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茄子哪能这时候栽，你看吧，非蔫巴了不可。”唐子信四叔摇了摇头，走了。
所有从院子一旁经过的视察者，都善意地对我提出了忠告，可一意孤行的我，却迎来了超乎寻常的大丰收。
盖房，让我家债台高筑，在沉重的经济压力下。姐姐一直严把全家的财务支出。这个财经学院财政系的毕业生，管起家来，令人毛骨悚然。为此，我与姐姐经常吵架，我不能不读书。赶集时。我不能不去新华书店，没有书看，我几乎快疯了。而买书，也确实花掉了许多钱。幸亏那时的出版物少得可怜。而且有些书籍，让我一边看，一边哭笑不得。其中郭沫若先生一九七一年出版的那本《李白与杜甫》，就是一部令人啼笑皆非的奇文。
但好书还是有的。这期间，我读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弗·梅林的《马克思传》、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各国概况》、《十万个为什么》，等等。从村里供销社的废品收购点淘来了《康熙字典》、《汉魏六朝诗选》、《牛虻》、《子夜》、《革命烈士诗抄》等一大批宝贝。
姐姐终于怒不可遏了，在生产队出工的时候，她用白薯篓子将我买的所有书籍全都抬到社管的院子里。
“让大伙儿看看吧，看看你唐浩统共糟践了多少钱！”姐姐边哭边控诉。
几乎所有在场的乡亲们，都同声谴责我的无道，我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在郁闷的日子里，种完地后，姐姐终于从公社请下了长假。因为姐姐属于管制分子，大队无权批假，而公社书记刘宝才听完姐姐的陈述后，同意她回原单位上访，以解决自己的政治前途问题。
在沈阳辽宁省信访办公室里，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在听完姐姐的陈述后，十分同情地对她说：“你的问题，应该回原单位解决。假如原单位不给解决，你马上回省里找我。我替你平反！”
姐姐随后去了康平。在县人民银行，一个当初参与处理姐姐问题的革委会领导，见到姐姐后竟惊讶地说：“唐棣回来了？太巧了，我们正准备去你老家呢。你的问题单位已做重新处理了，一句话，你平反了。”
姐姐站在那里泪流满面。
事后，一位一直同情姐姐的老同志，悄悄对姐姐说。“林彪的事情传出来后，很多运动中的问题，中央也在重新评估。回来吧，你的生活应该重新开始。”
姐姐平反的消息，让六年来一直深陷沉闷的家庭氛围，像打开了一扇阳光明媚的天窗，父亲蹲在黄瓜架前，望着那一根根鲜嫩的黄瓜，高兴地说：“我始终相信，共产党迟早会认识自己过失的，包括我的问题在内，早晚会有人重新评价我的一生。当然，这需要时间。中国太大，问题太多，真正坐下来解决问题的人太少了。”
在姐姐即将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那些天里，父亲写下了他一生中唯一留下的一首五律。
农村风光好，物阜而民康。
白雪融四野，丽日照八方。
北河冰解冻，西山鸟还乡。
妙哉飞禽智，斯人乐未央。
姐姐平反的消息，强烈地刺激了唐诚。一天上午，唐诚终于跑了。他没和任何人请假，因为他知道任何人也不会给他批假的。
一个月之后，唐诚回来了，在擅自出逃的罪名下，他所在十队的部分社员将他一顿苦打。
又一个月之后，两位英俊的年轻军官走进大队办公室，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卫歌舞团，宣读了对唐诚同志的平反决定。
“乱套了。”送走那两位军官，大队书记困惑地蹲在大队空旷的院子里：“今天说你是黑的，明天又说你是白的。再这么折腾下去，老百姓真的要疯了。”他狠狠地朝地上吐了口痰：“告诉十队的人，唐诚恢复党籍、恢复军籍了！”
像万花筒一样，一九七二年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真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而唐子廷大婶当初的预言，也着实开始应验了。
从下乡南尖开始，到一九七二年，我已经在农村呆了七年了，对于自己的前途，我已不抱任何幻想。我与姐姐、唐诚不一样，人家是国家干部，是有人管的人。而我，自从离开青年点后，连自己的知青身份都已丢失了，况且这里是河北省，这里没有责任关照我，我已成了没有任何背景的冀东农民了。尽管父亲曾安慰母亲说：“唐浩的问题，还需等一等。”但既然你难以回避残酷的现实，你还需等待什么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年来，像每天对口粮的渴望一样，我近乎失常地渴望有一个女人，有一个自己的家。在我的心里，择偶标准已跌破底线了。只要是一个女人就行，我渴望女人。
腊月里的一天晚上，在大队宣传队排练的会议室门前。二队队长唐子良二叔叫住了我。
“唐浩，今年多大了？”
“虚岁二十八了。”我已预感到什么了，心怦怦地跳了起来。
“可也不小了，”子良二叔摇了摇头，“可该说媳妇了。”
“听这话，二叔想给我兄弟保媒了？”一旁的唐桂本大哥接过话茬问。
