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这个问题，一方面就在于克里姆林宫里的权力逻辑：赫鲁晓夫的对手们想在他毁灭他们之前抢先下手。就像研究克里姆林宫问题的专家罗伯特·康奎斯特所说的那样，教训是“‘集体领导’中的主持者时刻处于危险之中，除非他在主席团里彻底粉碎他的敌人，保证自己占据稳固而忠诚的大多数。”另一方面原因是斯大林留下的摊子太具爆炸性了，除非经过类似1956年秋震撼东欧的那种动乱，否则没有办法消除潜在的祸患，在此过程中，赫鲁晓夫的权威也受到了削弱。但是引发这些剧变的是他的“秘密报告”，他难道没有预料到这么做的后果吗？他是凭一时的意气用事吗？他是想巩固自己的权力，还是想使自己仍然保留的一丝良心得到慰藉？
贝利亚的被捕、调查和审判扩大了了解斯大林时代罪行的人的范围。对贝利亚长达48页的控告材料被下发给地方党委书记和教育工作者。在贝利亚被处决后，关于重新调查高层清洗情况的请求蜂拥而来，在赫鲁晓夫的坚持下，这些请求首先呈送给检察官、克格勃和党控委员会，然后再报送主席团进行最后的决定。
到1955年底时，有数以千计的政治犯已经回家，他们同时带回去的还有高墙里面发生的故事。然而，那种古拉格制度还在发挥作用，大多数30年代臭名昭著的公开审判并没有得到重新审理，劳改营和收容所里还关押着781630人，此外监狱里的犯人还有159250人。直到1955年9月份，那些请求查找没有释放回家的亲属的人才得到了一个标准的答复：“‘十年刑期’的犯人被剥夺了自由，没有通信的权利，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不详。”1955年，简·加马尼克（Jan Gamarnik）将军的姐姐已经被关押流放达17年之久了，加马尼克将军在1937年面临被捕时自杀身亡。她直接向赫鲁晓夫写信请求释放，在基辅时她就认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看到了她的来信，但是中央委员会拒绝了她的请求，理由是“人民的敌人”的姐姐必须服满整个刑期。
流放的人已经开始陆续回到他们的家乡，有些人甚至是在他们还没有得到批准前。信件像雪片似的塞满了中央委员会，其中很多是写给赫鲁晓夫的，向他询问关于斯大林的过去。那些遭受苦难的人想讨个说法，而党和国家的官员也想防止再回到那种独裁统治的恐怖之中。要想对斯大林的内外政策作出调整，特别是当时大肆宣传的与斯大林的主要敌人铁托改善关系，如果不对斯大林作出至少是部分的重新评估是难以想象的。然而，仍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生活在对斯大林记忆的阴影里，还有数以千计的告密者、审讯者、狱卒和刽子手害怕受到报复和应得的惩罚。甚至赫鲁晓夫同事里以前最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也倾向于至少要去除一些斯大林主义的成分，只要不将暴力手段引入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即可。还有，所有的人都担心他们的单纯会被人利用，到头来自己倒霉。
在搜集材料、催促重新审理案件和释放犯人中，赫鲁晓夫发挥了带头作用。他有一种幼稚的信念，认为只要去除斯大林主义的污迹，使之纯净化，那么社会主义就会从其受益者中得到更大的忠诚和支持。他的“秘密报告”也是一种忏悔的举动，通过说明事实真相来表明他还是个高尚的人。他后来回忆说，在他发布“秘密报告”的前一天晚上，他能“听到那些被迫害的同志们的声音”。
赫鲁晓夫对他动机的解释同样有欺人和自欺的成分，这有损他对自己30年代的回忆。到了1955年，他才“开始怀疑是否所有被捕和被判刑的人都经过标准的司法程序”。当年由一个主席团调查组搜集的证据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回忆说，“甚至在死后，斯大林仍拥有几乎是牢不可破的权威，我没有预料到他还能有如此的影响力。”实际上，唯一可能真正让他吃惊的消息就是被清洗杀害的人数量触目惊心，大清洗审判不是部分，而是完全错误的，还有就是关于在审讯过程中折磨犯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叙述。
