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由中央政府支持的旅大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那一天，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与毛泽东在东北地区的联络员毛远新一起，出现在全市庆祝大会后的游行队伍当中。市革委会第一号通令随之贴满大街小巷，内容是严厉敦促三派群众组织上缴全部武器，并尽快停止派性斗争，实施革命大联合。
在地方驻军的支持下，武斗后期逐渐强势起来的我们的对立派，在所谓大联合的过程中，迅速掌握了全市各企事业单位及大中院校的领导权，报复行动很快便有计划地开始了。市革委会成立的第二天，各区就相继成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很快，这个在市革委会和部队的支持下可以恣意行使司法权力的群众专政组织，便以其血腥与残暴让市民们领教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
中山区群众专政指挥部，设在中山广场上海路五号一座旧银行的建筑物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时期以来，这座建筑一直是我们这一派的总司令部。几个月前，在“四·三”事件中被大火烧毁的大连饭店，就坐落在与它一街之隔的天津街路口。所以这里是对立派的上甘岭与奠边府，这里是他们雪耻的地方。
在群众专政指挥部成立最初的日子里，每天从清晨到深夜，都有成批的被专政的人犯，从全区各厂矿及企事业单位被押送到这里接受审查。一时间，许多在社会上游荡的无业游民和地痞流氓趋之若鹜，从早到晚守候在上海路五号楼门前，期待着体验那种群众专政的快感。只要戴着“执勤”袖标的基层群专队员将人犯押到这里，这数十号闲人便立刻摩拳擦掌地围拢过来，无论人犯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也无需问清犯的是哪一条国法家规，人们欢呼着拳脚相加合力操练，直到把人犯打得鼻青脸肿，七窍出血方肯放行。当然，这只是进门前的一顿杀威棒，但仅仅如此，已足以让人闻风丧胆，不寒而栗了。
很快，中山区人委的一些机关干部也戴上了“执勤”的红袖标。一时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又将办公楼上下贴挂得令人窒息。一些大字报已公开点名批判“现行反革命分子”徐茂纯，罪名是暗中唆使南尖知青回城，疯狂破坏党的上山下乡政策。
我那时感到压力特别大，因为我一直住在教育科的一间办公室里。一年多来，很少见到的那些教育科的机关干部，开始重新回到办公室里上班了，他们全都用饱含敌意的目光斜睨着我，其潜台词无非是：“还不快滚！你这个胆大包天的丧家犬！”
同学们很少再到中山区人委来了。谁都知道，这里已成为是非之地，连王重铭都劝我：“早些回老家避避风头吧。看来，指望区人委分配工作已不太可能了。”
几天之后，一个工商科的部队转业干部趁我没在屋时，偷偷爬梯子从窗户潜入我住的那间办公室，被我几乎当场抓获。我陡然预感到，他们开始在暗中调查我了。
然而，就在我即将离开大连回老家一避的时候，一件事情却鬼使神差地让我执意留下来，并因此经历了一场梦魇般的牢狱之灾。
一年半来，一直陪我住在中山区人委的张德威准备回金州了。他父亲是金州重机厂的一位工程师，全家一直住在金州。回城后，他与初三的女同学张丽艾确定了恋爱关系，所以他一直舍不得离开大连。张德威喜欢下象棋，而且是个高手，即使是对立派的人，只要提出与他对弈，张德威立刻便会视对方为棋友，亲密无间。
九月八日晚上，张德威与我谈了很久，他劝我尽快离开这里，他说自己准备到北京住一段时间，张德威的爷爷是中国著名的钢铁专家，也是北京钢铁学院的教授。
“其实毛宁一直很惦记你。”谈话中，张德威突然谈到了毛宁，这让我很是吃惊。
“你怎么知道？”我诧异地问，心里一阵激动不已。
“前不久，我和张丽艾去星海公园，遇到毛宁了。我问过她，为什么总躲着你，她说，是你一直在躲着她。她说，她始终搞不清楚，你从老家回城后，为什么一直不理她。她知道你这一年多来在大连生活得多么艰难，她知道你的心情一直很糟糕，但每次遇见你，你总是像陌生人一样地回避着她，好像她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
“她真是这样对你说的？”我盯住张德威的眼睛问。
“这我可不敢撒谎。”张德威诚挚地说：“这些天来我一直就想告诉你，可眼下这么乱，我担心你会因此再在这里耽搁下去。”张德威很少严肃地望着我：“赶快离开这里吧，否则我担心他们就要下手了。”
