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广仁寺在每年三月二十八日有二十一渡母油灯大会，十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日有宗喀巴古灯大会；卧龙寺在每年三月初三、四月初八、五月十三、六月初六、九月十三日有庙会西五台在每年六月十七、十八、十九日有庙会；都城隍庙在每年四月初八庙会；东岳庙在每年三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庙会；八仙庵在每年四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庙会；药王洞在每年二月二日祀神、演戏；黑虎灵官庙、菩萨庙、三官神堂在每年六月十七、十八、十九日有庙会；财神庙在每年二月初二有赛会；南五台在每年六月初一有庙会。
可知，明清西安城庙市日期主要集中在四、五、六月份，尤以每月中旬为多。
此外，与信仰空间等级相关，还有较多会期、场地时有变动、稳定性较弱的赛会商贸活动，多以小型庙宇为依托，所谓“其余则多藉祀神之典，为开会之期，如工商则祀火神、财神，财神以七月廿二为会期，京广药市等则祀药王，其会期会地均无定”。究其原因，主要缘于城内同类型庙宇如祭祀火神、财神或者药王等的小庙，在城内四区和关城所在多有，因而赛会日期、举办场地在各庙宇之间轮换，由此形成的赛会场所流动性强，稳定性弱。
赛会为平时劳作终日的民众提供了放松娱乐的机会，宗教信仰的气息相对较淡，而藉以进行商贸交易、娱乐和游玩的功能却在增强。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即指出：“按赛会之举始自西周，官礼有大市、朝市、夕市之分。大市百族为主，朝市商贾为主，夕市贩夫贩妇为主。陕右赛会，每藉祀神开设而其实在行销土货，所以通省皆有场集”。赛会市场上的商品“顾皆寻常日用之需，农民田器之类”。
四、“异曲同工”：寺宇的文教功能
封建时代的寺宇虽然与学校旨趣相异，但二者又有共通之处。
就基本功能而言，寺宇与学校均为教化场所；就内部景观而言，二者均讲求清雅安谧，以利修禅习业；就选址依据而言，二者选建基址时均有位于社区中心，便于民众往来的考虑。在特定时期，寺宇基址又往往多为学校利用。明清西安城寺宇和文教机构之间联系紧密，寺宇也发挥着重要的文教功能。
1、清真寺西安清真寺自明代中期开始普遍设立学社，经学教育成为清真寺在礼拜、洗浴之外的重要功能。清真寺所担负的教育功能虽同传统儒家书院、府县学等有所不同，但文教特色鲜明，以至在明清西安城内形成东南儒家文教区和西北伊斯兰文教区相互呼应的局面。
清真寺经学学校主要集中在城西北隅，各寺用于教学的学社成为建筑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大皮院清真寺“建修礼拜寺大殿、南、北厅、头、贰门、沐浴所、学社、师徒住房共叁拾贰间。”大学习巷清真寺中亦有“南北学舍”。经学教育多针对年龄较小、较低级别学生以及清真寺所辖区域内的成年坊众，较高级别学生亦入县学学习。经学教育成为府县儒学教育的重要补充和基础。至清末，回族聚居区新式官立、私立学校接踵成立，“多附设于清真寺内”。洒金桥街清真西寺经学学堂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为回教国民小学校，“教育儿童，历有年所”。可见，清真寺在推动回族启蒙教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慈恩寺与荐福寺慈恩寺与荐福寺分别以大、小雁塔驰名于世，早在唐代，长安科举考试的中榜进士即题名雁塔，荣耀之至，有“名题雁塔，天地间第一流人第一等事”的评价。至明清时期，西安城作为西北文教重镇，亦在陕西乡试揭榜后仿唐之风，雁塔题名相沿不绝，且逐渐演变为“文题大雁塔，武题小雁塔”的习俗。明清雁塔题名者虽不再是进士，而是乡试中榜的举人。也不在塔壁题名，而将题名勒石刻碑，立于塔前，但也成为明清两代西安城三年一度的文教盛典。
