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居也，建都各数百千岁”［1］（卷129《货殖列传》）。也就是说，把国都建在“天下之中”，是唐尧以来的传统思想。《史记·五帝本纪》载：尧崩，舜“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集解》刘熙曰：“帝都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当时，“中国”一词的初始涵义是指位于天下之中的都城，都城也就是天子之国。夏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是在今河南洛阳一带。《逸周书·度邑》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有夏四百多年，其间曾几次迁都，但“总体上看，夏代各王的迁都，基本是在一个以偃师为中心的周围地区内摆移。”［11］（P18）相传曾为禹都之阳城即居天下之中。《周礼·地官》郑玄注：“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颖川阳城地为然。”
夏人因夏都所在产生地中观念，并由此确定了“尺有五寸”的标准。偃师二里头遗址是目前唯一可以确认的夏王朝都城遗址，学者认为它应是夏中晚期的都城斟鄩，位于今偃师西南约9公里的二里头村一带，邻近洛河、伊河，正处于夏王朝统治中心区之内。可见，夏王朝的国都规划已经体现出择中建都的思想。夏王朝就是以夏都为中心，将其统治势力伸向黄河中下游南北两岸乃至长江流域部分地区，形成了以都城为中央，统治四方的政治地理结构，故《说文解字》称“夏者，中国人也”。
商王朝统治中心区域，前期是在河洛地区及郑州一带。商汤灭夏后建立的头两个都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都位于这个区域之内。商代后期统治中心区域移至今河南北部，其都城也迁至安阳殷墟，居于商后期统治中心区的中心地带。卜辞中，四方、四土等所表现出的商人的四方观通常与都城对言，武丁时的一则卜辞说：“…已卜，王贞，于中商乎御方。佚348”，即卜得商居中央而统制四方。商人以自己的都城“商”、“大邑商”为中心，即以安阳殷墟为政治地理中心来确定“中”和四方的位置，“大邑商”是确定四方方位的坐标，四方以商为中心，因此又称“中商”［12］。《诗经·殷武》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毛传：“商邑，京师也。”郑氏笺：“极，中也。”商王居“四方之极”，统治四方。显然，商代是以都城来划分四至，其国都规划体现的是“四方之极”。夏商都城选址及其建设经验，构成了后来“天下之中”的重要内容。
然而，此时的“尚中”、“四方之极”等思想观念并未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对此加以认真总结，使之成为一种明确的意识，并上升到理论和伦理范畴及方法论的高度，是在周灭商后，营建洛邑时由周公提出并阐发的。
总之，周公所创建的“天下之中”建都理论，是在继承前人宇宙观和夏商都城建设经验和传统的基础上，而加以发展和创新，首先应用于洛邑都城建设，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科学的都城建设理论。
这一理论对古代都城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天下之中”建都理论的意义
周公提出的“天下之中”是我国古代第一个较系统的建都理论。“尚中”、“择中”是中国古代长久存在着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从仰韶文化的建筑遗迹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中心的重视，尧舜时期可能己经初步形成了“尚中”、“择中”观念，这种观念在夏商时期已十分盛行，只是还不系统。周公在营建洛邑的过程中，第一次对此作了理论总结，把“尚中”、“择中”观念提升为“天下之中”建都理论。虽然“天下之中”建都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围绕营建洛邑的政治实践活动而阐发的，但是在周公的阐发和实践中，不仅提及了“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理均”、“时配皇天”，同时也说到了阴阳和谐、“百物阜安”，涵摄着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等多重内容。他不仅以此作为营建洛邑的方法论，同时又把它作为指导自己建都思想实践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天下之中”成为一个内容丰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建都理论学说。
周公之后，许多思想家、政治家沿着先哲思维路径，分别从不同层面表示了对“天下之中”的执着追求，丰富和发展了“天下之中”建都理论。如成书于战国人之手的《尚书·禹贡》总结了“天下之中”观念，具体列出了五服制度——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提出了以王都为中心向四方推衍的回字形天下疆域结构。荀子则将居中所体现的尊尊含义上升到礼制的高度：“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7］（卷27《大略》）《管子·度地》亦十分崇尚“天下之中”：“天下有万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之中而处，此为因天之固，归地之利”。又说：“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天之中而立。”［13］（卷24《轻重乙第八十一》）《吕氏春秋》云：“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14］（《审分览·慎势》），明确地把“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作为选择都城地址和处理郭城与宫城关系的基本思想。