“凭什么？”我理直气壮地：“他们敢来抓我不成？”
“不得不往最坏处想。”张德威神情阴郁地说。
“抓吧，我们可以辩论嘛。”我不服地说。
“辩论？”张德威摇了摇头：“到时候，谁也不会给你辩论的机会。”
那天晚上我彻底失眠了，我开始梳理自己在毛宁身上的失误，我痛悔自己对毛宁的冷漠与不理解，我奇怪自己为什么把别人想得都那么龌龊，把最关心我的人当做路人。
黎明到来的时候，我开始给毛宁写信了。这是一封很长的信，像暴风雨蹂躏后的一片原野，迎着云层后的一抹朝霞，闪动着万点晶莹的泪光。
上班后不久，在中山区人委办公楼一进门正厅的墙壁上，贴出了一张署名“中山区人委教育科部分革命群众”的大字报。标题是《揪出躲藏在南尖知青中间的反革命幕后黑手——唐浩》。我一下子被激怒了。二十三岁了，虽然父亲蒙冤，家庭出身被人为地改写了，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共产党最忠诚的拥护者，即便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一直认为，自己是毛泽东思想最坚定的捍卫者。我无法忍受大字报里的人身攻击，我愤然推开教育科办公室的大门。
“楼下那张大字报是谁写的？”我怒不可遏地直视屋里那些庸庸碌碌的机关干部。
“什么大字报？”一个戴着“执勤”袖标的中年干部一脸茫然地问我。
“那张写我的大字报。”我厉声地问。
“不知道呀。”那中年干部耸了耸肩，从他的眼睛里，我十分清楚，那大字报就是他写的。
“好样的站出来，咱们辩论！”我悻悻地望着他。
“不知道是谁写的。”那中年干部回头问一个女干部：“食堂开饭了吗？”
我把牙咬得咯咯响。从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来看，我当时的举动实可谓嚣张极了。而从今天的角度看，那实在是愚蠢之极。
我揣着给毛宁的那封长信，走出区人委的办公楼。无论如何，我要尽快把这封信寄出去。在斯大林路与世纪街相交的路口处有一家小邮局，我买了四分钱的邮票贴在信封的右上角。我当时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一年零八个月了，在这座城市里，我渴望着有一个可以尽情倾诉的朋友。而且，我一直从心底里把毛宁当作唯一可以信赖和依恋的人。在这封信里，我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对她始终如一的情感，我希望尽快见到她。
那封沉重的信被投入邮筒的瞬间，我清晰地听到了邮筒深处传来了一声叹息。
我重新走进区人委办公楼，看了看墙上的表，时间已近中午，我径直走进后院的小食堂。
食堂里的人不多，我买了两份午餐放到桌上，探头向食堂后的楼上喊：“张德威！张德威！”
喊了半天，只见张德威从三楼我们住的那扇窗子里探出头来：“什么事？”
“快下来吃饭，我把饭都买好了。”我大声告诉他，心里却有一丝疑惑，因为张德威当时满脸通红，像是刚喝过酒。
张德威下来了，他一边低着头吃饭一边问我：“吃完饭后你上楼吗？”
“上楼。”我觉得张德威有些怪怪的：“有事吗？”
“没事。”他把房门钥匙递给我，眼睛却一直躲着我。
我先吃完饭后，拿起钥匙朝楼上走去。
楼梯两侧挂满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大字报。正值午休时间，楼梯走廊里几乎不见一个人。
那封刚刚发出的信，毛宁应该在明天上午收到。在信里，我已和毛宁约好，星期天，我一定去她家拜访她的父母。但拐过二楼，我蓦地发现，在通往三楼的楼梯两侧，站满了佩戴“执勤”袖标的中山区人委的群专队员，而教育科那个中年干部，则站在楼梯尽头，冷冷地望着我。
我迟疑了片刻，我知道眼前这一切已意味着什么，但我没有停留，从孩童时就养成的崇拜英雄的精神支撑着我。我尽量挺直了胸膛，从那堵在楼梯口的中年干部身边擦肩而过。
“钥匙呢？”他面无表情地问我。
我把钥匙交给他，身后拥来的群专队员将我紧紧地围在中央，中年干部将我住的那间房门打开了。
“唐浩，我代表中山区人委群众专政组织对你进行搜查，你要放老实一些。”那中年干部随后低喝了一声：“搜！”群专队员立刻煞有介事地忙碌起来。
我从心里看不起这些衣冠楚楚却整天碌碌无为的教育科的机关干部。由于学校都停课了，所以一年半来，在这座地方政府的办公楼里，人们几乎看不见他们的身影。如今，为驱逐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们竟如此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像是在演一出闹剧。
