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号坐下了，他先从口袋里掏了一大把糖，分给我和我前面的四十九号，那是一个犯投机倒把罪的朝鲜族人，又分给我了四张肉饼，分给四十九号一张肉饼。
“行了。”三十四号打开一饭盒热气腾腾的饺子：“这饺子我就不分了，大家慢慢吃。”
只有二十六号劳改犯什么都没分到。
肉饼是猪肉韭菜馅的，这是我一生中吃得最香的肉饼，那肉丁切得很大，而且都是肥肉，咬在嘴里，如同在天上，在梦里。
只二十六号独自坐在那里，把头深埋在胸前。长长的叹息声，让人感到一阵苦涩，一阵酸楚。
不久的一天，我被带到所长办公室。
“五号，李玉玺是你什么人？”所长一直戴着口罩，眼睛直直地看着我。
“是我母亲。”我回答他。
看守所长转过身去，从桌子上拿起一张汇款单：“这里有一张汇款单，是从河北省迁安县寄来的。”他把那汇票收款回帖递给我：“你看好，五元钱，签字。”
太长时间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早就被蒸发了，没有人有责任通知我的父母，更没有人有义务向他们解释什么。父亲不得不用这种办法试探着找我。在一张至今我仍保留的汇款回执上，父亲留下了接到回执后的两行字：“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八个月来，收到‘唐浩’两个字。”
父母从此确信，失踪了八个月的儿子，一直被囚禁在中山区公安分局的铁窗里。
春天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了，这是一次检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党章，在新的党章总纲中确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上届委员只有五十三人，占总数不足五分之一。
春节前的公判大会召开后不久，随着中苏边境爆发了战争，看守所里一些未结案的重犯，全被转移到市公安局岭前大狱去了。监室里的犯人一夜之间少了许多。经过重新调整后，我被从一所调到了三所。
三所里只剩下一个因盗窃罪被羁押的五十号犯人了，这是一个形象猥琐瘦弱不堪的中年人。他是去年夏天被拘捕的，当时只穿了一身单衣单裤，而父母因其败坏了家风，拒绝给他任何接济。所以整整一个冬天，他只穿了一件看守所给他的印着“犯人”两个大字的砖红色的破棉袄，用一条破棉毯整日围坐在那里，像一个从水沟里钻出来的老耗子。
三所的气氛十分压抑，因为只有我和五十号两人，而他又终日无声无息拒绝交流，所以从早到晚，监室死一般沉寂。我经常恶狠狠地盯着他，他却奇怪地嘟囔着：“盯着我干什么？”
三月下旬的一天，看守所所长把我叫到大水房：“从今天开始，你做劳动犯。”他指着水槽里的水桶、抹布和拖把：“你先把楼里的窗户擦干净，看押班长会安排你去的地方。”
我心里暗舒了一口长气，因为这其实是在通知我，我不可能被判刑远赴青海劳动改造了。因为凡是劳动犯，都是近期即可结案的轻犯，其处理结果，充其量是劳动教养三年，属人民内部矛盾。我愉快地走上劳动岗位，尽管总有一个看押班长会在我不经意的时候，出现在我的视野里，以提醒我始终处在监视之下。
一冬的雨雪风霜将窗上的玻璃和窗棂锈满厚厚的灰尘。我将窗子慢慢推开，久违了的阳光，将蓬乱的头发烤得暖烘烘的，我贪婪地呼吸着窗外和煦的空气，那空气中飘散着万物复苏的气息，飘散着市井巷陌那熟悉的喧嚣。
桃花开，李花开，
田里的青苗长出来。
我们都是好小孩，
不把花儿摘，不把青苗踩。
在阳光的辉映下，耳畔一直回荡着童年时代，从新开路小学一年一班的教室里传来的读书声……
中午收工的时候，监室的午饭已开过了。三所的地板上搁着一碗菜汤，一个半窝头。而多出的半个窝头，正是监所对我一上午劳动的报酬。我感到极大的满足，尽管那多出的半个窝头，看上去小得可怜。
一周之后，终于有一天，当我回到三所时，五十号嘟囔着抱怨：“我和炊事班长说了，五号是劳动犯，可他还只给了一个窝头……”
我没理他，我不动声色地将这顿午饭吃完了。
监室外是“大火牙”在值班。此刻，他正在十一所前惩罚两个互相殴斗的老犯，走廊里不断传来驯兽师般的吆喝声。