“雁塔题名”对于后世学子有着巨大的教化作用，有利于促进区域文化的发展。慈恩寺内至今留存明代乡试题名碑30通，清代43通，荐福寺存有明清武举题名碑17通。
“雁塔题名”活动使慈恩寺、荐福寺与城内的府县儒学、陕西贡院、咸宁考院等文教机构之间产生了紧密的联系。题名碑成为慈恩寺和荐福寺中与大、小雁塔相映生辉的独特文化景观，也是两寺作为西安城文教附属功能区的标志。
3、其他寺庵宫观在特定条件下，寺宇往往成为学校的教学场地，清末大量新建小学即均由寺宇基址改建而来。前已述及，寺宇与学校的共通点在于二者都有便于社区民众往来的区位需求，学校对寺宇的利用正是基于其多处在社区中心部位和作为市民共享空间的特点。
明万历年间创建关中书院之前，冯从吾就于宝庆寺主讲多年，生徒甚多。清乾隆年间东关罔极寺也曾兼有学校的功能，管瀛在《重修罔极寺碑记》中载“子侄暨诸孙读书即兹寺”，这类学校可能仅是社区或家族举办的学堂。寺宇不仅可作为科举考试的附属功能区，清代满城内的铁旗杆庙更直接成为拣选满汉翻译人才的考试场所，“每岁将军考翻译生即假庙地扃试”。
此外，明清西安佛寺如卧龙寺、兴善寺、广仁寺等屡屡获颁敕赐大藏经，寺宇成为当时的宗教图书馆，这对于提高本地僧侣佛教修为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大藏经的利用和保护，卧龙寺有明代圣旨碑详加规定，“兹以一藏安置陕西在城大寺院永充供养，听所在僧官、僧徒看颂赞扬，上为国家祝厘，下与生民祈福。务须敬奉守护，不许纵容闲杂之人私借观玩，轻慢亵渎致有损坏遗失，敢有违者必究治之谕”。可见寺宇作为宗教图书馆实至名归。
五、“少长嬉游”：寺宇作为社区中心
明清西安城寺宇作为颇具公共性的市民共享空间之一，与市民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寺宇在城区中多布设于街巷坊里的中心区位，这使其有可能充分发挥作为社区居民日常活动中心和重要交往空间的功能，这在西安城清真寺中表现最为明显。
首先，作为回族“讲经传道、朝夕朝拜之所”，清真寺为人人必到之地。伊斯兰教义规定，穆斯林必须遵行的五项宗教功课之一即为“礼”，每日应礼拜五次。清末执教陕西大学堂的日本学者足立喜六记述当时回族礼拜活动云，“清真寺即回教徒彼等之会堂，以行礼拜”。寺宇的基本信仰功能为其成为一定空间范围内的活动中心奠定了基础。
其次，清真寺社区中心地位的形成还与寺内设有浴室紧密相关。穆斯林十分注重身体的清洁，清真寺附设的浴室对广大穆斯林开放，这无疑强化了清真寺在回族聚居区的中心地位。
再次，清真寺附设学舍，为本坊成人与儿童的教育场所，这一文教功能既是清真寺作为社区活动中心的表现，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清真寺的社区中心地位。
此外，较之普通居民宅邸，清真寺占地宽广，环境幽谧，为社区居民提供了聚集活动和休憩的空间。“清真寺既为供给多数同教礼拜真主研究教义之必要场所，在建筑设备上必须有供给大多数同教集合之宽大地盘、宏敞殿宇，方为适宜”。回族多喜习武，常以清真寺为活动场地。“回民在日常生活之外，不能不求消遣，以资调剂，于是武术尚焉。西安回民，无论老幼，多娴武术。每于早祷之后，夜夕之暇，齐集寺院，弹腿打拳，玩枪弄棒，切磋琢磨，互试比赛”，遂使清真寺成为回族群众日常活动的中心。
佛寺、祠庙、基督教与天主教堂等也同样以其社会交往空间的性质具有社区活动中心的功能。如东关罔极寺对于社区居民而言，就成为“少长嬉游”之地。清代《罔极寺碑记》载：“殿角峥嵘，时触于目，且少长所嬉游也。”“余老亦林下逍遥，进此堪游息，以之习静而娱，桑榆亦良得也”，寺宇作为社区居民日常出入的公共空间属性由此也可见一斑。
六、“世守其业”：寺宇作为社会经济单元
寺宇在香火、善缘收入之外，经济来源主要有田产和房租收入两种。有些较大寺宇的房产和田产数量相当可观，在城乡社会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都可表明寺宇是封建时代重要的社会经济单元。
