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景惠是大连市结核医院总务科科长，平日里他总是婆婆妈妈的，一点儿架子也没有。
“怎么办呢？和你一块儿接班来的，都是二十出头的大姑娘和小伙子，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了，让我分配你干点啥？”
他望着我苦笑地说：“你母亲可是我最敬重的老大姐呀。”
几天之后，和我一起接班的姑娘们都进病房当了护理员，小伙子们有的当了电工，有的学了木匠，有的进了锅炉房。这些年轻人大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初中毕业生，说实话，他们在学校里基本上没学到什么。
“你可是老高三毕业生。”关景惠说：“我和王书记商量过了，暂时就当个杂役工吧。”说着，他推开二楼窗户，指着医院后院荒地上的一片果树：“你在农村有经验，就先把院子里这六十多棵苹果树收拾一下吧。”
王书记也站起身来：“就你的年龄，想到医疗第一线是不可能的了，既然如此，就在后勤安下心来好好干吧，其实医院后勤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
我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
虽然依旧要与土地打交道，手里的工具依旧是锹镐之类的农具，但这与以往十四年来农村生活的性质却彻底不一样了。一个月后，我领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工资，人民币三十二块五角钱。
工余的时间里，我经常与学电工的王辉、学木匠的彭健在一起闲谈。而医院里那些穿着隔离服的医生和护士们，却一直高傲地离我们很远。
王辉和彭健的母亲都是医院的老护士，也是母亲的老同事。王辉性格开朗，人缘很好，是一个随叫随到热心肠的人；彭健性格内向孤僻，平日里不太主动与人交流，但我们三个却一直相处得很好。
时值“拨乱反正”的最初阶段，大批“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农村的干部与专业人员纷纷落实政策回城了。一时间，医院很难解决大家的住房问题，投亲靠友几乎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所以母亲一直住在唐宛家。在征得关景惠科长的同意后，我住进了医院办公楼的男单身宿舍，与女单身宿舍仅一墙之隔。从此，医院就成为我终日厮守的家了。
自一九七九年春天起，轰轰烈烈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终于结束了，一时间，大批依旧留在农村的老知青们纷纷拥回城里，一些在乡下早已和农民成家立业的年轻人，为了回城，不得不妻离子散，其间不知留下了多少孽债和扯不断理还乱的情思、怨悔。
像战争时期的伤兵一样，当这些满身风尘受尽生活磨难的老知青，重新回到这座原本就属于他们的城市时，却发现自己已成了一群一无所有的几乎被社会遗弃的人。知青的回归，使许多原本开始平静的家庭又平添了无尽的忧虑，找不到工作，得不到慰藉，看不到自己的前途究竟在哪里。怨恨之下，一些人开始自暴自弃，他们经常寻衅滋事，横行市井，或强抢豪夺，群殴成风，社会秩序被他们搞得十分混乱。
同样在这段时日里，一股强劲的新鲜空气，吹进了已被禁锢了许久的沉闷的社会生活中来。几十年来，始终一身蓝制服的年轻人开始模仿日本电影《追捕》中的逃犯杜丘，将衣领全都竖了起来。模仿矢村警长将鬓角留长，将头发卷起。几乎在同一时间，一个形状像饭盒子一样的“三洋”牌的卡式录音机，开始出现在一些最时尚、最舍得挥霍、最有进货渠道的年轻人手里。录音机的出现，让人们终于听到了外面世界的声音，一时间，一种节奏疯狂、旋律诡异的音乐，伴着离经叛道的舞蹈，出现在行为举止一向整齐划一，正统了三十几年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当中。“迪斯科”的出现，似一声新时代的号角，在以它为主旋律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无数禁区都被触及了，许多坚固的基石开始松动了。在人们强烈的求新求变的时代洪流中，另一种声音也随之接踵而来了。
一九七九年六月号的《大众电影》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团宣传干事问英杰同志的文章。对该刊刊登的外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的接吻剧照，提出措辞激烈的指责：“……你们在干什么？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问英杰对此难以容忍到愤怒的程度：“你们已堕落到这种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区别的程度！”
然而，时代却真的变了，变得连问英杰这样的檄文，也得不到一丝反响，人们不屑与他争论，更多的人对这种争论已不再感兴趣了。
