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上半学期，吴老师就发现了我的美术天赋，并让我参加了学校美术小组。那时正值“大跃进”年代，学校担负了许多社会上的美术宣传工作。每次任务下来，吴老师总是与同学们一起，背着画板，扛着梯子，深入到社区的街头巷尾，画壁画、写大字、办板报等，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吴老师是一位忠诚于美术教育事业的好先生。在她的培育下，大连第九初级中学，先后有许多同学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等上级学校。唯独我，最终辜负了吴老师的期望。
吴老师无子嗣，但吴老师身边却有一大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记得当时班上有一位男同学，自小就厌倦美术课，对吴老师也不够尊重，绘画成绩自然很差。但吴老师发现他字写得好，最终还是说服他参加了学校的美术小组。在吴老师的耐心帮教下，那位同学后来终于练就一手漂亮的美术字，并因此终身受益匪浅。
一九五八年五月，学校突然宣布停课三天，全体师生去海港东部作业区打麻雀，同学们无不欢呼雀跃，胜似年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是二月十二日下达的，通知强调，力争在十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将“四害”彻底消除。而消灭麻雀，则成了此次运动最荒唐的一个亮点。
五月七日，旅大市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发布了向麻雀展开总攻击的动员令。决定从五月九日起至十一日，用三天时间动员全民统一行动，在全市范围内向麻雀展开总攻击。动员令言明：“全体战斗人员，每天从上午五点到九点，下午四点到七点半，按时进入阵地，其他时间可留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继续战斗，保证不让麻雀喘息，晚八点到十点，由突击队进行搜捕掏堵。”
九日，成千上万兴奋异常的各界男女，从清晨起便奔赴全市三百六十四个作战区域。据《旅大日报》记载，当天大连师范专科学校和大连水产学校共备红旗四百面，轰杆七百根，草人六十九个，手电筒一百一十一个，鞭炮四万多响，梆子一千多个。一时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那场面可以说是相当的壮观。
一九五八年是一个因无休止的社会活动而经常停课的年代，人们为“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而停课游行，为雨后春笋般兴起的人民公社而停课欢呼，为万炮齐轰金门马祖而停课示威，为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停课加油，为与工农相结合而停课勤工俭学，为“工业抗旱运动”而停课收缴废钢铁。一夜之间，全国城乡街道两旁几乎所有的墙壁上，都被涂绘了“工农业卫星上天，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的街头壁画，每个人都沉浸在一种亢奋的激情里。
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故乡唐庄很快也办起了公共食堂。在公社经常组织各庄参观评比的全力推动下，唐庄的公共食堂办得有声有色。负责做饭的大师傅们使出看家本领，一日三餐馒头花卷豆包大饼，包子饺子油条炸糕，十天不重样地吃，生产小队更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连平日难见的大米小豆干饭，都端上餐桌敞开吃了。菜就更不用说了，各队成天杀猪宰羊，社员家猪圈里的肥猪，只要够分量，拖出来就放血。一到吃饭的时候，全村男女老少像当年土改吃大户一样，不知从哪儿都钻了出来拥向食堂，在高音喇叭传出的“社员都是向阳花”的令人欢愉的旋律中，每个社员都吃得红光满面。
南街的李长顺，编了一段顺口溜：“生产队呀真不离，社员成天开大席。人民公社真不赖，多大的家当也敢败。”中国人无法自控了，人们高唱着“一条大道在眼前”的革命歌曲，开始一路向左斜去。
因为在去年的诗歌朗诵比赛中，我已崭露头角，中山区少先队大队委员会的辅导员们很快就发现了我。
一九五八年初夏，我以中山区祝贺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了旅大市首届少先队员代表大会。在大连少年先锋队的历史上，那是一次空前的盛会。
