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不在于努尔哈赤有无遗嘱，而在于后金以八旗立国，皇太极容不下这位有实力的大福晋。两黄旗的实力超过皇太极父子的两白旗。努尔哈赤已将两黄旗的60牛录分给她的三个儿子，每人15牛录，自己领有15牛录。阿巴亥作为后金汗的大福晋、掌领两黄旗的三兄弟的生母，在努尔哈赤死后，自然成为两黄旗、三兄弟的依靠与核心。除掉阿巴亥，可对她的三个儿子分而治之，使之不足以对皇权构成威胁。皇太极是一位心计超群之人，他不会明目张胆地做蠢事，而是用先帝“遗嘱”名义，堂而皇之地逼母后自尽，为自己扫清道路。然后在登基大典之前，比照先汗曾独掌两黄旗的先例，将自领的正白旗改成正黄旗，将其子豪格掌管的镶白旗改成镶黄旗；将多铎掌管的镶黄旗改成正白旗，阿济格掌管的正黄旗（包括多尔衮的15牛录）改成镶白旗。把努尔哈赤自领的15牛录给了年龄最小、不务正业的多铎，使之成为独掌一个全旗的旗主。两白旗改为两黄旗，地位明显提高。因为八旗按旗色定方位，两黄旗在登基大典、其他盛典及军事行动等各项重要场合，都理所当然地排在两翼之首。原两黄旗被改为两白旗之后，其地位降低，仅可排在左翼之中。这就是政治。
阿巴亥身后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她本来有力量保护自己和三个儿子：两黄旗女主子的身份就非同一般。即使她的儿子年轻没有能力与皇太极争夺汗位，她也不至于轻而易举地被公开杀掉。但因她缺乏政治上的远虑，没有抓住时机，发挥优势，不曾预先做周密的准备，更没有应付宫廷复杂而残酷斗争的能力。努尔哈赤在世时，她作为两黄旗女主子从不过问本旗之事，与旗下大臣也无任何交往，一切依靠夫君。努尔哈赤一走，局势骤变，又得不到诸贝勒的支持，也未得到自家两黄旗大臣的认真帮助，孤儿寡母，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在你死我活的严峻时刻，只能任人摆布。
这件事不能不使布木布泰大为震惊。虽然古代蒙古族也有殉葬习俗，但不及满族盛行。而且，这种事和黄金世家的小公主布木布泰关系不大。但阿巴亥之死却大不相同，她从阿巴亥的遭遇看到了自己命运的影子，感受到宫廷的森严可惧。这不能不让她毛骨悚然、刻骨铭心。
不难看出，在她还是一个纯真少女时，就被推入复杂的政治旋涡，被引上必修的政治课堂。从此，她开始了在政治中学习政治、在宫廷生活中学习宫廷斗争艺术的特殊人生历程。
四 跟着姑母和丈夫“见习”
布木布泰刚入宫时年纪小，首要的任务是学习。学习祖制家规、宫廷礼仪、满语等。这是后金家族所有青少年的必修课。此外，她还酷爱阅读经史之类的书籍。她学得非常用心，而且头脑聪慧，思维敏捷，能很快领悟，并学以致用，提出见解。
同时，听从姑母的吩咐，跟着姑母学做后宫管理方面的事，是姑母的小助手。姑母哲哲有见解、关心大局，不但主持后宫有办法，善于团结上下成员，把后宫管理得井然有序，遇有棘手的事，周全、稳妥解决，诸事处理得体，使皇太极无后顾之忧；而且帮助后金联系科尔沁蒙古，牵线搭桥，沟通情况，促成联姻，化解矛盾，巩固联盟，起了双方友好使者和桥梁作用。布木布泰跟着姑母做，向姑母学。
布木布泰以一位13岁少女嫁到满洲帝王家，而后成为历史上成功的女政治家，她的引路人除了姑母哲哲外，更少不了夫君皇太极。
皇太极在位10年，不辱使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高瞻远瞩，颇有建树。他打败察哈尔林丹汗，统一漠南蒙古（即内蒙古），建旗，设旗长（扎萨克），定法制，进行有效管辖，其中科尔沁10旗起着坚强核心作用；他还攻克除宁远外明朝在关外的所有重镇，又招抚黑龙江中上游各族，扩展后金辖区，基本囊括整个东北和内蒙古地区；改变对汉族的高压政策，调整满汉民族关系，使满汉民族矛盾得以缓和；将后金改为大清，统一、规范本民族名称为满洲（今称满族），永留史册；发展健全八旗组织，首创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并组成了直属于汗的汉人独立武装“天佑兵”、“天助兵”等；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变革“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体制，加强皇权，建立清王朝中央集权制机构，为大清进关，入主中原，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这最后一项，要改变传统的制度和相关人员的地位，操作起来尤其艰巨复杂。