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轰炸机指挥部第五十八轰炸联队的队员们，是首批派往海外的B-29成员，他们兴奋地到达了印度的新军事基地。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很快他们就发现他们只是开始了一段漫长、危险甚至有时候危及生命的学徒生涯。
仅仅是在敌人航程以内安置自己的位置，这些美国飞行员们就已经开始忍受让人痛苦的考验了。首批150架B-29开始在1944年3月26日离开堪萨斯州基地。他们以每天九或十架飞机的速率起飞，从甘达尔到加尔各答附近新基地的路上不断延长时间，在马拉喀什、开罗及卡拉奇之间的站点停靠。直到5月8日，首批130架飞机才安全降落在印度新机场上；其他20架飞机中的绝大部分停在了马拉喀什那么遥远的地方，一架在开罗，五架留在卡拉奇长达一个星期。
在马拉喀什的飞机未能升高，结果冲出跑道末端，撞毁起火。在马拉喀什和开罗之间飞行过程中，其他B-29机群队员在尽力达到、保持横跨亚特拉斯山脉所需要的1.6万英尺海拔高度时耗费了大量的电力。
上校詹姆斯·帕特罗设法使飞机脱离马拉喀什的地面，但是直到他命令关上引擎通风片减少拉力时，飞机才开始爬高，合上通风片又威胁到减少进入汽缸的冷却空气量。帕特罗紧张地盯着仪表板上汽缸的温度升到了644℉，比发动机设计时所能承受的温度要高166℉。发动机超出合理预期继续工作着。
五架降落在卡拉奇的B-29就没这么好运了。在经受包括一架在阿拉伯海消失得无影无踪的B-29在内的伤亡以后，“超级堡垒”会合在一起，想办法扭转莱特“飓风R-3350”发动机过热然后自毁的趋势。为了修正发动机过热的问题，工程师们作出修改方案解决了部分问题。在所做的其他改变中，上面的发动机通风片被削掉了三英寸；安装了控制连接，这样可以从驾驶员座舱就打开或合拢这些通风片，在汽缸周围能够充入更多冷却的空气。莱特基地的工程师们设计出这个修正工作，专家们分赴印度各地修正已经分布在那里的飞机。
在印度的队员处于极度痛苦中。事先预备履行B-29的职责很大程度都限制在课堂和B-17的训练飞行上；没几个人在预期的训练中得到超出两个小时的训练——编队飞行中的高空精确投弹。飞行员们和工程师们也不知道巡航控制的细微差别——即精确发动机调整与高空升限的飞行技巧运算两者的结合（理想情况下，转载8000加仑高辛烷燃料可达到升限，大约20小时达到4100英里。）。
新基地的生存条件几乎接近原始状态。印度热浪滚滚。运输上的问题限制了美国军队配给供应，陌生的当地食物和不纯净的饮用水很快使得队员们纷纷得了胃部功能紊乱的地方病。还有一些外部的危险需要忍受。有一天，帕特罗上校，蹲在床上——他的床是由木制框架绑上绳网做成的——被一阵沙沙声惊醒了，他抬头看见一条18英寸长的蜥蜴正向一样看不见的什么东西袭击；然后，牺牲者，一条黑色黄腿九英寸长的蜈蚣，从头上的茅草屋顶中翻滚出来。几天以后，另一名官员在他的铺位旁杀死了一条眼镜蛇。
更大的危险还在后面呢。亨利·阿诺德少将把B-29机群设想成一支全球性的战略空军，不仅受当地指挥的控制，也要在战场中自立。如果“超级堡垒”要从中国成都周围的前方基地轰炸日本，该队就不得不托运自己的供给，这就要包括汽油，而B-29又十分耗油。印度基地从加尔各答的石油管道得到燃料，管道是由美国工程师们雇用印度当地劳工在去年冬天里铺设而成的，但是没有石油管道通往中国。
成都位于加尔各答东北方向1000多英里处，这条路要经过声名远播的“驼峰”，世界最高的空运路线——为了穿过终年覆雪的喜马拉雅山脉，机群必须爬到2.4万英尺以上的高度。珠峰不仅高还存在恶劣的气候：极度寒冷、突然降临的暴风雪和猛烈的向下气流，这种气流能把一架飞机像一块石头一样扔向地面。
为了准备头两次空袭，第五十八轰炸联队不得不向中国空运70万加仑汽油。指挥官是肯尼斯·沃尔夫准将，他命令把燃料箱装进“超级堡垒”的炸弹舱里；一些飞机也剥去了所有武器装备，除了飞机尾炮和基本的雷达装置外，运载多于平常两倍的汽油量。
