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听好了，今天的这次抄家，是全县统一部署的联合行动，公社的各级领导全都下来了。作为四类分子的家属，你们应该认清形势，赶紧交代你们以往尚未交代的问题。你们听清了，今天的抄家注定要掘地三尺，一旦搜出违法的东西，到时候别说我们不客气。”
后背早被冷汗浸透了。说不说？我深陷在极度的矛盾之中。看着惊魂未定的母亲和唐华，我无法告诉她们我内心的痛苦。搜出来，我将必死无疑。说出来，我亦在劫难逃。我悔不该昨天夜里的优柔寡断，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像一条放到了砧板上的活鱼，正在被人刮鳞。
“四叔。”站在我身后的唐桂本大哥慢腾腾地问：“我家还有一对胆瓶，算不算？”
“那是‘四旧’，回头自己砸了算了。”治保主任板着脸。
“四爷。”一个年轻媳妇在人群中间：“我家还有一个铜脸盆，算不算？”
“不算，等仗打起了，再交给国家造枪造炮。”治保主任放下了架子：“庄稼院里的三长两短，就别在这儿扯了。”他扯高嗓门儿：“交代实质性问题，这可是最后的一次机会。”
我将心一横，牙齿紧紧地咬住了。
天亮许久了，一个民兵从庄里跑来对治保主任说：“王部长通知，散了。”
我心里一亮，看来藏在茅厕短墙上的那包手稿竟然没有被发现，我立刻感到浑身瘫软。母亲奇怪地问我：“你后背怎么湿透了？”我摇了摇头：“没事儿了，咱们回去吧。”
从上坡就能看见，在北街我们住的车门房前，围了许多乡亲们。走近时，我听到人群中传来了同情的叹息声，仅有的几本书，被丢得遍地都是，一个枕头被开膛破肚，里面的荞麦皮撒了一炕。
屋里被翻得狼藉不堪，几床被褥被踩在脚下，脸色苍白的父亲坐在炕沿上直直地望着母亲，眼睛里噙着冷冷的泪光。
“没事了，我做饭了，小华和你哥快收拾一下，待会儿还得下地呢。”母亲立刻朝灶台走去。
我一直惦着我的手稿，待聚在当街的乡亲们全都散去之后，我悄悄溜到旱厕里。
短墙上那捆芝麻秸原封不动地摆放在那里，顺手朝里一摸，心跳立刻停止了。我掀开芝麻秸再看，那用塑料袋装着的小说手稿竟然不见了。我简直快疯了，我十分清楚，我很快就会被五花大绑地押进大牢，我甚至已看到了我死刑判决书中所罗列的十恶不赦的罪状，我看见了刑场周围那些围观的乡亲们，我看见了手持7.62半自动步枪的行刑者，我看见了自己猝然扑倒在一片猩红的血泊中……
“下地走喽！”一队上工的钟声敲响了。唐华下地经过车门房时，着急地对母亲喊：“让我哥给唐子仪二叔跟车呢，他怎么还在家呢？”母亲捅了捅我：“让你给唐子仪跟车呢，你怎么还躺着呀。”我昏昏沉沉地爬起身来。
“你倒是喝口粥呀。”母亲心疼地望着我。
“吃不下去。”我看了母亲一眼：“妈，我走了……”
这些天来，我一直给唐子仪二叔跟车往地里送粪。唐子仪赶的是一辆牛车，正是早春牲口发情的时候，两头纤驴一公一母，一边拉车，一边想入非非。
“婊子养的。”唐子仪动辄甩着鞭子：“老实拉车得了，净瞎折腾，整那些用不着的。”
送粪到了河沟北的朱家坟，我想逃了。从这里往北就是郎庄，从郎庄过青龙河就是卢龙县，往北翻过长城就进燕山了。可进山后怎么办？凭我这个一米八二的洋模样，只要通缉令一发，不出半天就会落网。
那就这样等着送死吗？太阳渐渐升高了，解冻后的田野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泥土的芬芳，村庄笼罩在一片淡蓝色的雾霭里。
“为什么还没人来抓我？”我始终找不出一个可以解释的答案，难道他们还需拿出时间来研究那手稿的反动程度？难道公社的武装部长也是一个思想自由化了的文学爱好者？所有的答案都被我毫不犹豫地推翻了，像两头欲火中烧的纤驴，将我所有的狐疑与困惑搅成一团无法理清的乱麻。
在回庄拉粪的路上，迎面遇到了南街的李长顺。唐子仪逗他：“来段顺口溜吧，表叔。”
李长顺嘿嘿一笑：“来哪一段？”
唐子仪顺口说：“八路军胆子大，开火就在彭家洼…….”