赫鲁晓夫1955年时的心情处于一种狂躁的矛盾之中，他的良知在自我辩解、负罪和自豪之间剧烈地动荡着，这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有所反映：“我哀悼斯大林，因为他是我们团结的唯一真正的力量。……当然与其他所有人一样，我内心对他也有过怀疑。……但是斯大林，这就是斯大林！……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伟人还能有意地滥用权力。……如果他现在还在世，我们会投票决定他的责任问题，我会倾向于将他绳之以法。”但是“我们自己因为在斯大林领导下的所作所为受到限制；甚至在他去世后，我们也不能摆脱他的压力，不敢想象所有的审判都是……纯粹的犯罪。……我们没有权力不去知道。”但是“我们被告知不要去打探这些事情。……我们有着不同的责任区分。就我而言，我是准备承担我应尽的责任的。……甚至在那些犯罪的人中，他们也有认为自己应该承担责任的时候，这样如果不是为自己开脱的话，他们也会有一定的仁慈宽厚之心。……我一直坚持认为应该讲实话，现在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党的面前绝对必须讲实话。……即使在贝利亚被审判后，我们也没有给党和人民正确的解释。我们以最大的努力来保护斯大林，虽然我们保护的是一个罪犯，一个凶手。……当来到南斯拉夫与铁托和其他人交谈时，我第一次感到了自己所处位置的虚伪。当我们谴责贝利亚时，他们大笑起来，说出各种讥讽的言语”。
由于第十八届与第十九届党代会期间相隔13年，赫鲁晓夫决定第二十届党代会要准时于1956年初召开。他在1955年4月7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向大家通报了他的想法，主席团第二天就同意了，后来在1955年7月12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也获得通过。1955年秋天，安全警察加快了对1936-1939年间案件的重新审理。差不多就在同时，苏联总检察长鲁登科（Ludenko）向赫鲁晓夫报告说：“从司法的角度来看，30年代末的大规模逮捕并无根据，更不用说处决了。”[3]
在此期间，赫鲁晓夫与刚刚从劳改营回来的几位老同志进行了几次长谈。他20年代末在乌克兰时就认识阿历克赛·斯纳哥夫（Aleksei Snegov），斯纳哥夫也认识贝利亚，并对贝利亚的阴谋诡计有充分的了解，因此才于1937年招来了牢狱之灾。斯纳哥夫在北极圈外呆了16年，但是他设法活了下来，斯大林去世后，他设法给赫鲁晓夫递上了一封信，这才得以从劳改营出来。赫鲁晓夫召见了斯纳哥夫，利用他作为针对贝利亚的证人，将他永远释放，并任命他为整个古拉格体制的一名高级官员，以加快释放其他人的步伐。赫鲁晓夫考虑让斯纳哥夫和其他一些原来的政治犯在第二十届党代会上发言，最后在他自己的“秘密报告”里加进了斯纳哥夫呈送给他的材料，这些都是发生在当时特殊的背景条件下，从劳改营被释放回家的犯人仍然是人们怀疑的对象，警察有时还强迫他们离开莫斯科。
米高扬后来回忆说，他曾敦促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他说：“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拿出一份报告，即使不是在全党面前，至少也得在斯大林死后的第一次党代会上。如果在这届党代会上我们不能拿出这样一份报告，而其他人在下一届党代会前的什么时候拿出来的话，那么所有的人都有合法的权利认为，我们应该对发生的罪行负全部责任。”米高扬的儿子谢尔哥认为，是斯纳哥夫首先告诉赫鲁晓夫的：“你要么就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上说出来，否则你自己就会面临调查。”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抱怨说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将所有的功劳据为己有，拒绝“和其他任何人分享这一荣耀”。
不管赫鲁晓夫得到了何种建议，但付诸行动的是他：是他坚持要发表这一讲话，而且发表讲话的也是他。1955年10月，他建议向党代会代表通报关于已经查实的斯大林的罪行。12月31日，他提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斯大林的活动。“这对谁有利？”莫洛托夫质问道：“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翻那些陈年旧账？”卡冈诺维奇反对说：“斯大林是苏联人民伟大胜利的化身。审查列宁接班人这一可能的错误会引起人们对我们整个事业正确性的怀疑。人民甚至会对我们说：‘你们站在什么立场？谁赋予你们对死人加以评判的权力？’”
那天的争论主要集中于30年代末的大清洗上，尤其是对1934年第十七届党代会代表的清洗。赫鲁晓夫承诺调查委员会将主要集中于贝利亚应承担主要责任的“违反社会主义法纪”的事情，并且由表面上的亲斯大林主义者皮奥特·波斯彼诺夫（Pyotr Pospelov）担任主席。波斯彼诺夫是1940-1949年间《真理报》的主编，指导准备了斯大林《简要传记》第二版的编辑工作（该书1951年就印刷了700万册），而且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去世时，波斯彼诺夫哭得十分伤心，贝利亚只得劝慰他说：“你怎么了？不要哭了！”“我们挑选波斯彼诺夫作为调查委员会的主席是个很好的决定，”赫鲁晓夫解释说：“因为这会使拿出来的报告具有令人信服的感觉。”波斯彼诺夫还有一个有力的方面，就是他能一口气起草篇幅很长、思想复杂的文件。[4]