沃尔夫的教练官拉弗内·桑德斯准将，作为先锋在4月24日驾驶一架B-29越过“驼峰”。桑德斯飞到成都基地——受到中国各界要人和克莱尔·陈纳德少将的盛大欢迎，陈纳德是在中国基地的美国第十四空军纵队指挥官。庆祝活动因7.5万名中国劳工大喊“顶好”（一种恭喜的表达方式）而十分热烈。
这一天的天气不错，威廉·O.梅勒上校，桑德斯飞机上的导航员，在自印度过来的途中欣赏着景色。“飞越驼峰可真是上帝的奇迹”，梅勒后来写道，“完美的天气，不可思议的山峰与峡谷，小山上的小村庄”。
如此愉快的旅程在日后看来实在是太少了。在桑德斯之旅两天后，查尔斯·汉森将军携带2000加仑航空燃料飞越珠峰去往成都。在跨过印度-缅甸边界1.6万英尺时，汉森看见在他的右翼方向有多架小型飞机：距离他五英里远，位于他下方2000英尺处，可以清楚看出是日本战斗机。在汉森对其队员发出警告时，六架日本战机改变队形开始迅速攀爬。和B-29同一水平线后，单座位的“中岛Ki-43”战斗机群变成在轰炸机两侧飞行的队形。这些飞机在B-29两侧飞行了紧张的15分钟，就在0.5英寸口径机关枪和20毫米火炮射程以外开始研究，或许在拍摄美国战机的照片。就我们所知，这是日本人首次见到“超级堡垒”。
最后，日本战斗指挥官突然离开从后面和下方开始袭击汉森的飞机。在接近汉森400码以内的时候枪口沿着机翼喷发出火焰。汉森飞机的外壳被击中了；不可思议的是，没有一人击中B-29所装载的燃料，只有一名炮手大喊自己受伤了。
这时，“超级堡垒”战时的迟钝性使其自身深受威胁。后方炮手的火炮无法开火；同时，机尾的机关枪和上面炮塔四门炮中的三门挤在一起。当炮手们正尽力活动自己的武器，又有两架敌人的战机从后方猛冲上来，开火，但没打中。汉森拉起飞机，希望能甩掉敌人。另一架中岛歼击机从后面赶上来，靠近到90码以内——这样的近距离也威胁到其自身安全。尾炮手，哈罗德·莱哈曼军士，设法提出机关枪。他的近距离开火让日本战机冒着烟冲入云层，可能毁掉了。在几个回合以后，剩下的战斗机离开了。
这是B-29首次投入战斗。汉森在其汇报中将这次的灾难很大程度上归罪于队员的反应迟钝，他认为行动本可以敏捷些。例如，机尾的火炮，是通过弹簧装置激活的，调查显示有人忘了拧紧弹簧。
像汉森这样的汽油运输对于B-29武装的独立性来说是一项严峻的考验。事实证明沃尔夫将军用“超级堡垒”向中国输送燃料的考虑不够充分。每天，汗流浃背的机组成员们拽着沉重的装载物质飞越珠峰到达成都，部分飞机每天要用掉贮存在中国燃料库里的12加仑汽油。沃尔夫被迫向空运指挥中心寻求帮助，那里有美国军队迅速空运服务。
协助是提供了——这一点至关重要——但是协助很勉强，因为空运指挥中心任务已经排满了。在整个5月，只有1950吨供给越过珠峰抵达成都的B-29基地。而这些供给中的三分之二是陆军训练中心（ATC）的C-46柯蒂斯突击队运送的。剩下的仍然不得不由B-29运输。很显然，对于任何从成都飞往日本本岛的飞机来说，一架负责运输的B-29必须飞越喜马拉雅，执行六次供给任务，运输从炸弹到盥洗室用纸的一切物品。
战斗机队员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尽量乐观起来：每次来回行程，机身上就画一个驼峰。一名疲劳的飞行员以嘲弄的口吻说：“这是给第二十轰炸机指挥部的——该死的货运装备。”但是“货运”珠峰可不是作苦工那么简单了；情况相当危险。在早期跨山脉运输供给期间，指挥中心损失了12架B-29，ATC则损失了六架C-46运输机。部分队员有可能救出山谷，但是只有幸运儿能最终返回。
陈旧的发动机问题持续折磨着飞越珠峰的使命。6月的一个大清早，莱斯利·斯隆机长及其队员在中国彭山卸载汽油。在返回印度途中的长江上空，突然第三号发动机吹掉了汽缸头，飞机一阵剧烈的颤抖。斯隆尽力使螺旋桨顺流交距，调整桨叶边缘以供给最低风阻力；但是，他的努力失败了，螺旋桨疯狂的转着，像风车一样转着，最后把飞机停住了。发动机起火了，B-29开始迅速降落；斯隆在2.2万英尺海拔时跳伞。10名乘员跳出来了，但左机舱炮手，尽管最后见到他打开了降落伞正准备跳伞，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离开飞机。
