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赫鲁晓夫发言的决定获得通过后，发言稿就成了他们相互使奸斗智的主要内容，赫鲁晓夫的策略是由他自己来拟制发言稿，在11个小时后向主席团提供最后的版本。[7]2月15日，他要求波斯彼诺夫和阿里斯托夫准备一份草稿。波斯彼诺夫匆忙之中拿出一份37页的文稿（其中铅笔所写的部分还保留在档案馆里），于2月18日交给了赫鲁晓夫。与后来赫鲁晓夫实际发表的讲话相比，波斯彼诺夫的文稿更短（只涵盖了30年代末），而且在文字上也显得沉闷而尖锐。波斯彼诺夫的草稿缺少赫鲁晓夫发言中所包含的颇具说服力的亲身经历，但却包含了赫鲁晓夫略去的统计数据，例如单单在1937-1938年间，斯大林就亲自下达了383份处决令。根据这些处决令，有44465名党、国家官员和其他人遭到杀害。
2月19日，赫鲁晓夫向他的速记员口述了一些补充材料，其中的一些话充满了激情和愤怒。除了痛斥斯大林在战争期间的表现，诸如“列宁格勒事件”和“克里姆林宫医生事件”之类的战后清洗以及对农业的毁坏外，他还费尽心机地想解释他和他的同事们为什么对限制“暴君”的行为无能为力：“他利用我们”；“任何反对他的人都会立即招来杀身之祸”；“他试图用他那犀利的眼光看穿我们；他会说：‘为什么今天你的眼睛老是游移不定？’或者‘你为什么总是往别处看？’”[8]
在口述这些材料前的四天里，赫鲁晓夫又把谢皮洛夫招来，要他将发言稿再修改一遍，此时谢皮洛夫已经接替波斯彼诺夫成为《真理报》的主编，而帕斯皮诺夫已于1955年7月成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一名成员。谢皮洛夫曾接受过特别好的教育，他的简历里写明他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曾是入门要求严格的红色教授协会的成员，他在赫鲁晓夫的门徒里显得与众不同。他刚刚于2月15日在党代会上作过发言，当赫鲁晓夫进来时，他和其他的权贵们正坐在主席台的右侧。他们两人曾讨论过斯大林的事情；赫鲁晓夫曾公开“愤怒地”谈论斯大林主义者所进行的压制行为。在从克里姆林宫驱车回位于老广场的中央委员会总部的路上，谢皮洛夫问赫鲁晓夫他应该写些什么。“你和我已经谈过了，”赫鲁晓夫回答说：“现在是付诸行动的时候了。”赫鲁晓夫于2月25日发表讲话时，谢皮洛夫发现他自己所写的句子不时出现，不过有人对其作了一定的修改。如果是赫鲁晓夫本人修改的，谢皮洛夫后来推测道：“那他肯定是口述，其他人记录的，因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自己从来不写东西，他对自己很了解，他在拼写上有问题。我有一次看到他在一份文件上所作的指示，其中有一个词就拼错了。”
在2月20日左右，有人根据波斯彼诺夫-阿里斯托夫以及谢皮洛夫的版本，加上赫鲁晓夫的口述，又拿出了另一份草案。那时，米高扬、萨布罗夫和其他一些人已经就外交关系以及战时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压制拿出了文字稿，他们加上的这些内容肯定会得到赫鲁晓夫的特别赞许，因为他们认为，在战争期间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赫鲁晓夫是主席团成员里离斯大林核心集团最远的人。2月23日，离党代会闭幕还有两天，主席团成员拿到了总结发言的最后第二稿。现在留存于档案馆里的一份文本上有各种不同颜色的铅笔所作的注记。在描述了党员干部罗伯特·艾克希（Robert Eikhe）所受的折磨和他向斯大林发出的最后拼死的请求后，有人这样评价斯大林：“这就是我们敬爱的领袖！”还有一个评论中含有这样的句子“我们无法忍受所受的伤痛了”，为此，赫鲁晓夫在他文稿最后的警告里加入了这样的内容：“这样的话不能扩散到党外，更不用说媒体了。”
2月22日，赫鲁晓夫收到了一封瓦西里·安德烈亚诺夫写来的信，他是原列宁格勒党委书记，曾帮助发起了臭名昭著的“列宁格勒事件”，他现在主动提出要在党代会的闭幕会议上陈述那起血腥的事件，“就像我在写给你的备忘录里所说的，如果你给我这次机会，在会议代表们面前，我也会这么说的”。两天后，赫鲁晓夫的斯大林格勒同志耶雷曼科（Yeremenko）将军提出要揭露斯大林的命令是如何差一点导致这座城市陷落的。当天晚上十点钟，赫鲁晓夫将他的助手格里高里·苏伊斯基（Grigory Shuisky）和皮奥特里·德米契夫（Pyotr Demichev）招来，向速记员口述了一些补充材料，据称这位速记员在记录过程中曾禁不住痛哭流涕，赫鲁晓夫要求他们第二天早上，即2月25日早上，将最后的定稿交给他。
