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八个月的地狱般的羁押之后，我终于踏上了回乡的路。
一九六九年五月八日，当故乡唐庄那些高大杨树的树冠出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的时候，我已心力交瘁得寸步难行了。阳光暖洋洋地照在村西那片坦荡的台地上，田野里到处是正在忙着播种的人们。
“唐浩回来了！”一些认识我的人在远处大声议论着：“他不是让公安局抓起来了吗？”强烈的犯罪感让我无地自容，在远近无数惊讶质疑的目光中，我艰难地向村子里走去。
一辆牛车缓缓地迎面走来，赶车的正是唐庄一队的车老板唐子仪。他认清我后，在不远处跳下车来：“家来了？”他关心地问我。
“二叔……”我勉强地和他打招呼。二叔站下来望着我：“瘦得都脱相了，你爹可因为你把心都揪碎了。”
我从心里悔恨自己两年来因自私和放任所造成的这一切难以挽回的后果，我无颜面对即将见面的父母和妹妹唐华。
“我爹还好吗？”我担心地问。
“还行，庄里的老少爷们儿倒没难为他。”说到这里，唐子仪迟疑了：“只是年前下来的那帮天津学生，往后可要离他们远一点儿，这帮孩子不通人性。”
唐子仪是一个话不多却心中有数的庄稼人，和父亲是一个太爷。
“他大妈，赶紧出来看呐，那不是他大哥家来了？”
母亲听到唐子廷大婶的召唤，跌跌撞撞地跑出车门房。紧跟着，父亲也闻讯从一队社管跑了回来。
我万分惭愧地低下了头。
“回来就好了，回来就好了。”父亲的两鬓早已雪白，但精神却还好。回到屋里，母亲紧张地问我：“你的事情最终是怎么处理的？”我把看守所长的那几句话一字不差地告诉了父亲和母亲：“考虑我年轻，问题交代得比较清楚，在政治上不给划任何杠杠了，让我回乡以后好好劳动，不要再到处乱跑了。”
父亲显然放心了，他长出了一口气：“我担心你真的犯什么罪了，看来，你还没让我在乡亲们跟前抬不起头来。”
母亲告诉我，前一阶段，外调的人到唐庄来过，庄里一时风传，说我在大连当了造反司令，武斗时跟着打砸抢，甚至说我还摊上了人命官司，等等。
我含着泪对父母说：“爸，妈，我真不该在你们最需要我的时候，为了自己的前途与追求离开你们。但两年多来，我没做过任何对不起你们和祖宗的事情。我冤枉，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人做南尖知青的替罪羊，而我正好成了这替罪羊的最佳人选。”
吃过午饭后，我很快就在温暖的土炕上睡着了。从土炕一侧的灶台旁，传来母亲低沉的祷告：“他躺下来就安然地睡了，醒来的时候，也如此平静安然，因为主始终在眷顾着他。主啊，求你宽恕他年轻时的过犯，用你一贯的怜恤和慈爱来看待他。阿门——”
从唐华那里我得知，天津知青进村后，在贫下中农对知青进行阶级教育的最初阶段，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曾对庄里的四类分子进行过激烈的肉体惩罚。
“有一天半夜了，爸才被放回家来，当时鼻子和嘴角都淌着血，问他是谁打的，爸却始终没有说。”
“春节前的一天夜里，几个天津女知青从家里把我带走了。”母亲对我说：“那天早晨就下雪，天黑后，街上的积雪已半尺多厚了，我一脚深一脚浅地跟着她们往上坡儿走，我当时心里就想，今天晚上，备不住要遭大难了。”
母亲的心脏和血压一直很不好，而且从解放直到“文化大革命”，母亲还没经历过一次针对自己的政治运动。因此在暴风骤雨面前，母亲是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
在上坡一家土改时的堡垒户家里，几个天津女知青对母亲进行了严厉的讯问，但始终没有动粗。
“是我满口的北京话，让这些姑娘们柔顺下来的。从我开口说话，我就发现，她们原本犀利的目光很快就软了下来。”
半夜时分，母亲被放回家了。走出那家的院子，母亲吃惊地发现，年逾八十的三爷，竟独自一人守在那家门楼前的石墩上，老人蜷在那里一动不动，身上落了一层雪花。
“三叔，您这是……”母亲赶紧俯下身来。
“她们没难为你呀？”三爷懦懦地问。
“没……”母亲鼻子一酸，泪水忽地涌了出来。
“家去……”三爷挣扎着站起身来，在母亲的搀扶下，一步一步地走下高坡。高坡下，村庄静静地沉浸在皂白分明的雪夜里。
惊蛰的头一天，三爷去世了。这个埋头种了一辈子地的冀东农民，临死前只说了一句话：“地该化透了……”
很快，不识时务的天津知青，就被唐庄的贫下中农们肃正了。唐庄由来已久的家族势力，面对如此六亲不认的外力冲击，自然难以放纵下去。因此，斗争的矛头很快便转向了天津知青。这期间，这群初生的牛犊吃尽了苦头，一些活跃分子甚至被逼逃往关外，到春耕大忙的时候，这里的一切又都趋于平静了。知青们在各生产队只许老老实实地下地干活，成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又一群操着天津口音的城里人。