西汉贾谊进一步提出了择中建都可在次级区域内实现的构想，即“贾氏圆形布局体系”［4］（P68）：“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其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将者不苦其劳，繇使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驩乐其上，此天下之所以长久也。”［15］（卷3《属远》）此外，前引董仲舒、班固在《春秋繁露》、《白虎通》中对“天下之中”的论述，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理论，扩大了影响。可见，周公之后，经过春秋战国，“天下之中”建都理论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并日益深入地结合到古代政治思想里，深深扎根于社会意识中。
“天下之中”建都理论构成了古代中国最初的都城观。从这种都城观中，发展出中国古代一整套关于都城建设的思想体系，以及一系列已经被体制化的建都实践。在古代，把都城置于天下四方中央，既便于为天下所贡奉、四方所拱卫，“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6］（《为政》），也是控制天下的原点，既可以显示帝居的尊严，形成对天下的政治、军事控制，又便于各地输入贡赋、诸侯朝觐，从管理角度来说，确实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同时，中国古代“王业不偏安”［17］（《后出师表》），“居天下之中，即是居天地之中，符合中国社会以和谐为主旨的天人合一思想，对四周不偏不倚，对一方由服及鄙，易于形成向心忠中的社会文化心态。”［4］（P67）从历史上看，尽管古代提出的建都理论林林总总，一些学者也曾对“天下之中”建都理论提出异议，但“天下之中”建都理论都没从根本上动摇。周公之后，虽然“天下”的版图时有盈缩，“天下”的概念也有所变化，都城形式也不断变化，但作为一种实践的“天下之中”建都理论，两千年间一直是指导古代建都的基本理论，一直指导和影响着古代都城选址建设，从思想和制度两方面一直延续了下来。中国统一时如此，分裂时期的地方割据政权也是如此。
不仅如此，“天下之中”说本身具有的巨大涵盖力和扩张力，还影响到古代都城空间及宫室布局，而引申和发展出贯穿中国古代数千年的规划意识和制度：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都，择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既居中，则需四方拱卫，于是“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网殿阁皆取法焉”［18］（卷六）。考古资料证明，从河南二里头夏都遗址到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城市布局几乎都是以宫殿为中心，以宫城南北中轴线为全城主轴线。这种布局模式正是“天下之中”建都理论在宫室布局上的具体体现。“天下之中”，还影响了春秋以来商业城市的建立原则。越国政治家范蠡更把“天下之中”原则推广到商业城市的选址方面。他辅佐越王勾践消灭吴国后，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辗转到了陶（今山东定陶县），“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1］（卷99《货殖列传》）范蠢在陶这个地方，“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成为当时最有名的富商。范蠢所说的“天下之中”不是指政治中心而是指经济中心，陶是诸侯国之间往来的交通枢钮，也是一个富庶区域的中心，所以他在这里经营商业获利甚丰，为当时和后世所称道。
“天下之中”建都理论所表现出的空间意识和文化观念，还顽强地深入到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以被后世儒者尊为五经之首的《周易》为例，通行本《周易》中，“中”的出现频率高达119次（不包括作为卦名的“中孚”），六十四卦中过半数的“传”之内容，都涉及到了这个“中”。继而，关于“中”的思想还发展为一种中和、中庸的哲学与伦理学思想，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一种凝固的民族意识、历史意识与空间意识，一定意义上是中华民族之伟大凝聚力与向心力的表现，是中华民族中和主体文化意识的体现。这种关于“中”的意识，当然还同时融渗在政治伦理道德规范之中，成为处于漫长封建社会形态之下的老大帝国固步自封、不思向外、以天朝为世界之中心的盲目自大的传统意识。这也是我们应当予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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