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四月末，在我们下乡一周年的日子里，从大连传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经过交涉，市里有关部门同意南尖插队的高中同学，可以应届高中毕业生的身份，参加当年的升学考试。而艺术院校的专业考试日期，将提前在六月上旬进行。消息传来，我和朱嘉禾都在第一时间报了名。
因为家庭出身已沦为阶级敌人，更何况还要参加文化课考试，所以我和嘉禾对这种诱惑的结果都心知肚明。但一年来风餐露宿的农村生活，已让我们深感疲惫与厌倦了。而包括父母在内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两个大连知青需要休息一个阶段了。
尽管如此，父亲还是为我请来了大连水运专科学校的校长伊树志，帮我补习数学。伊树志是海群中学的创始人，也是一九五二年与父亲一起从北京来大连支教的教育工作者。
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申请报告书上，我在家庭出身一栏里填写了“伪官吏”，在父亲政治面貌一栏中，填写了“历史反革命分子”。
在中共旅大市中山区区办中学支部委员会对我的评语栏里，有这样一段文字：“该生积极响应党的上山下乡号召，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在劳动中吃苦耐劳，能坚持参加各种农业生产劳动，并用自己劳动收入买了一部幻灯机，配合当前的政治学习，宣传王杰、焦裕禄等英雄事迹。该生敢于大胆暴露思想，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家庭问题有一定认识。”
这是带队老师董文良对我一年农村生活的评语。去年冬天，因为他粗暴的工作作风，我曾在石山农场的食堂里和他吵过一架。但关键的时候，他却没有报复我。
五月三十一日黄昏时，我和嘉禾登上了大连至北京的特快列车。朱嘉禾拎着一把小提琴，我背了一个大画夹，拎了一个小画箱。
行前的晚上，母亲曾提醒我，必要的时候，可以再去东裱褙胡同，找找廖静文先生。可父亲却摇了摇头：“不必再麻烦徐夫人了。凭自己的实力往前闯吧。”父亲显然十分清楚，此去北京，只是让儿子休一个长假而已。
“近来北京有些乱，平日尽量呆在三舅家看电视，少上街。”
三舅家的电视是苏联进口的。一九六三年去北京时，那台电视刚买来不久。望一姐曾嘱咐我，不要把手伸到电视后面去，后面是高压区，有危险。
六月一日清晨，进入山海关的火车在冀东大地上飞驰，车窗外辽阔富饶的大地，沐浴在初夏耀眼的阳光里。
七点，从列车的广播里，人们听到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那张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重要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那时候广播电台播音员的语调是咄咄逼人的。那时候的评论文章中有大量的反问，听起来让人大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悲壮感。
在各种政治运动从未停歇的那个年代，几篇充满火药味的社论，很难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切了。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无法预见到，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史无前例的浩劫，正悄然逼近刚从困难时期走过来的中国。
到北京的当天下午，我和嘉禾先后去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得到的消息是一样的，学校目前尚未接到教育部启动招生工作的通知。
在等待报名的日子里，六月的北京变得狂躁起来。一时间，各种政治谣言小道消息充斥市井。
“彭真完了！”
“北京市委垮了！”
“吴晗家让一帮孩子给抄了！”
街头流传的儿歌依旧充满童稚和纯真：“一根藤，仨癞瓜，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坚决坚决消灭他。”
北京躁动了。历史上对政治一贯保持高度敏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京城百姓，开始成群结队地拥向位于台基厂的中共北京市委。每天从早到晚，市委的几百名工作人员就像合唱团一样，冒着暑热站在楼前高高的台阶上。从各地赶来支持中央清算市委主要领导的民众队伍，群情激奋首尾相接地从市委“合唱团”前经过，每支队伍都会对着麦克发表一通警世恒言。几十个高音喇叭，将这条平日里格外静谧的小街彻底惊翻了。
