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区群专当执勤的群专队员，大多是从各基层群专组织选调来的成建制的脱产人员，他们每隔一个月轮换一次。我被押群专的那些日子里，正是由岭前农场和大连机床附件厂的工人阶级值勤。值勤人员有男有女，但大多是年轻力壮的中青年基干民兵。
移押到友好路一二四号当天下午，刑讯就开始了。被羁押在监室里的人犯，立刻像死一样的沉寂。从天花板上的五楼，传来声嘶力竭的逼供声和惨不忍闻的哀号声，监室里的每个人犯都竖着耳朵尽力分辨着外面的动静。
随着一阵嘈杂，监门被踹开了，一群佩戴“执勤”袖标的专政队员闯了进来：“谁叫刘元合？”
始终躲在角落里的那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突然全身抽搐起来，他坐在那里，惊恐地向后使劲：“你们还要干什么？”他突然大声抗议：“打死我吧，你们打死我吧！”
所有的群专队员一下子都愣住了，他们谁也没想到，这垂死的老东西竟如此嚣张地咆哮监室。只见一个穿白球鞋的年轻人，上前一脚便踹在老人的肚子上，随后，他敏捷地扑上前去，将老人打得晕头转向。紧跟着，另有两个大汉饿虎扑食般地拥上前去，动作纯熟地将老人的双臂反剪起来并使劲提起，老人立刻被压成九十度的弓形。
“打死我吧，打死我吧。”那老人倔强地喘着粗气，很快便被那群壮汉拖走了。
晚饭前，刘元合被架回了二号监室。人们注意到，他左脸的淤血已经成深紫褐色，左眼肿成一条细缝，胸前沾满了大片的血迹。
“还喊不喊了！”小白鞋厉声问。
刘元合跪在那里，迟钝地摇了摇头。
“告诉你，再有下一回，我扒你的皮，信不信？”
老人跪在那里，迟钝地点了点头。
都说猫有九条命，但我可以证明，这里的许多人犯，起码有十条命。
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执勤人员，几乎人手一根三角皮带，成了那时这类人员每天必备的典型器具。
所说的三角皮带，其实是用车床上使用的三角橡胶皮带加工而成的一种刑具。它长逾二尺，粗细约三公分，由两条断面为三角形的橡胶皮带合成一股，用细铁丝或细铜丝十分致密地缠绕在一起。其一端留一把柄，之后再甩出一束色彩鲜艳的塑料丝线来持在手中，像冷兵器时代的龙泉宝剑，既威武又飘逸。
由于橡胶本身比较柔软，而致密缠绕的铁丝铜丝又很沉重，所以这种三角带一旦抽起人来，深彻骨髓，一鞭子抽断活人脊柱的事情早有耳闻。
二号监室共关押了九名人犯。刘元合年纪最大，那一年他六十周岁。
时间长了，我渐渐了解了这个身材矮小，每天蜷伏在监室角落里一声不吭的刘元合。
“从山东家来大连那一年，我才十七岁。咱没有文化，也没有其他手艺，就凭力气拉车吧，一拉就拉了一辈子。”
老人捕前是青泥街道一名拉人力车的运输工人，罪名是反动会道门的头目。
“光复前那日子苦呀，咱当苦力的连狗都不如。娶不上媳妇，成不了家，一年一年风里雨里地熬呀，心里苦得没地方说去。后来，在一个工友的介绍下，我入了皈依会，很多拉车的苦力都入了皈依会，那里让人行善，让人吃亏是福，让人盼望来世。可谁也没想到，解放后，政府把皈依会定了反动会道门。我因为介绍过三位工友入会，就成了反动会道门的头目。从一九五一年镇反开始，直到今天也没整明白，一直是历史反革命。”说着，他摇了摇头：“哪儿有当一辈子苦力的历史反革命呀，你说呢？”他眼巴巴地望着我。
刘作义是大连工人养老院的会计，出身富农，四十四五岁的人，能说会道的有些张扬。在上海路五号登记注册时，我曾注意到，地上扔着的一个牌子上就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刘作义”。我问他为什么被抓来，他不服地压低声音对我说：“报复。我参加了工总司。”显而易见，这刘作义和我一样，也是一个自作自受的革命爱好者。
卢宝元其实只是个大男孩，那一年他十七岁，闲来无事，常和朋友们在街上游荡。一天，伙伴们拉他去附近的岭前农场看热闹。“抓了不少人，就关在临街的一个小红楼里。”于是，他就去了。那是一个黄昏，从小红楼里传来一阵阵刑讯人犯的惨叫声。卢宝元深受刺激，他将拇指和食指含在嘴里，吹了一声嘹亮的口哨。
不料，从小红楼的窗户里，探出几个脑袋来。
“滚！”
与卢宝元一起来的伙伴立刻作鸟兽散了。只剩卢宝元一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梗起脖子不服地问：“怎么了？你让我往哪儿滚？”
当天晚上，卢宝元被岭前农场的群专队员打得鼻青脸肿。第二天一早，便以“为在押人犯通风报信”的罪名，被送进群众专政指挥部。