回到唐庄的第二天，父亲向大队治保主任请了假，陪我去县城洗澡。
借来的两辆自行车，有一辆手闸不好使，父亲坚持自己骑，父亲依然把我当成孩子。
初夏的田野上到处都是忙碌的庄稼人，父亲一路上边与他们打招呼，边与我谈着农事，谈着天气，我知道他是为我在乡亲们面前重新建立起做人的尊严。
县城北街有一家很小的照相馆。我停下车来，望着父亲：“我想照张相。”
父亲盯着我的眼睛：“现在？”
我点了点头。
我们走进了这家照相馆。
这是我结束二百四十天羁押生活后的留影，清瘦的脸上，一双忧郁甚至绝望的眼睛，准确表达了我当时的心境，像凡高笔下的自画像。
浴池就在照相馆附近，这是当时县城里唯一的一家公共洗浴场所。我长时间浸在那滚烫的池水里，任整个身体慢慢地融化。
父亲明显地衰老了，原本颀长的身体已略显佝偻，两只胳膊的肌肉已松弛下来。那一年，父亲才五十九岁。
“我给你搓搓后背吧。”从热水池出来，父亲对我说。我坐在浴池边，父亲拿了条毛巾坐在我的身后，替我搓起背来。
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唯一一次父亲给我搓背。他搓得很慢。用力也不大，我知道，他不是在那里替儿子搓背，而是默默地阅读儿子在狼群中所经历的苦难，因为我后背上的伤痕仍历历在目！
一九六九年早春，中苏边境终于爆发了武装冲突。一时间，全国城乡掀起一股声势浩大的备战备荒的热潮。其备战的内容之一，便是继续发扬“人民战争”的光荣传统，开展全民深挖地道的群众运动。
正值春播时节，挖地道的工程自然便交给了庄里的四类分子，因为四类分子每人每年都要出五十多个义务工。至于如此庞大的军事工程的保密问题，人们根本无暇顾及，原因无非是谁也不会相信，苏联大兵真的会打进来。
在挖地道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不久前因现行反革命罪从济南前卫歌舞团遣送还乡的唐诚。
唐诚的爷爷早年间曾是一个为人跋扈的讼棍，号称昆先生，有民愤。土改时，唐诚的父亲唐学海于围城前携妻儿逃至北平，从此做些出力的苦差，成了京城底层平民。
北平解放后，十五岁的唐诚便以城市贫民子弟的身份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全国解放后，唐诚考进了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成了一名小提琴手。其妻为山东歌舞团的一名歌唱演员，二人生有一女，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唐诚的家庭出身问题便被查出，很快前卫歌舞团的群众组织就将快人快语的唐诚揪了出来，并做出开除党籍、开除军籍、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遣返还乡的严重处分。唐诚的妻子被迫与其离婚。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唐学海和老伴就被北京的红卫兵以逃亡地主的罪名遣返还乡，所以，唐诚返乡后，一家三口立刻被唐庄的世仇置于严厉的监督管制之下。
尽管如此，口无遮拦的唐诚，还是经常因言多语失而被殴打。在唐诚的眼里，打他的那些人都是些愚不可及的农村土流氓，唐诚打心眼里瞧不起农民。
在挖地道的时候，音乐成了我与唐诚相互交流的重要内容。
一九六二年，我曾有机会随朱嘉禾在大连市工人文化宫，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这期间，在文化宫馆藏的那些国内外的音乐唱片里。捷克作曲家斯梅塔那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成了我最爱听的一部交响乐，尤其是其中套曲的第二首《伏尔塔瓦》，更给我留下了终生的记忆。
躲在黑暗的地道深处，我模仿长笛和双簧管，从伏尔塔瓦源头开始了我的交响诗套曲。
提琴清脆的拨弦和竖琴晶莹的泛音，如浪花飞溅溪水潺潺，在弦乐起伏声中，提琴奏出了雄浑壮美的伏尔塔瓦河的主旋律。河流在喀尔巴阡山寒风呼啸的森林间穿行，一群身着节日盛装的村民在岸边碧绿的草地上，跳着捷克民间的波尔卡，轻松欢快的乐曲在河面上飘散。黄昏到来的时候，岸边传来猎人狩猎的号角声，河床渐渐宽阔了。月夜下，长笛和单簧管伴一群美丽的女妖，在氤氲蒸腾的雾气中翩翩起舞。竖琴和圆号在长音上爬行，提琴的高音旋律与长笛融在一起，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幅神话般的场景。黎明到来的时候，伏尔塔瓦开始孕育力量了，在一阵撼人心魄的管乐和定音鼓的催促下，河流进入高山峡谷，主旋律由柔弱的小调转为明朗的大调。一时间，河水汹涌惊涛拍岸一片轰鸣……