搜查工作很快就结束了。那中年干部将我的三本日记，两个速写本及一摞《向北京》报纸拢在一起。他看了看手表，走到我面前：“唐浩，这些物品被我们查抄了，你过一下目。”我没理他。
“中山区人委是国家机关，你不便在这里久住。从现在开始，我们将把你送交中山区群众专政指挥部审查处理。你拿好行李和洗漱用品，跟我们走。”
一句话像一声惊雷，差点将我击倒。我狠狠地望着那个中年干部，他回避了我的目光：“走吧。”我鄙视他们，但我没有任何可以逃离的办法，在前后都有人簇拥的阵势下，我被他们押上了大街。
眼前的一切都是恍惚不定的，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敢设想，自己将被送到那声名狼藉的地狱里，但一步一步，我已望见上海路五号门前那一堆等待舐血的流氓们。
中山区人委的那个中年干部，显然也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跟紧儿点。”他低声说了一句：“靠墙根儿走。”说着，五六个机关干部将我紧紧裹挟在他们中间。
就在我即将走进上海路五号门前那兴奋的人群时，一辆押着人犯的卡车从远处呼啸而来。
“来了，来了。”人群中发出充满激情的喊声。
卡车停下了，十多个人犯从车上被押了下来。
“摆拳上啊！”人们欢呼着一拥而上，人群中顿时传来一阵拳打脚踢暴行的喧嚣声。
“快点走。”那中年干部回头冲我低喝了一声。我在一片混乱之中，被人拥进了中山区群众专政指挥部的大门。
这是一个举架很高的不大的门厅，狼藉而纷乱。在一张桌子的后面，坐着一个脖子下长着喉结的中年妇女。
“哪个单位的？”那女人将一本厚厚的花名册翻开，开始例行公事。
“中山区人委的。”押送我的中年干部气喘吁吁地说：“昨天已和你们联系好了，人也带来了。”
“谁？”那女人挑起眉头。
“他。”那中年干部回过头来：“你过来。”
我走上前去。
“跪下！”那女人厉声命令我。我扑通一声便跪下了。
“姓名？”
“唐浩。”
“年龄？”
“二十三岁。”
“犯的是什么罪？”
“我……”我困惑地望着押我到这里来的中年干部。
那中年干部瞪了我一眼：“问你呢？”
“我……”
那女人显然不耐烦了：“来人呐。”
恰在此时，大门被砰然撞开，一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人犯被拳脚相加地打进门来，门厅里顿时一片混乱。
“都跪下！脸冲墙跪下！”脖子下长着喉结的那个女人显得有些气急败坏。
“你。”她冲我大声喊：“跟我来。”顺手将靠近楼梯的一扇门打开：“进去！”
我从此失去了自由。
那天晚上，我与二十多个鬼魅一样的人犯挤在一间不足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度过了恐怖而漫长的一夜。从楼上不断传来人犯凄厉的惨叫声在时刻提醒着我，你要做好下地狱的心理准备。而且，再一想到那封信，想到毛宁读信时的样子，我的心更像刀割一样痛苦不堪。
我开始反省，追悔莫及地意识到，自己走到今天这一步实可谓自作自受。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孝子贤孙，在“文化大革命”大破大立的日子里，竟然如此忘乎所以地上蹿下跳招摇过市，对于革命群众来说，这绝对算是一件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情了。我后悔没听朱妈妈的话：“咱们这些人，只能老老实实地夹着尾巴做人。”你也想做毛主席的红卫兵？呸！你也不撒泡尿照照，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
子夜时分，从楼上传来巨大的撞击声和随之而来的惨叫声。坐在我身旁的一个面色苍白的老人一刻不停地点着头：“我说，我说……”从他的耳郭里流出的鲜血，将他的脖子染成猩红。
第二天中午，在滂沱大雨之中，一辆卡车将关押在上海路五号里的所有人犯，都移押到友好广场附近的友好路一二四号一座七层建筑物里，我与其余九个人犯被关进了二号监室。
友好路一二四号是一座新近开辟的临时集中营。很显然，由于一个阶段以来，各单位送来的人犯太多，致使上海路五号人犯爆满，区革委会才另辟新址，以应对大批接受审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敌对分子。
二号监室是一间阔约十六平方米的北屋。在人犯未到之前，这座楼的所有窗户，几乎都用钢板焊死了。这样既可以防范人犯逃跑，更可以杜绝人犯跳楼自杀。
友好路一二四号的举架很高，走廊很窄，自二楼至四楼走廊两侧的房间里，关押着各色人犯近百名。五楼为刑讯室，六楼为群专队员的宿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