赫鲁晓夫要求调查委员会成员对遭到处决的党员干部给予特别的注意，包括他在乌克兰的前任帕维尔·彼斯蒂谢夫和斯坦尼斯拉夫·科西奥尔。调查委员会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翻阅了大量清洗案件的卷宗。与此同时，主席团于1956年2月1日传讯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前负责“特别重要调查”的副头目伯利斯·罗德斯（Boris Rodos），他曾经亲自对科西奥尔、丘拜尔和亚历山大·科萨雷夫（Kosarev）进行过严刑逼供。罗德斯是个“长着猪脑袋的废物”，赫鲁晓夫不久后在第二十届党代会上说，他是“一个可以决定党的著名干部生死的道德沦丧者”。但是罗德斯告诉主席团说，他不仅按贝利亚的命令行事，而且也直接听命于斯大林。[5]
罗德斯对主席团问题的回答在其成员们中间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我们是否有说出事实真相的勇气？”赫鲁晓夫问道。“如果这些情况属实，”萨布罗夫说：“我们是否还能称之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这是不可饶恕的。”马林科夫倾向于向党代会通报此事，布尔加宁和别尔乌辛（Pervukhin）表示赞同。但莫洛托夫对此表示反对，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也不同意。
几天后，波斯彼诺夫委员会拿出了一份长达70页的报告，以及斯大林发布大清洗命令的复印件。报告说，在1935-1940年间，在因为反苏联活动而被捕的1920635人中，有688503人被枪决。所有所谓的犯罪阴谋都是捏造的，斯大林亲自批准对“犯人”进行严刑逼供。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所有政治局成员都看到了审讯通报，知道对犯人所采取的折磨措施。“事实是如此的触目惊心，”米高扬后来回忆说：“在念到某些特别困难的事情时，波斯彼诺夫的声音都颤抖了，其中有一次他再也念不下去了，禁不住抽泣起来。”
波斯彼诺夫念完报告后，赫鲁晓夫宣布说：“斯大林作为领导人的无能已经暴露无遗。给大家带来无尽灾难的是个什么样的领导人啊？我们必须有说出实话的勇气。”莫洛托夫反击说，任何类似的报告都必须坚持“斯大林是列宁伟大的接班人”。毕竟，“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我们党度过了30年的时间，国家实现了工业化，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我们崛起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不知是出于负罪感，还是为了讨好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斥责莫洛托夫说：“你不能欺骗历史。事实是不容篡改的。赫鲁晓夫对于报告的建议是正确的。……我们是有责任的，但过去的形势确实太糟了，我们不能反对赫鲁晓夫的建议。”不过，他补充说，我们向党代会代表的通报不应该让他们产生“我们制造政治混乱”的感觉。
卡冈诺维奇在讨论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最后，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他都对赫鲁晓夫的建议投了反对票，但他们仍然属于少数派。马林科夫说：“你们不能用对敌人的斗争来解释对党员干部的屠杀。”阿里斯托夫说：“对于政治局成员而言，说‘我们不知道’没有什么价值。”谢皮洛夫说：“我们必须告诉党员有关真相，否则他们永远也不会原谅我们。”赫鲁晓夫试图弥合两派之间的意见分歧，他说他不认为他们有什么重大的分歧，“党代会上必须说出事情的真相”，但“对事不对人”。
2月13日，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天，主席团决定由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总结发言。当天晚些时候，他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议：“……我们对于个人崇拜问题的处理方式不是很妥当。……党代会代表需要了解比媒体上更多的东西。否则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没有完全控制自己的党。他们需要更多的事实材料来了解过去所发生的变故。我认为中央委员会成员也会同意的。”不用说，他们至少表面上会是这样的。[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