努尔哈赤病重期间训谕诸子，其中重申他本人于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提出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体制。这一体制，是发挥八旗旗主的集体领导作用，共同掌握最高权力，共议国事，互相制衡；共同议立新君，罢免昏君；八家均分财物；以及议决其他重大问题。任何个人都不能擅自决定上述事项，自行其是。汗受八家的制约，每个旗主也都要受另外七家的制约。当时的八旗旗主，有四大贝勒旗主：正红旗旗主代善、镶蓝旗旗主阿敏、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正白旗旗主皇太极；四小贝勒旗主：镶红旗旗主代善之子岳托、正黄旗旗主阿济格、镶黄旗旗主多铎、镶白旗旗主皇太极的长子豪格。[1]
努尔哈赤把这份遗产留给儿孙，试图让他们集思广益，用集体智慧共理朝政，并互相监督，防止个人擅权腐败，可谓用心良苦。但后金管辖地域扩展，经济成分、属民结构都与原来大不相同。满洲贵族的八家共治国政、平分财物之制，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和事业发展的需要，改革势在必行。
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体制，在后金统治集团尤其很难行得通。努尔哈赤在世时，由于他的功德权威、经历和辈分远在诸王之上，驾驭朝政得心应手，有一呼百应之功效；与“共治”结合，相得益彰。但后金汗由努尔哈赤换成皇太极，“共治”就不如从前顺利。
开始时，皇太极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处处谨慎小心。登基次日，在誓词中保证：“敬兄长，爱子弟，行正道”；不因某人微小过失削夺先帝给予他的户口，或贬，或诛等。尤其对三大贝勒，他不以臣下相待，优礼有加，率诸贝勒向三大贝勒行三拜礼，并各赐雕鞍良马。诸子弟大臣朝拜时，三大贝勒与汗并列而坐，共受朝拜。但这种局面并未持久，汗与诸贝勒，主要是与三大贝勒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化。在“共治”体制下，诸贝勒强调与汗分权，有的不顾大局，自行其是；皇太极不愿与兄长平起平坐，设法摆脱“共治”体制的束缚，利用职权之便，排斥异己，培养亲信，发展自己的势力，提高汗权，以实现“一言九鼎”的目标。他先后处罚了一错再错、屡教不改的二大贝勒阿敏和向来与之不睦的三大贝勒莽古尔泰，夺了他们的旗。任命与皇太极亲密的阿敏的弟弟济尔哈朗为镶蓝旗旗主。莽古尔泰的正蓝旗收归汗有，并重新进行改编：将正蓝旗混入正黄旗，重新编组成新的正黄、镶黄两旗，由汗自领。豪格原领的镶黄旗改为新的正蓝旗，仍由豪格任旗主。新组成的两黄旗没有其他王公管主，百分之百归汗家所有，且不再分给诸子，宫廷卫戍也由两黄旗的护军承担，成为巩固汗位、提高汗权的坚强柱石。
皇太极打击削弱几位大贝勒的同时，提拔重用诸小贝勒。他深知阿巴亥所生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兄弟和两白旗有隐患，采取抑制已成年、有战功的阿济格，重用年纪小、可塑性强的多尔衮和多铎，以争取两白旗的策略。赐多尔衮美号：墨尔根戴青（聪睿英武）、多铎美号：额尔克楚虎尔（乐观矫健）。又以阿济格有过错，命多尔衮取代他任镶白旗旗主。设立六部时，任命多尔衮为六部之首的吏部管部贝勒，又多次任命其为统兵主帅，率师出征。多铎是一个娇宠任性、放荡不羁的顽童，身为旗主，并不称职，20岁刚过，又被封为和硕豫亲王，还先后代替已故萨哈廉和岳托掌礼部和兵部。两白旗被分化，对皇太极已构不成威胁。
经过此番打大拉小、抑强扶弱，调整旗权分配关系和局部重组，汗对八旗的支配力与此前大不相同。原先，皇太极只有一旗，加上豪格的一旗，是两个；其余六个旗的贝勒可与他共治国政。其中有几个旗让他不放心，个别在做着和他离心离德之事。现在，他自领富有实力的两黄旗，加上豪格领的正蓝旗，自家就有三旗，汗家一支实力最强，无人可比。镶蓝旗旗主济尔哈朗、正白旗旗主多铎、镶白旗旗主多尔衮，都是他亲手扶植的兄弟；正红旗旗主代善及其长子、镶红旗旗主岳托，压根儿就与世无争。这样，八旗与汗由共治变为服从，后金大权集中于汗，“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体制名存实亡。布木布泰经历了皇太极对大清朝治理、发展的10年，耳闻目睹，并置身其中，参与其事，经历过那些不平静的日日夜夜，体会奋斗的艰辛，成功的欣慰，挫折的苦涩，百般珍视得来不易的成就，牢记经验教训，而后应用于教导、辅佐儿孙。
【注释】
[1]杜家骥：《清皇族与国政关系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