在游行的人群中，不乏一些以家庭为单位的狂热分子。他们扶老携幼，跟着漫长的队伍挨到市委“合唱队”前，对着麦克风大声疾呼：“长期以来，压在北京人民头上的乌云终于被吹开了！”我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我和嘉禾连着几天在台基厂看热闹，和我一起去的还有二舅家我的表弟李望同。中午，我们就一起去二舅家吃饭。二舅家几年前搬到孝顺胡同了，这里离台基厂只隔着一个同仁医院。
六月的北京，天已经很热了。一天中午在二舅家，我见到了多年没有见过的大舅和大舅妈。
记得那一天大舅穿了一身白府绸裤褂，大舅妈穿了一件旧香云纱夏衫。大舅妈的嗓音已经发颤了：“你妈还恨我不？”她扬着脸问我：“回去告诉你妈，我阮翠萍现在跟要饭的差不多了。”
大舅一直懦懦地坐在那里，一台电扇在他面前不停地吹着。
几天之后，望同表弟陪我去了趟人山人海的北京大学。挤在大汗淋漓的人群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我拜读了贴在北大食堂东墙上的，那张针对北大校领导的火药味极浓的大字报。但老实说，假如没有毛泽东的御批，我实在看不出其间的精辟之处。
一个群众组织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人们的交谈中。那名字的本身，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和十月革命的“赤卫队”一样，“红卫兵”的出现，立刻引起了全社会的瞩目，而他们提出的“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更让长期以来对党内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产生反感的人们心中一亮。庚子年时帝国京城埋下的火种，终于在六十六年后死灰复燃了。北京的天平，在那个炎热的夏天开始急速向“左”倾斜了。
一个星期之后，当我和朱嘉禾再次来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时候，招生办的门前，已贴出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艺术院校招生暂停的通知》。再去中央音乐学院，同样的通知告诉我们，党中央这一回要动真格儿的了。
一开始，谁也不知道，之所以掀起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最初，人们以为是因为吴晗的那一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报纸上说了，那是一部替反党分子彭德怀翻案的黑戏。后来又揭发出了《燕山夜话》，那是由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一些随笔汇编而成的杂文集。据说这一切都是由一只幕后黑手操纵的，那黑后台又是谁呢？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战斗口号的激励下，人们似乎得到了一个惊天的启示，那就是要反朝廷了。红卫兵很快彻悟到了“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全部含义，红卫兵开始行动了。
半个月之后，我和朱嘉禾重新回到了石山农场。我们没有丝毫的失败感，因为大家都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九六六年的盛夏，大连知青送走了一直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带队老师们。一年来，他们不仅帮我们补习了在学校没有完成的课程，协调了知青与当地公社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的存在，让我们时刻能感受到知青与城市之间，依然存在着的一条血脉相通的纽带。然而，随着最后一名带队老师的撤走，这条纽带彻底断了。
新的负责管理知青工作的公社民政助理姓周，是一位十分干练的复员军人。周助理上任伊始就将大连知青视为管制对象，而且几个回合下来，他便把重点打击的目标，放在了李天祜和我的头上。出身资本家的李天祜平日里爱在背后发泄牢骚，而我则因刚直耿介，早已让他久闻大名了。
周助理是第一个教导我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四类分子子弟的人，在为期半个月的下乡一周年思想总结过程中，深谙兵法的他，以极大的热情将一百名大连知青乐此不疲地玩弄于其权略之中。半个月之后，我在石山农场已彻底沦为被改造对象，周助理很得意，因为他确信唐浩这回应该知深浅了。