1、田产收入明清西安城乡规模较大的寺观自身往往拥有大量土地，或者依靠其在郊区的别院而间接占有，从而获得较多的租税收入，成为助缘善款之外的重要收入，甚至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有固定土地收入的寺院，多传承久远，规模得以扩大，殿宇修缮频繁，寺宇的影响力也会逐渐提升。
清代康熙间敕建的广仁寺虽位处城内西北角，但其位于西北郊区的“别院”胜严寺代为管辖土地，并代收租粮。胜严寺有“近寺地三十亩，为僧常供之产”。田产传承时间长达二百多年，“世守其业，征收租课。”广仁寺还在城北大白杨、火烧碑、张家庄、青东、青西等村有寺院水旱地二百五十余亩，城南长安县杜程、东大、嘉五台等村有寺院水旱地一百六十余亩，为寺院喇嘛常供之产。
广仁寺在郊区先后共计拥有约440亩土地，田租收入甚为可观。
卧龙寺在城内有“地土房产”之外，在郊区也有“香火田亩”。
《皇清卧龙寺重修碑记》的立碑宗旨即在于记录“助缘功德芳名，以及寺内香火田亩，旧存新设，供具槕灯，四至地基，同勒金石，永传不朽。”碑记中同时规定，“卧龙凡有地土房产树木，只许增添，不许变卖折毁，如有不遵者，即行禀官究办”。这些对寺院财产的严格规定也从侧面说明较大寺宇拥有较多的田产和房产。
八仙庵在东关外的田产很多，大都出租给农民耕种，并将“田产数目”勒碑刊记，以防历时久远，其他人侵占寺产。八仙庵在东关内占地广大，内设仓库、菜园、田园、磨房、帐房等，并有来自十余省区的多达63名道士分工负责，经理其事，八仙庵的社会经济属性显而易见。
城郊荐福寺作为敕修寺院，亦占有大量由地方官员捐助的田产。明代陕西都知监太监刘祥就曾为荐福寺置办“膏壤一顷有奇，岁取其入以瞻僧众”，至清代，地方官员为荐福寺“置十方僧田一顷五十亩”，寺院还管理着咸宁县韦曲里二甲、长安县姜村里五甲等处土地，征收田租作为寺宇常供收入。
2、房租收入田产收入之外，部分寺宇因拥有众多房屋又有房租收入。拥有较多房产的寺宇普遍将房屋出租，如“咸宁县治西偏有开元寺，境稍僻远，僧庐寂静。士大夫宦游于秦者，每赁为邸舍。”寺宇的房产除相沿继承外，每有善士以房屋作为善缘捐助，这些房产往往较为分散，也便于寺宇对外租赁。清《重修卧龙寺碑记》载善士捐房、寺宇租赁过程甚详。有贺善士“愿将自己买到本寺巷口祁姓房院一所，其内厦房五间，价银七十五两；又有城根底房院一所，其内厦房四间，价钱六十千文；又寺内旧有房院一所，其内鞍架房四间，果木树十数株。寺内僧人将此房屋已自嘉庆年间当与滑姓，此时伊即出钱二十五千文将房赎回，仍归寺内。每月讨取房租，以为诸佛菩萨每月初一、十五日建醮之费。又为每年三月初三、四月初八、五月十三、六月初六、九月十三日，众神圣会一切供奉香火之用”。房租收入对于卧龙寺顺利举办宗教活动、节庆等起到了重要作用。明清东关洪福寺基址颇大，有山门、过厅、上殿等殿宇建筑，其中大量厢房对外出租，作为善士寄存灵柩之所，沿街铺面租给商户开设店肆，其他闲置屋宇亦招租住户。综上而言，部分寺宇堪谓封建时代的“地主”和“房东”，直接参与到社会经济生活当中，以宽裕的田产、房产收入促进其长期的传承与发展。
结语
明清西安城众多寺宇在作为信仰空间的同时，还在城乡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多样化的功能，成为“人神共在”的公共活动空间。
寺宇既以其优美环境和公共属性为民众提供了悠游休憩、文化教育的场所，又以其吸引人群的优势成为商贸活动附着的空间，而其自身亦以拥有田产和地产直接参与到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多样化的功能使寺宇与城乡社会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也有益于寺宇的延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