在“秘密报告”发表40年后，在一次纪念第二十届党代会的会议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赫鲁晓夫大加称颂，因为他所承担的“巨大的政治风险”，他的“政治勇气”，以及他“开始揭露斯大林罪行的过程”而表现出来的“他毕竟还是个有良知的人”。即使抛开“秘密报告”不谈，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一次党代会也是对赫鲁晓夫的一场“考验”，并且他认为他通过了这场考验。在用了一整天的时间作中央委员会总报告后，他“回到家时极度疲惫，但却特别高兴”，谢尔盖·赫鲁晓夫回忆说。他父亲“简直就是喜气洋洋，能成为在党代会上作总报告的人是可以得到的最高荣誉。”
此届党代会也增强了赫鲁晓夫的权力地位。赫鲁晓夫的四位支持者［朱可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叶卡特琳娜·福尔采娃和奴里丁·穆赫脱迪诺夫（Nuriddin Mukhitdinov）］成为主席团的候补委员，勃列日涅夫和福尔采娃还加入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中央委员会里加入了很多新成员，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地方党委书记，他们与赫鲁晓夫站在一起。[9]后来当被问到为什么在党代会上不反驳赫鲁晓夫时，莫洛托夫回答说：“当时我们的党还没有那么做的气氛，否则他们会把我们扔出去的。”到1956年初，“我已经完全被甩到一边了，并不只是在外交部里。人们都努力离我远点。我所做的唯一的报告就是在主席团的正式会议上”。
在苏联体制下，名声并不如权力那么重要，但是这也是赫鲁晓夫赢得权力的方式之一，特别是在知识界。“我非常喜欢他！”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1956年滔滔不绝地称赞说：“毕竟，他与斯大林大不相同！”[10]同时，他还得到了更多物质上的享受，虽然他对此表示不屑，但从来也没有拒绝过，其中包括1955年底他和他的家人搬进了一座新住宅里。[11]新的别墅位于莫斯科市区西部的列宁山下，一共建造了五座，从卢日尼基体育中心穿过莫斯科河，这里位于一片宽阔高原地的突出部分，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斯大林摩天大楼就位于这片高地之上。赫鲁晓夫的别墅位于一块高地之上，向东可以饱览莫斯科的风景，周围有黄白相间的围墙护院，还有数不清的警卫人员，院子里有几条人行道和车行道（赫鲁晓夫家人有时不用网子就在其中的一条道上打网球）通向西边的喷泉，在河边的桦树林间、桦树和楸树间还有一些曲折的小径。这座别墅是一个巨大的两层建筑，宽敞的门厅里有大理石柱子，宽敞的起居室里铺设有木质地板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捷克式装饰灯具，同样夺人眼球的餐厅里有一张长长的餐桌，两边可以各坐十个人。第二层有几间卧室、一个台球桌和看电影共用的房间以及一间嵌有木质墙板的书房，不过赫鲁晓夫基本上不用这个书房，他宁愿在餐厅桌子上工作和接待来访的客人。[12]
赫鲁晓夫一家刚搬到列宁山时，米高扬就住在他们旁边，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家也在附近。由于在市区有宽敞的公寓以及在乡下有宏伟的别墅，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没有什么理由羡慕赫鲁晓夫的住房。但是他的一些资深同事却有很多其他的理由对他表示不满，也有很多利用这种想法的机会，就像他的“秘密报告”发表后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后果一样。
他的讲话并没有保密很长时间，而这正是赫鲁晓夫所希望的。[13]“我很怀疑父亲真的想对此保密，”谢尔盖·赫鲁晓夫说：“恰恰相反！他自己的话证实了我的猜测——他想将他的报告公之于世，否则他所有的努力就没有意义了。会议的保密性只是他所做的唯一的让步。……”