一九六六年盛夏的红八月，对于北京来说实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了一回。八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八月八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八月十八日，身穿军装的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检阅了一百万各界群众和红卫兵。林彪通过麦克风向广场上躁动的人们呼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毛泽东八月十八日检阅红卫兵的消息，通过无线电现场直播，当天上午便传到了南尖公社。那一天，大连知青的思想总结工作刚刚结束，在周助理的组织下，全体大连知青停工一天，去大圈海滩接受一次爱国主义教育。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期间，部分日军便是从这里登陆的。
当排着整齐队伍高唱革命歌曲的知青们从公社驻地经过的时候，立刻被高音喇叭里北京的实况转播吸引了，队伍不得不停了下来。周助理是一个很乖巧的农村基层干部，他当即决定，全体知青在公社大院里列队集合，收听北京的实况转播。同学们却随之躁动了，在北京的鼓舞下，梳辫子的女同学跑到附近的商店借来几把剪刀，瞬间将所有的辫子齐刷刷地剪掉了。在中国人的心中，民国初年的剪辫子运动，应该是国人对革命态度的最直接的表述，头发剪得越短，革命的决心越大。
在自我革命的过程中，女同学发现，商店里那位始终瞪着一双大眼睛的女售货员，仍留着一双长长的发辫。于是，一群人拿着剪刀拥了上去，不料那女售货员却断然不从，革命与不革命之间，险些发生肢体冲突。
“造反啦！造反啦！”同学们在公社的院子里兴奋地欢呼着，躲在办公室里的机关干部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怎么搞的！”公社书记狠狠地瞪了周助理一眼。
可惜的是，那天我因脚气犯了，故意请假没有去。此刻，我正独自一人躺在宿舍里，院子里的高音喇叭已喧闹了多时，却并没引起我的注意。快到中午的时候，在去厕所的路上我才知道，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国的红卫兵发出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北京沸腾了，全中国沸腾了，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发动总攻击的时刻来到了。
我忘了撒尿，返身跑回宿舍找出一张大红纸，我也开始写大字报了。
那是一篇顺口溜形式的大字报。可能因为是O型血，我自幼便从灵魂深处接受了革命的熏陶，我欣赏它的慷慨激越，我欣赏它的不畏强权，我欣赏它忠诚的血色浪漫，我欣赏对崇高理想的誓死追求。
大字报的落款是“红卫兵”，我把它贴在了食堂的大门旁。
同学们终于回来了。当群情躁动的同学们拥进石山农场大院的时候，没有人理会我写的那张大字报，更没有人会去搭理我。刘家仁、卢云霞、王重铭等一群初三的同学，连夜去栗子房中学，搞来了红卫兵袖章的样板。第二天清晨，当太阳升起的时候，石山农场便早已是红卫兵的天下了。
我当然没有资格参加到红卫兵的组织里。不仅如此，一夜之间，从每个人的左臂上，人们更泾渭分明地将农场的阶级阵营分清了。鲜红的红卫兵袖章佩戴在工农出身的同学的胳膊上，他们神采奕奕，气宇轩昂。
出工的时候，场部前只为数不多的二十几个同学站在那里，他们目光惶惑，神色黯然。于书记走出办公室，他扫了一眼空荡荡的院子：“扯淡！”
刘树仁拎着一个沾满油污的工具箱，爬到他那辆东方红五十四型履带拖拉机上，他一边擦着驾驶室玻璃窗上的泥巴，一边不平地嘟囔着：“我们也是人，凭什么？我也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像六十六年前一样，北京城又一次失控了。成千上万胳膊上缠着红袖标的红卫兵冲上街头扑向坊间，一件件骇人听闻的打砸抢烧杀的暴行，发生在光天化日下的共和国京城。无数庙宇、教堂和百年老店被毁于一旦，无数学者、教授和文化名人遭批斗毒打。由高干子弟组成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在北京六中后院的墙上，用人血和红漆，涂写了六个可怕的大字：“红色恐怖万岁！”
当然，这期间也出现过另一种声音，1966年10月，北京青年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上载文，批判当时甚嚣尘上的唯成分论。遇罗克这一年24岁，1968年1月5日，他因此被捕入狱，1970年3月5日，被执行死刑。
就在这年八月，大学即将毕业的姐姐，与辽宁财经学院的同学们一起，于月底前赶到北京。当时全国已经开始大串联了，所有的交通工具几乎全部被造反的人们所控制，包括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在海拉尔国境线上也被红卫兵占领。他们在车厢上用俄文写满了反修标语：“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集团！打倒勃列日涅夫！”
八月三十一日，挤在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的缝隙里，高举毛主席语录的姐姐，眼含热泪地接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