头天晚上，父亲亲自持熨斗为我熨好了白衬衫蓝裤子，熨平了绸子红领巾。母亲从秋林公司给我买了双白色高腰回力球鞋和一双白色棉线袜。
开会的那天早上，临出门时，父亲又将一大坨凡士林油抹在我的头发上，黏糊糊的，用梳子梳成油光锃亮的小分头。
“再少喷点香水……”父亲追着我喊，我夺路而逃了。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迈着鼓乐齐鸣的节拍，在星星火炬旗帜的引导下，我率领一百二十名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走进人民文化俱乐部灯火辉煌的大礼堂。
不久，我又以大会主席的身份，主持了中山区少先队员代表大会，主持了少先号渔船下水仪式等大型活动。中山区少先队的大队辅导员曲老师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她笑着对身旁的老师说：“唐浩比十六中徐衍国的声音要脆多了，也标准多了。”
一九八五年，我刚调到大连电视台工作不久，一天中午吃过饭后，一位电视剧部的同事，指着迎面走来的一个中年人：“不认识吧，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徐衍国同志，当年广播电台的著名播音员。”我赶忙走上前去与他握手。四年之后，我被他调到国际部，成了其麾下的一名电视编导。
在九中与我同届的同学里，有一位品学兼优的学校大队学习委员叫滕毓素。滕毓素与我是小学同班同学，初中时我在六班，她在五班，五班的班主任李钦芝便是我们班的代数老师。
滕毓素一直是一位活跃的少先队社会活动的组织者，但由于我的出山，滕毓素旋即被冷落了。作为她的班主任，一贯争强好胜的李钦芝老师当然很不舒服。
李老师可不是一般人，一九五九年作为辽宁省的先进人物，她曾经出席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群英会。所以心生羡慕嫉妒恨的李钦芝老师，经常在她的课堂上对我实施定向突袭，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颜面扫地，愚不可及。长此下去，上代数课对于我来说，真可谓如履薄冰，我的数学成绩从此一蹶不振。
一九五八年秋季开学后不久，姐姐被辽宁体工队女子排球队选中了。那一年姐姐十五岁，身高已达一米七五。辽宁女排的张指导在全省各高中选人时，一眼就相中了她。
父亲开始是不同意的，在父亲看来，接受高等教育是我们姐弟四人必须完成的起码学历，但架不住张指导的耐心开导，他从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讲到辽宁女排在全国取得的上佳名次，讲到了听从祖国召唤为国增光的重大意义等。
“唐棣可以去一年，最多两年。但大学还是要读的。”父亲最终还是有条件的同意了。
姐姐去沈阳后，我和唐宛都轻松了许多。姐姐从小性格就很强势，由于身患甲状腺亢进，平日性格急躁，父母不在身边时，对弟弟妹妹的管束十分严厉，所以我和唐宛都特别怵她。
自打搬到清爽街二号后，姥姥越发感到寂寞了。平日里，她只有和我能说说话，谈她过去的风光岁月，谈她熟悉的南侠展雄飞、锦毛鼠白玉堂、黑妖狐智化，谈黄天霸、窦尔敦、朱光祖，谈水泊梁山的一百单八将。姥姥没读过《红楼梦》，这和她家道中落的经历不无关系。姥姥偶尔也白描几幅花鸟鱼虫聊以自慰。而对于绘画的热情，我却远不及栖凤楼小三条时代了。虽然美术老师吴兰英对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我却心猿意马，偶尔画上两笔，兴趣不大。
一九五八初冬，大连第九初级中学深入大连造船厂，进行了为期四十天的勤工俭学。我开始被分配在小五金车间学钳工，不久，又被调到翻砂车间，与砂模和钢水打交道。在那个喧闹的车间里，我接触了第一线的产业工人，了解了翻砂铸造的全过程。
一天中午吃罢饭后，我约几个同学到船台去瞻仰那艘即将下水的“跃进号”万吨巨轮。这是我国建造的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排水量达二点二十一万吨。
那一天风和日丽。乳白色、豆绿色与深绿色相间的巨大船体，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光鲜。工人们正吊在船首，精心绘制两条腾飞的巨龙。从船台周围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一阵阵激动人心的歌声。
五年计划看三年，
苦战三年看头年，
赶上那个英国用不了十五年。
嗨嗬，嗨嗬，嗨嗬！
十五年，十五年，嘿嘿，十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