到3月1日，赫鲁晓夫已经呈送给主席团一份编辑过的报告文本，“如果对内容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将发放到党组织里”[14]。四天后，主席团同意下发这份报告材料，材料是以一本红皮的小册子形式下发给全国的地方党组织委员会的，“目的是使所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其他工人、白领人士和集体农庄农户等非党积极分子”都能了解秘密报告的内容，红皮小册子上原来的“绝密”改成了“不能公开发表”。这本小册子的下发对象多达700万党员和1800万共青团员，在随后的数个星期内，他们利用各种场合宣讲报告的内容，工厂、政府机构、农庄和研究机构，甚至在高中学生里都组织了学习。
参加此次党代会的东欧共产党领导人是在2月25-26日的夜间听到这份秘密讲话材料的，苏联方面宣讲材料的代表读得很慢，这样他们好作记录。东德代表对此感到很意外，但其领导人瓦尔特·乌尔布里希好像很快就镇定了下来；第二天早上当被问到应该如何向在苏共党校里学习的东德人解释时，他嘲讽地回答说：“你就跟他们说斯大林不再被认为是权威了。”事实上，乌尔布里希的内心并不像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么镇定，他努力不让自己的党员了解这份“秘密报告”的内容，只是后来西方媒体出版的报告传到了东德。
波兰人则没有这么小心。波兰政治局组织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主要的党员活动分子在他们党总部的一个特别房间里细读苏联的报告。不到一个月，波兰就向所有的党小组发放了他们对于苏联“秘密报告”的正式解读版本。刚开始，只印刷了登记在册的3000册左右，但出版单位擅作主张，又印刷了15000册。赫鲁晓夫“告知我们他的讲话稿可以出版”，当时负责监督此次出版发行工作的波兰共产党宣传部长爱德华·莫罗斯基（Edward Morawski）回忆说：“我们知道，对于我们来说，印刷发行这份讲话材料也是必要的。领导层里有很多人反对，但这并不出乎我的意料。党员都得参加会议，回答问题。他觉得自己就像个罪犯似的。”
以色列情报机构在华沙得到了一份波兰出版的秘密报告文本，并于4月初送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手里。5月底，美国国务院将一副本交给了《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在1956年7月4日予以刊登。[15]苏联当局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这份讲话稿的权威性。当本文记者问及此事时，赫鲁晓夫开玩笑地称他们是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苏联国内，这份“秘密报告”的广泛传播对其保密性是个讽刺，但还是没有正式公开。由于斯大林并没有受到正式的谴责，他的画像仍然挂得到处都是。当南斯拉夫新任大使米库诺维奇（Micunovic）3月底在利沃夫和基辅机场停留时，他注意到了“斯大林的巨幅画像上满是鲜艳的色彩，在能够镀金的地方都镀上了金黄的颜色，好像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届党代会从来没有召开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从来没有发表过一样”。
这种“从来没有”的现象在克里姆林宫内也同样存在。赫鲁晓夫用了四个小时接见米库诺维奇（而不是预定的15分钟），其中大部分时间里赫鲁晓夫都是在喋喋不休地对已故的独裁者进行谩骂、诽谤，而斯大林的画像就悬挂在他外面的办公室里。如果斯大林仍在世，米库诺维奇在他的日记里问自己：“那么现在苏联的其他地方会是什么样？如果赫鲁晓夫还不能将斯大林从他莫斯科的办公室里清除出去，那又怎么能把斯大林从俄罗斯清除出去呢？”
在米库诺维奇进行礼节性访问的其他苏联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人提到斯大林。莫洛托夫尽力避开所有敏感的话题，他甚至没有“提及由莫洛托夫本人发起的我们两国间长达十年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伏罗希洛夫当时仍是国家名义上的首脑，虽然赫鲁晓夫在会见米库诺维奇时称他已经“老朽”，米库诺维奇拜见他时，他只说了一些外交上的溢美之词。卡冈诺维奇听起来好像还是老脑筋。在米库诺维奇和他的助手从3月27日至4月18日见到的所有俄罗斯人中，没有一个“在提及对斯大林的谴责时觉得志得意满，或是认为一定有必要以如此方式对待斯大林（当然，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