在黑暗的地道里，在如豆的油灯下，在给原前卫歌舞团小提琴演奏员唐诚一个人演奏这首交响乐时，我是如此认真，不断变化着模仿各种管弦乐器，同时不断提示着乐曲展现的画面，并用双手指挥着千军万马。
每次收工时，唐诚都会心旷神怡地钻出地道口：“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没有人能听懂他的疯话，只有我。
自从重回唐庄之后，我的政治面貌被无形中改变了。一九六六年随父亲返乡时，我还是个四类分子子弟，属可以改造的对象，可再次回乡后，在很长的时间里，我竟被打入四类分子的行列，属于被专政的对象了。每天清晨，我必须很早就起来，与父亲一起扫大街。每周我必须和父亲一样，写一份思想汇报和出工记录，交到村治保主任的手里。凡是外出，必须得到村治保主任的批准，包括到夏官营赶集，甚至包括晚上去邻村看露天电影。
被管制的滋味是十分痛苦的，它让你时刻提醒自己，你是人民的罪人。清晨，当一个年轻姑娘将一盆洗脸水泼到我脚下的时候，正在扫大街的我，只能低下头去继续扫街，人格无力顾及，尊严荡然无存。十五年后，当我在电影《芙蓉镇》里，看到秦癫子迈着华尔兹的舞步在芙蓉镇扫大街时，我曾一时癫狂，大闹了一次友好电影院。
沈阳音乐学院在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红卫兵运动之后，于一九六八年底进入清队阶段。此间，在工宣队的组织下，全院师生被拉练到锦州的知足山下，开始了触及灵魂的思想肃正教育。
因在运动中站错了队，所以，早已成惊弓之鸟的唐宛，此时已几近崩溃。在彻底交代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罪行”之后，在一次全院师生召开的总结大会上，十九岁的唐宛被定性为反动学生，与其他三名同罪的男生一起被发配到昌图县八面城一个偏僻的辽北山村里，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
四十年后，在二〇〇八年的一次工资普调中，唐宛对自己的工资待遇提出质疑。在市人事局的要求下，唐宛从退休前的大连铁路中学提取了自己的档案。
那是一个很大的牛皮纸档案袋。当唐宛从主管人事档案的一位年轻女教师手里接过自己档案的时候，心脏突然抽搐得难以自持。在去人事局的出租车上，她吞下一大把速效救心丸后，浑身颤抖地将那份让她惶遽了多半辈子的档案，急不可待地抽了出来。此刻，唐宛真想看个究竟，她真想了解一下，在自己的档案里，当年的革命群众到底给她定了多少不可告人的罪状。但眼前的几张薄纸，却大大出乎唐宛的意料。这里除了她简单的自然履历之外，“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所有痕迹早已被清检得荡然无存。一句话，压在唐宛心头的只是一场长达四十年的梦魇。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公社在陈官营驻地召开了一次全公社的万人批斗大会。那一天，唐庄大队的四类分子很早就被基干民兵押到批斗大会的会场前，并立刻像鸵鸟一样被命令弯下了腰。那是一次人山人海的批斗会，当全公社十五个自然村的四类分子都被押来后，公社朱秘书开始整理这个阶级敌人的方队了。
“低头！”朱秘书是一个矮个子，他一脸严肃地站在四类分子的队伍前面气急败坏地喊道：“我说你呢，低头！”
我不知道他在喊谁，但我已经尽其全力了。
很快，朱秘书就挤进方队了：“你耳朵聋啊？”他使劲儿地按着我的头：“低头！”
我不得不将脑袋低到裤裆下，谁让我身高一米八二呢？
批斗会在一片愤怒声讨的口号声中进行着，七月的骄阳像火一样灼烤着弯在那里的每一个人。一些支撑不住的老人，不断在人群中倒下，汗水顺着下巴滴落在脚下滚烫的黄土地上，眼睛被渍得难以睁开。我斜着看了父亲一眼，父亲一直十分标准地低着头，身上的白衬衫已完全被汗水湿透……
此时此刻，太空中，一支强大的无线电波，正在向全世界传递着一个令人无比激动的声音：
“休斯敦，休斯敦，我是小鹰号，这里是宁静海，小鹰号准备着陆。”
数分钟之后，阿波罗登月舱在月球表面稳稳地着陆了。尘烟散尽之后，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缓步走下舷梯，月球表面留下了人类的第一行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