李长顺接着就有板有眼地跟上了：“彭家洼在山中，我与鬼子打冲锋，鬼子目标真不济，机枪支在了谷子地，八路一阵手榴弹崩，刺刀一上就冲锋，鬼子七十五个全杀死，特务个个血染红，剩下一个逃了命，光屁股跑到建昌营。哈哈哈哈！”
李长顺是唐庄七队的生产队长，抗战期间，他曾亲手枪毙了当汉奸的表弟，成了远近闻名的战斗英雄。
“现如今，真不赖，黎民百姓瓜菜代，大干部偷，小干部搂。平等社员喝稀粥。哈哈哈！”
李长顺扬长而去。
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那天一样，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直到太阳落山，家家升起缕缕炊烟时，村庄里依旧平静得像一潭刚刚解冻的湖水，碧绿如浆，深不可测。
人定时，立春来了。
“大叔，你出来一趟。”我骤然紧张起来，我知道，立春将告诉我实情。
“这是啥呀？”在院子里，他从裤兜里掏出我的那包手稿。我一把抢在手里：“怎么在你这儿？”
立春平静地说：“昨天晚上大队让我到南街去抄家，可我担心你家出事，就趁天黑偷着溜到你家里了。我一直站在院子里，生怕我大爷出什么闪失。没想到，南街的管儿头，从你家茅房里出来，手里攥着这包东西。我当时就急了，一把把这个东西抢下来，并警告管儿头不许乱讲，管儿头生来怕我，别说就这么几张纸，就是钱，他也不敢跟我抢。”说完，他嘻嘻地笑了。
月亮升起来了，望着月光下这个稚气未消的小伙子，我心里猛地意识到，立春就是上帝派来救我一劫的使徒。
“写的是啥呀？”立春随口问我。
“一个年轻人的爱情故事。”我说。
“是你自己的故事吧？”他得意地问，我点了点头。
二十多天后，在深入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在全村批斗大会上，七队队长李长顺被基干民兵突然揪上台来。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李长顺！”
“李长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这个一辈子腰杆儿宁折不弯的冀东汉子，情急之下竟尿了裤子。
一九七〇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应该是一个凶年。年初，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有效监督下，全国各族人民度过了一个氛围肃杀的革命化春节（严禁任何节庆活动，所有单位照常上班）。紧跟着，在“一打三反”运动的冲决下，“文化大革命”开始像水银一样，渗透中国社会的底层深处。
三月初的一天黄昏后不久，村治保主任来到车门房窗前：“唐子清听着，你大闺女唐棣，已被原单位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戴管制分子帽子，开除公职遣返原籍了。”
我急着跑出车门房：“四叔，我姐？”
“人已押到县里了，让你们明天到县公安局领人去。”
直到天黑之后，父亲和母亲一直坐在炕沿边一动不动，唐华小心地找出油灯，母亲却声音喑哑地说：“别点了……”
黑暗中，一家四口就这样默默地坐着。从母亲那里，传来了强忍的啜泣声。
姐姐唐棣一九六六年大学毕业后恰逢“文化大革命”，分配工作的事情便被耽搁下来了。一九六八年夏末，全国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重新启动，辽宁财经学院财政系毕业的姐姐被分配至辽宁北部的康平县人民银行，当了一名会计。在我们四个孩子当中，姐姐是唯一一个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的人，父亲对她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交友不慎，参加工作后不久的姐姐，便被卷进一团有口难辩的政治无聊当中，几个回合下来，笃实敦厚的姐姐便自己走进了无产阶级专政张开的罗网里。