三名队员在打开降落伞时遇到了麻烦。随机工程师罗伯特·凯西上尉，奋力撕开缠在一起的绳索，直到他用双手猛的一拉，才打开绳子。机尾炮手约翰·穆尔中士，顺利穿出飞机但是降落伞却打不开。一阵疯狂的忙乱中，他把盖子扯掉了用双手打开伞衣。右炮手弗吉尔·贝利中士，被滑过的气流别在机身边缘，直到最后他把自己踢离飞机才自由了。贝利因降落很快而着地太猛，降落伞的一条丝绸布块已经被撕烂了。
其他人都安全地跳下来了。斯隆机长降落在一棵高于地面20英尺高的树上，因此在解开绳子到地面以前不得不摇摆着抓住树干。从树上跳下来，他开始考虑接下来做什么。他和他的队员们当时飞过的是叫做洛洛斯的山上部落村民居住的村子，那些人出了名的不友好和凶猛。没人知道洛洛斯人忠心于谁，就斯隆而言，这些人可能是悬赏猎人，渴望得到日本人所付的抓获美国飞行员300卢比的奖励。
从他落地的地面上，随机工程师凯西紧张地看着一队靠拢过来的武装人员。这些人事实上就是洛洛斯人——短小，比凯西所熟悉的中国人外表上要黑一些。他们带着穆斯林头巾，穿着又长又重的山羊皮斗篷，浑身发出臭味。洛洛斯人做出凯西认为是威胁的手势：一个人表示他想要凯西的0.45英寸口径的随身配枪。凯西把枪给了他——看上去屈服总好过于从他身上武力夺枪。
在成都附近的基地上，中国工人滚动55加仑桶装高辛烷航空汽油到平台上，之后再放倒储油罐里。
洛洛斯人领着凯西到了一个土屋组成的小村子，把他带到一个显然是这个村子领袖的人面前。其他的B-29的美国飞行员也带进来了，多数人已经交出了自己的手表和珠宝。一名机组成员本打算保留水壶的，一名洛洛斯人用一把10英寸长的匕首巧妙的朝带子一划，水壶就没了。
当首领提供给飞行员们一顿炖羊肉和米饭时，这些飞行员感觉有希望了。因为排斥食物散发出来的气味，这些美国人拒绝食用；然而到了第二天，他们更饥饿了。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村里的长者们围坐在冒烟的鸦片周围，热心地给飞行员们拿来了他们的共用烟管，飞行员们礼貌地拒绝了。
飞行员们作为洛洛斯的客人已经11天了。他们获准可以看飞机残骸，埋葬死去的炮手。当他们全身都脏了并且饱受虱子的折磨急需洗澡的时候，被获准可以脱去衣服，跳进冰冷的山溪然后用沙子搓洗。沙洗给洛洛斯人带来了很多欢乐，一名洛洛斯人已经相当友好，甚至向一名飞行员学习美国牛仔歌谣。
在第十一天，首领最终任命了一名向导送这些遇难者离开这座山。在离开以前，他交给他们一袋胶质生鸦片，作为回成都的路费。
走过一个村子接一个村子，团队到了更低些的地面。向导在不断地更换。美国人用鸦片和斯隆设法弄到的中国和印度货币来付路费。当队伍到了东北方向的时候，所遇见的村民从外表上看有更多的中国人。一天当队伍由一个不知道洛洛斯的向导带领跨过一条小河的时候，大家热情高涨。还有一次，现在主要是中国人做向导，他们顺着踪迹杀死了两名洛洛斯强盗；他们砍下一个人的头，带着他的头警告其他人。
当飞行员们到了古中国城雷波（音）时，他们感觉厄运终于接近尾声。市长命令为飞行员们准备热水洗澡，给他们穿干净的衣服并给他们穿着的粗麻布衣服洗干净，又提供美国香烟设宴招待他们吃蛋、小鸡、桃子还有茶叶。在彭山，一名退伍的中国将军又一次设宴招待他们，一直到深夜；第二天早晨，他送他们上路——两名最强壮的飞行员依然走路，其他人乘坐由搬运工抬着的竹轿子。
在飞机失事的第二十八天，斯隆机长及其队员们返回成都。他们行走了大约250英里的路程，每个人减轻了15——25磅体重。经过短暂的恢复阶段，又回去继续飞越驼峰了。
在1944年春末缓慢地往中国积蓄汽油储备的时候，华盛顿的阿诺德将军继续要求进行针对日本本土的大规模、迅疾的军事行动。在印度，沃尔夫将军妥协了；他在成都仍然缺少足够的燃料发起一次实质性的持续军事袭击。日本人通过在华东地区发动大规模地面进攻，让战争形势更加不稳定了。他们瞄向桂林——汕头西北方向250英里处——或许他们是因为相信B-29的基地在那里，紧挨着陈纳德的第十四空军纵队。日本人也意图威胁昆明——距离成都南面400英里，是所有美国在华军事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