郭福财是一个劳改释放人员，四十多岁。一九五五年，苏联从旅大地区撤军的日子里，在大连机场当勤杂工的他，伙同两个朋友，盗窃了苏军仓库里的几条毛毯，不久案发。郭福财以反苏偷窃罪名，被判劳改十年，今年夏天刚刚获释。
“释放后，找不到工作，俺爹妈在我服刑期间都去世了，我整天一个人待在家里，哪儿也不敢去。”
“那为什么又把你抓进来了？”我问他。
“不为什么，我是个罪人，罪有应得。”郭福财无条件低头认罪。
车升五是个个子很高的老人，大分头，苍白浮肿的脸上有一股旧知识分子的傲气。从他那里，几乎问不出任何信息来，大家只知道他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其他详情无从知晓。
二监室最可怜的，应该是余下的王氏三兄弟了。老大王国忠，十七岁。老二王国诚，十三岁。老三王国义，九岁。三兄弟的母亲和妹妹，被关押在隔壁的三号监室里。一家五口无一幸免。
王家原先住在中山区老虎滩街道，父亲是一个街办工厂的技术工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家被下放到内蒙古科尔沁大草原。父亲因病于前年去世，王家老大又因操作轧草机时，不慎将右手从腕部齐齐轧掉而成了残疾。
王家兄弟的母亲，是一个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孱弱女人。家里出事后，她实在无力拉扯四个孩子继续生活在内蒙古草原上，于是趁“文化大革命”之机，便带着四个子女返回大连了。为了活命，她一直不停地上访，她希望遇见一个青天大老爷，能可怜这娘儿五个的悲惨处境，还她一个城市户口，关照一下他们的死活。但清队开始后，那女人还是以“坏分子”的罪名，被群专收押了。四个子女既然无人看管，押进来见识一下城里人的冷酷与残暴，看来也是十分必要的。
每天放便时，王氏兄弟三人都会挤在门边，争着从门缝里望一眼母亲和妹妹，三个孩子为此挨了不少打，也流了不少泪。
从被押进中山区群众专政指挥部，我一直没被提审过，侥幸之余，那种焦躁的心情，更让人寝食难安。不久，我被指定为二监室学习小组长，每天除念念报纸社论之外，余下的时间便是等待提审。
一日三餐是从外面送进来的，主食一律是苞米面饼子，早晨是咸菜，中午晚上一人半碗菜汤。
每顿饭前是要请罪的，由一个专政队员将一幅毛主席像挂在事先钉在墙上的钉子上，然后，他会大喝一声：“请罪！”人犯们立刻排成前后两排，做九十度低头状，在我的号令下，集体向毛主席请罪。
“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向林副主席请罪，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请罪。群众专政好，群众专政就是好，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谁也跑不了。”之后，按顺序，每个人犯便要大声报出自己所犯的罪行和姓名。
“历史反革命分子车升五也跑不了。”
“坏分子卢宝元也跑不了。”
“坏分子郭福财也跑不了。”
“反军保皇黑干将唐浩也跑不了。”
“现行反革命分子刘作义也跑不了。”
“历史反革命分子刘元合也跑不了。”
“坏分子王国忠也跑不了。”
“坏分子王国诚也跑不了。”
“坏分子王国义也跑不了。”
那毕竟是一个九岁的孩子在请罪。
分饭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群专，人们明显地发现，他舀给那个孩子的菜汤要稠得多。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的心也在疼。
九月十九日，在我被关押的第十天，吃罢早饭后不久，四个群专队员把二监室的门踢开了。
“谁叫唐浩？”
“我……”我本能地跳了起来，牙齿立刻咯咯地响。
“出来！”我刚刚迈出监门，双臂便被反剪在背后。
“走！”我被他们架着，很快被架进五楼的一间刑讯室。桌子后头，坐着两个机关干部模样的男女。
“坐下！”我被按在一个低矮的凳子上。
“低头！”我立刻将头低在两膝之间，身体禁不住打起颤来。
“姓名？”那男人操着湖北口音。上初中时，我有一个同学是湖北人，我能认出这种方言。
“唐浩。”
“家庭出身？”
“伪官吏。”这是父亲被定历史反革命分子时，组织上给他划定的“政治面貌”。
“你父亲是国民党吗？”
“是。”
“谁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陈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