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康平县人民银行是需要战绩的，对一个无任何背景的新分配下来的大学生开刀，既可毫无顾忌地恣意枉断，又可张扬阶级斗争的重大成果，实可谓事半功倍的一件快事。于是，姐姐遭到了最严厉的惩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从县里回来的路上，已被无数次批斗会搞得心力交瘁的姐姐，坐在牛车上一直沉默不语。我赶着牛车，望着远处绵延起伏的燕山山脉，望着紫色群山间跌宕盘亘的万里长城，心情早已木然。
此时此刻北京工人体育场，正在召开的十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上，被五花大绑的遇罗克始终倔强地不肯低头。四年前，这个文静的善于思考的北京青年在《中学文革报》创刊号上发表的那篇《出身论》，曾让多少读者的眼前一亮。今天，当他因维护真理公平和正义而付出二十七岁生命代价的时候，遇罗克显得如此坦然。
“一打三反”运动是一场全民参与司法程序的群众运动。在一九七一年春耕大忙的日子里，村子里会经常接到一批一批待决的案例。各小队的男女社员，坐在生产队饲养员的炕头上，由一个识字的年轻人宣读每一个人犯的案情。每宣读完一起，队长唐贵就会大声地问：“咋儿判？”
“枪毙。”
“枪毙。”
“枪毙。”
一旁的会计唐子诚就会代表唐庄一队全体社员的意见记录在案。
不久，六队的唐连杰因被人告密而被捕了，罪名是利用挖地道的机会，以宣讲《封神榜》和《水浒传》等封建糟粕，含沙射影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讨论唐连杰的案例时，唐庄的男女社员却都迟疑了。因为唐连杰虽然出身富农，但他一九四八年便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先后参加过辽沈、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是一个立过战功的革命军人，而且，都是姓唐的一大家子人，亲戚里道的，真下不去手。
“咋儿判？”唐贵问大家。所有的人都沉默着。
“哎呀，”唐贵有些急了：“咱老百姓只是在这儿表个态，真到判案时，法院自有法院的尺度。表个态吧，说。”
“……”人们依旧沉默着。
“说话呀。”唐贵也很为难：“怎么判？”
“枪毙！”人群中不知谁嘟囔了一句。
“大点儿声。”唐贵装作没听见。
“枪毙。”
“枪毙。”
窗外，三星都打横了，明天还要赶早下地呢，夜深了，谁也陪不起了。
“那就定枪毙了。”唐贵再一次确认后，如获重释地喊了一句：“散会！”
唐连杰最终在河北清河盐场度过了十年的劳改生涯。而当年的告密者，竟然是我的交响乐《伏尔塔瓦》的唯一听众唐诚。
姐姐和我们一起下地了。在盛夏烈火似的骄阳下，父亲、姐姐、唐华和我，同时躬耕在故乡唐庄的土地上。我至今不敢设想父亲当时的心情，我知道，他心里一定会非常难过，并万念俱灰，但从表面上看，父亲始终是乐观的。他一再嘱咐我们，在平日举止言谈中，一定要在乡下人面前做表率，他甚至依旧注意我们的着装，他说：“农民会把你们当成模仿的样板，所以穿着要尽量得体，因为你们是城里人。”
姐姐被遣返故乡时虚岁已二十八了，这样年龄的女人，在冀东乡下已寥若辰星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接连不断的批斗严重伤害了姐姐的意志，在这种非人的重压下，一些或同情怜悯或乘虚而入的媒人相继找上门来，父亲和母亲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