“是有这么个意思，只是那人岁数大了一点儿。”唐子良闪烁其词。
“多大？”唐桂本开始替我感兴趣了。
“比你兄弟大九岁。今年虚岁三十七了。”唐子良的眼睛一直盯着我，我却有些失望。
“不是别人，你二婶娘家的亲外甥女，丈夫死了，没孩子。”二叔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我：“人没说的，炕上地里挑不出毛病来，就是命苦。”
唐桂本望着我：“见见面吧，女子大点儿会疼人……”
“中。”我自作主张地答应了。
听说要去相亲，立春便跟定了我。唐子良一溜小跑地走在前面，唐桂本大哥和立春跟在我身后，我们一直朝庄西走，唐子良家新盖的五间平房在村西陈官营道旁。
走进堂屋，唐子良二叔就大声朝东屋喊：“唐浩来了。”说着他推开东屋的门。我一眼就看见一盏油灯下，两个老妇人正坐在炕上做一床棉被。其中一个我认识，是子良二婶，不用说，另一个满头花白的老妇人就是她了。我心里一沉。
那妇人显得有些慌乱，她急着爬到炕边，用脚在黑暗中踅摸着地上的鞋。随后，便倒背着双手，倚在板柜前站定了。
这是冀东婚俗中“对面相看”的标准程序。依照这一程序，我也被唐桂本大哥，推到那女人对面的炕边坐下，之后，我便再也没有勇气将头抬起来了。
“哎呀，真是稀客呀。”二婶乐得合不拢嘴，她把旱烟笸箩推了过来：“抽着，你二叔才买来的贵州烟。”
屋子里一时沉静下来，还是二婶打破了尴尬：“其实呀，你们家和我们不远，你二叔他爹和你爷，是一个太爷的孙子呢。”二婶怕冷落了唐桂本大哥和立春：“抽烟呀，别闲着，嘻嘻，自从唐浩回来后，你看咱庄宣传队搞的在县里都出名了，是不？”
唐桂本大哥笑着点了点头。
“还是有学问呀。当年子清大哥也是上过大学当过大官的人呐。”我真佩服二婶的口才：“你妈更是的，退了休了，还吃官粮，拿工资。你家小华更不用说了，什么时候在街上看着，老远就笑着和我打招呼……”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二叔新买的贵州烟忒冲，吸了两口我就把烟掐了。又坐了几分钟，唐桂本大哥终于站起身来了：“二婶，宣传队那边，人快齐了。”
二婶即刻下炕：“中，回吧。”她瞅着我：“长得忒高了，这小子。你身高多少？”
“一米八二。”我嘟囔着。
那女人迈出东屋门后，就站在堂屋不动了。二叔二婶一直将我们送出院门。
“回头拿张照片来，让人家娘家妈也过过目。”二婶嘱咐我。
从二叔家到庄里，中间要过一个叫“鬼市”的壕坑。那是一个无风的夜晚，一轮满月高悬在结了冰的壕坑上空，从村庄里传来宣传队高亢的唢呐声。三个人默默地沿月光下一条银色的小路向前走着。突然，走在前面的唐桂本无奈仰天长叹了一声：“唉……”
姐姐走后不久的一天，在收工的路上，唐子廷大婶家的双河从身后撵上了我：“大哥，你兄弟媳妇想给你提回亲。”
我站住了：“啥人？”
“半坡营她娘家妈的一个干闺女。”我的心怦怦直跳。“回家说去。”我急着将双河请到家里。
“那姑娘多大了？”母亲关心地问。
“十九。”双河懦懦地说：“听我媳妇说，长得可俊俏了，家里活计也干得好，是半坡营公认的头排子闺女。”
“人家不挑你大哥的岁数？”母亲问。
“挑啥呀，能嫁到咱家来，该是她的福分。不过，有件事，我可要说在前头。”双河吸了口烟，神情有些拘谨：“定下来了，就得抓紧把人娶过来，按咱这儿的规矩，那孩子不能生在娘家。”
“啥孩子？”我急着问。
“那闺女在庄里让人搞大肚子了。”双河终于讲出了实情，但他立刻加以补救：“我和你兄弟媳妇商量了，你们要不愿意要这个孩子，正好给唐桂中大哥，桂中大哥结婚六年没孩子，这孩子他准要。这可是件两全其美的事情呀。”
我迅速地结束了这次谈话。
双河走后，气得我中午饭都没吃。母亲劝我：“不再提这事就得了，何必自己伤身体。”可我却一直憋屈着：“妈的，这不埋汰人吗？”
从此我开始困惑了，我开始怀疑自己思维和心理是不是出了问题，想女人时，只要是个母的就可以接受，可一旦女人来了，那从青春期便开始形成的择偶标准却丝毫没有让步的可能。
此时此刻，在遥远的辽宁省庄河县步云山的群山深处，在旅大市卫生学校的女生宿舍里，护理专业一年级学员郑淑玲，正在好朋友姜曼华的帮助下，用废报纸将白天才从集市上买来的鸡蛋包好，放在旅行袋里。
庄河鸡蛋是红皮的，八个一斤，个头不亚于鸭蛋。明天就放寒假了，这是郑淑玲考进卫校后的第一个假期。
郑淑玲，祖籍天津葛沽，其父郑国忠年轻时至辽宁营口学会计，遂成家立业娶妻生子。郑淑玲在家里是长女，一九六八年初中毕业后，插队到大连瓦房店镇郊公社八里滚大队。一九七四年通过层层筛选，考入旅大市卫生学校步云山分校。
由于身下还有五个弟妹，所以郑淑玲从小就是母亲的得力帮手，在兄弟姐妹之间享有威望。她知道母亲喜欢吃梨，因此，白天在集市上，她特意还买了五斤步云山特产的香水梨。
同寝室的另一个好朋友姜淑贤回来了：“还忙活呐。”她拿起一个香水梨：“味道真香啊。”姜曼华嗔怪地瞪了她一眼：“去！馋猫。”
三个姑娘开心地笑了。
七年之后，我与郑淑玲相识并很快结婚了。那一年我三十五岁，她二十九岁。在去营口拜见岳父岳母的火车上，我想起了斯切潘·施企巴乔夫《爱情诗》中那饱含哲理的诗句。
……
无论经历了多少时日，
无论走过多少街区，
我要一次次感谢那些道路，
是它们引导我与你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