“五十号！”我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在找死呀！”
“怎么了？五号，我怎么了？”五十号尖尖的鼻尖上挂着一滴清鼻涕，唇上稀疏的胡子在不断地抖。
“从我当劳动犯的头一天起，你就盯上我那半拉窝头了。我一直强忍着，我可怜你这生不如死的小人，可你也别欺人太甚了，我只要把今天的事情告诉班长，班长不把你吃了，算我没说。”我一口气把五十号骂得脸色煞白，只见他猛地翻身跪倒在我的面前，头像捣蒜一样磕在监室的地板上：“别，别，我该死，我不是人，你饶了我吧，大人不计小人过，我该死，你饶了我吧……”
从此之后，中午回到监室，总有两个窝头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那里。我毫不犹豫地当即吃掉，像一头毫无人性的狼。
五月七日早饭吃过不久，监室里正值“败类”值班。
“五号，出监。”身后突然传来看守所长的声音。
“报告班长，犯人请示出监！”我翻身爬起，心一阵狂跳。
“走！”“败类”低喝一声，我被带到大水房。
“今天放你出去。”所长开门见山：“考虑你年轻，问题交代得比较清楚，政治上就不给你划任何杠杠了。”
我的心脏跳得更厉害了，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让我一时有些难以适应。
“你从这里直接回河北老家，车票我们已买好了，这是你的皮带和眼镜，还有五元钱汇款。”说着，他把这些东西递给我，态度忽然和缓下来：“你现在就可以走了。行李先放在这里，你先到派出所销一下户口，到粮站转一下粮食关系，办完这些事后，你回来拿行李。记住，火车下午三点四十分发车，别回来晚了。”
在未经任何审讯即被羁押了七个月之后，我在拘留所的“释放证”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推开中山区公安分局的大门，眼前是一片刺眼的阳光。由于长时间蜷在监牢里，双脚走起来已不知深浅，一脚下去，我竟从那高高的台阶上重重地滚落下来。
朱嘉禾家只妹妹小姗一个人在家，屋子里狼藉不堪，很多家具行李都堆在一起。小姗冷冷地望着我：“你来干什么？”
“你大哥呢？”我困惑地问。
“早就回南尖了。”
“家里这是怎么了？”
“明天我全家就下放庄河了。”小姗递给我户口本和粮证，眼睛里充满了惊惶和敌意。
派出所门前的这条街，就是七七街，毛宁家就在这条小街的东头。站在七七街上迎着阳光望去，两排茂密的法国梧桐树，将小街覆盖在一片晴绿的阴影里。
我和毛宁的故事，至此，便彻底结束了。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在电视纪录片《归去来兮》播出后不久的一天深夜，我突然接到卢云霞的电话，她说毛宁因突发脑溢血正在医院抢救。我和老伴立刻搭车，赶到友谊医院急救室。
一个很大的冰帽罩在她涨红的脸上，毛宁一直处在深度昏迷之中。
很多同学都闻讯赶来了。在大家的心里，毛宁是一个完美的人。
“毛宁的爱人呢？”我问卢云霞。
“你不知道吗？他们分居两年了。”卢云霞告诉我。
半个月后，毛宁从昏迷中醒来了。但从此她失去了所有的记忆，美好的和哀伤的……
不久，毛宁的丈夫到医院探望她，护士搬来一张凳子，她爱人坐在毛宁身旁，面对自己完全失忆的妻子，痛悔不迭。
许久，当护士再次走进病房时，发现毛宁的丈夫因心脏病突发，俯在妻子的床边，永远地去了……
二〇〇九年早春的一个周末，卢云霞在电话里告诉我，毛宁死了。卢云霞是事后很久才从邻居那里听说的。没有一个同学出席毛宁的追思会，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毛宁很久前就不在了……
当天晚饭后，老伴去星海公园散步了，我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任黑暗将周围的一切渐渐吞噬……
许久，老伴回来了。她将玄关的灯点亮后，声音喑哑得像在呓语：“我替你，给毛宁烧了三刀纸……”说罢，竟失声痛哭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