万个，这相当于中国制造业提供的总就业机会的15%。还有大量证据表明，这一趋势还将加速。2015年2月，富士康总裁郭台铭说，公司的目标是在三年内将70%左右的工厂工作实现自动化。一年前，郭台铭曾透露说，富士康有一家完全机械化的工厂，为成都一家“非常知名的公司”生产产品。这家自动化的工厂昼夜不停地生产产品，而且在黑暗的环境中也能照常进行：因为那里没有工人，也就没有必要把灯打开。
不可避免的是，工厂提供的就业机会将继续在中国消失。而中国在厂房、道路和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持续大量投资是就业机会的另一重要来源。但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将不得不马上重新平衡经济，使其摆脱对投资如此强烈的依赖，转而依靠国内消费。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它意味着中国家庭需要更多的收入，并且他们将不得不减少储蓄，花更多的钱来购买中国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换句话说，工厂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的就业机会的减少，意味着中国将必须做出西方国家已经做出的同样的转变：中国必须更多地变成消费经济，并且要在服务业雇用更多的人。
然而，本书将明确地表明，许多服务行业的工作也很容易受到自动化的影响，并且受到影响的并不只是没有受过太高教育的蓝领工人的工作。在美国，一些技能性行业的工作机会，比如法律、新闻甚至是计算机编程等都已经受到了智能软件的威胁。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而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崛起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既是挑战，又是机会。即使中国成功应对了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等关键性的挑战，它还需要适应技术的迅速发展。很多分析家预计，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因此，其能否成功应对这些挑战将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1]“勒德分子”，原指那些捣毁机械的人，后来引申到反对机械化和自动化的人，意在提醒人们不要太过依赖技术。——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