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6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担任亚洲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的顾问。他当时被带到一个大型公共工程项目的现场。在那里，他很惊讶地看到很多工人挥舞着铁锹，但很少看到推土机、拖拉机和其他重型推土设备。当他问及这个问题时，政府官员解释说，该项目旨在实现一项“就业计划”。“那么，为什么不给工人勺子来代替铁锹？”弗里德曼的这一句犀利回应成为经典。
弗里德曼的说法确实反映了经济学家们担忧机器有朝一日造成工作机会流失和社会长期失业的一种怀疑心态，很多时候这种心态更表现为一种直接的嘲弄。从历史上看，这种怀疑似乎有理有据。在美国，尤其是20世纪，不断革新的技术一直推动着人们走向一个更加繁荣的社会。
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当然产生过一些困扰，有时这些困扰还较为严重。农业的机械化抹掉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使得大批失业农民奔赴城市工厂寻找工作。后来，自动化和全球化又将制造业工人推向新的服务业中去。在这样的过渡期里，短期失业是常常出现的问题，但这种情况并未蔓延和持续，新的就业岗位就很快产生了，一无所有的工人也找到了新的机会。
此外，这些新的就业机会往往比之前的要好，它们需要工人具有更高的技能，当然也会开出更高的工资，而这一点在“二战”结束后的25年间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段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是快速发展的技术进步和美国工人福利之间近乎完美的融合。由于生产机器效率的提高，使得操作这些机器的工人的生产力也相应提高，因而工人们变得更有价值，可以要求更高的工资。在整个战后时期，先进的技术使生产力水平急剧提升，同时直接带来了普通工人工资水平的相应增长。这些工人又反过来用自己不断增加的收入到市场上进行消费，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在这种良性循环助推美国经济向前发展的时候，经济学专业也在享受着自己的黄金时代。就是在同一时期，像保罗·萨缪尔森这样的巨擘将经济学转变成一门具有较强数学基础的科学学科。经济学几乎逐渐被复杂的定量和统计技巧完全主宰，经济学家们开始建构各种复杂的数学模型，这些模型至今仍然是经济学的学科基础。战后的经济学家们尽职地工作着，他们观察着周围的繁荣经济，并自然地认为这一切都很正常：这就是经济本来运行的样子，也始终都该是这个样子。
贾雷德·戴蒙德在他2005年出版的《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Collapse：How Societies Choose to Succeed or Fail）一书中讲述了澳大利亚农业的故事。在19世纪，当欧洲人首次到澳大利亚开拓殖民地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风景。如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经济学家一样，澳大利亚的殖民者认为他们看到的一切都是正常的，而且这种情况会一直继续下去。他们在这片看似肥沃的土地上投入巨资，开发农场和牧场。
然而，一二十年的时间内，残酷的现实发生了。农民们发现，实际上这里的气候远比他们最初认为的要干旱得多。他们最初来到这里的时候，只是运气好（或者也许算不幸），正好赶上了一切都有利于农业发展的“黄金期”。如今，在澳大利亚，你还可以找到那些命运多舛的早期投资的遗留物——那些建在沙漠中的废弃农舍。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美国经济的黄金期也同样走到了尽头。生产力的提高和工资上涨之间的共生关系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瓦解。截至2013年，一个普通产业工人或者非管理岗位职员的收入比1973年减少约13%（调整通货膨胀因素后），与此同时，生产率飞涨了107%，而家庭大宗消费如住房、教育和医疗的费用也已经飙升。
2010年1月2日，据《华盛顿邮报》报道，21世纪的前10年没有创造任何新的就业机会，就业增长率为零。这是大萧条以来的任何年代都没有发生过的。事实上，战后10年从未有过就业率增长低于20%的时候，即使在充满着滞胀和能源危机的20世纪70年代，就业率也增加了27%。21世纪这流失的10年，美国经济本需要每年创造大约100万个就业岗位以跟上劳动规模的增长，在考虑这一点后，这10年的实际情况着实令人震惊。换句话说，这10年本应有的1000万个工作岗位根本没有出现过。
收入不平等也飙至1929年以来从未达到的水平，而有一点显然已经很清楚，即生产率的提高在20世纪50年代时能带来工人收入的增加，而现在，成果却几乎完全由企业所有者和投资者享有。与资本相反，整个国民收入中劳动力所占的份额已急剧下降，而且似乎在持续下滑。我们的黄金期的确已经走到了尽头，而美国经济也正在步入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时代终将以工人和机器之间关系的根本转变来定义。这种转变最终将挑战我们对技术最基本的假设：机器只是提高工人生产力的工具。但事实却相反，机器本身变成了工人，而且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界限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模糊。
当然，所有进步都是由计算机技术永不停歇的加速发展所推动的。虽然现在大多数人都熟悉摩尔定律（Moore’s Law）这个行之有效的经验法则，它表明每18~24个月计算能力就大致增加一倍，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完全感受到这个非同寻常的指数级增长带来的影响。
试想一下，你上了自己的车，开始以每小时5英里[2]的速度驾驶。你开了一分钟后，加速到每小时10英里，又开了一分钟，速度再提高一倍，如此继续下去。真正值得一提的，不是你的加倍提速，而是加速一段时间后你所行进的距离。在第一分钟里，你行进了约440英尺[3]。在速度为每小时20英里的第三分钟，你将会行进1760英尺。在第五分钟，当速度加到每小时80英里时，你将行进远超过一英里的距离。而到了第六分钟，你就需要一辆更快的汽车了，当然要有一条赛道。
现在想想，如果速度翻番了27次，你该有多快，你在最后一分钟将会前进多少。而这大致就是1958年集成电路发明以来计算能力的加倍次数。正在进行的这场革命也不只关乎速度的增加，而是在加速持续一段时间后，每一年所取得的进步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顺便说一句，你的车速已经达到了每小时6.71亿英里。在最后的第二十八分钟，你将前行超过1100万英里。以这样的速度大约走5分钟就会把你带到火星上。概括说来，相比20世纪50年代末最初的原始集成电路的发展速度来说，这样的速度可比作当今信息技术的发展速度。
我从事软件开发方面的工作已超过25年，可以说直接见证了计算能力的加速发展。我也近距离见证了软件设计取得的巨大进步以及使程序员效率提高的各种工具。同时，作为一个小企业主，我观察到技术改变了我管理企业的方式，特别是它极大地减少了雇用员工执行日常工作的必要，而这些日常工作是任何企业的运作都必不可少的。
2008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开始认真思考一直在加倍的计算能力到底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它是否会极大地改变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就业市场和宏观经济。我思考的结果就是我的第一本书，2009年出版的《机器危机》（The Lights in the Tunnel：Automation，Accelerating Technology and the Economy of the Fu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