隔着一道锁死的门，从女单身宿舍里，不时传来姑娘们“妹妹找哥泪花流”的歌声。周六的晚上，两个宿舍的青年男女还相约到红星电影院去看重新公映的黑白译制片《王子复仇记》，看根据唐伯虎点秋香的恋爱故事改编的香港电影《三笑》。在一九七九年初夏的日子里，人们感受到了空前的轻松与和顺。
在财务科领工资。满脸络腮胡子的隋科长突然问我：“唐浩，你三十几了？”
“三十四周岁。”我将工资揣进口袋里。
“哎呀，可也不小了。”隋科长是母亲的老同事，看来他也替我着急了：“有对象没有？”
“刚回城，还没有呢。”我顺口说着，眼睛却期待地望着他。
“咱实事求是地说，论条件，在城里找对象你可是有点难度了。”
隋科长说话很直接：“给你介绍个棠梨沟的农村姑娘，行不？”他盯着我问。
“我……”我一时不知如何应对。
从财务科出来，我心情沮丧得很。没想到人虽然回城了。可在城市里，像我这样一个没有房子，没有家产，年龄大，工资低的医院杂役工，难道还能像小说和电影里所描写的那样，通过一次浪漫的恋爱过程，找到与自己白头到老的意中人吗？我开始绝望了。
王辉理解我的苦恼：“别着急，慢慢来吧。”王辉虽然年龄不大，但在许多事情面前，他却显得十分成熟。
住在隔壁女单身宿舍的郑淑玲，从我搬进男宿舍的那一天起，就听说了关于我的一些事。她知道母亲是医院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护士长，也知道了我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遭遇。从大连卫生学校毕业后，她被分配到这座医院里，最初在手术室当护士，现在转到住院部病房工作。
郑淑玲性格内向，几年来，虽然有些同事给她介绍过对象，但或短暂相处后，觉得不合适，更多的却连看都没看过。
“真不知道，你想找个什么样的。”朋友周清常常埋怨她。而远在营口她的父母及姨舅叔婶更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
我开始注意她了，只因为她的沉默。我把我的心思说给王辉听了，王辉听罢摇了摇头：“够呛。”在我们的眼睛里，身穿隔离服的这些医生与护士，总是如此高傲，像一个个难以接近的公主。
几个月后，“文化大革命”期间支援“三线”建设的几十位原结核医院的医护人员，浩浩荡荡地自内蒙古昭乌达盟返回大连了。当这些拖家带口从塞上高原归来的老职工与医院的老同事重逢的时候，大家相拥无言，泪流满面。
因为市里拨下了一部分安置费用，所以医院决定倚着医院的南大墙，建两大排简易住宅，以便安置这些从内蒙古回来的同志。不久，在分房的时候，考虑母亲的困难，医院也分给母亲一间半简易房。终于，我和母亲在这座城市里又有了一个家。
在我写的那份为父亲申诉的上访材料上交三案办公室后，父亲的历史问题很快就引起大连港有关单位的重视。头年夏天，当我找到港务局三案办公室询问上访回音时，三案办公室的负责人老向同志握着我的手说：“你写的材料，我们办公室所有的人都看过了，很多人都落泪了。你放心，唐子清同志的历史问题，我们有责任，也一定会把它搞清楚。”
六月下旬的一天，接到老向的电话后，我与母亲在海港三案办公室，终于见到了中共大连港务管理局委员会《关于撤销唐子清反革命分子的决定》。那一天，天空阴郁骤雨滂沱，站在三案办公室窗前，望着港口防波堤上，那座于雨雾中傲然挺立的暗红色的灯塔，母亲喃喃地说：“你爸知道了……”
我们是乘有轨电车离开码头的，母亲一直坐在那里，没有再回头望一眼雨后阳光下那座巨大的建筑。
六年之后的1995年，一天，接故乡迁安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公函，知父亲已入选正在编篡的《迁安英才》一书，公函望我速将父亲的个人小传加盖单位公章寄往迁安。
手捧公函不禁怆然，我为故乡仁人至今不忘父亲忧国忧民死而后已的牺牲精神而涕零，并很快将一份依照史实客观陈述父亲人生历程的文件，递交到父亲生前鞠躬尽粹的大连港务管理局。
一周后，在那座巨大的建筑里，港务局党委宣传部的一位官员面无表情地接待了我：“这个单位公章，我们不能盖。因为就我们掌握的你父亲的历史问题，在个别地方与你的表述仍有出入……”
“？”我顿感愕骇并拂袖而去。
一九七九年夏天，在中山广场的工业展览馆里，大连有关部委局举办了一次轻工业博览会，那是一次空前绝后的轻工业品展览会。前来参观的人们从早到晚络绎不绝，那人头攒动的拥挤场面，是主办者始料不及的。
在这次博览会上，主办方向全市人民展示了各种型号的黑白电视机、录音机、音响设备、半导体收音机、各种漂亮的落地灯、电风扇、搪瓷制品、塑料制品，令人眼花缭乱的各色花布、针织运动衣、各种毛料服装、呢子大衣、三接头皮鞋、各种人造革、高跟鞋、大衣柜、高低柜、写字台、沙发、弹簧床、自行车、手表，人们甚至见到了在外国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单门电冰箱和单缸洗衣机。通过这次展览，人们看到了未来，看到了梦想中的世界。人们甚至开始通过黑市，拼命收集着工业券，因为想买到这些现代化的商品，首先要搞到大量的工业券。否则只能望洋兴叹。
进入夏天后，总务科关科长给我安排了新的工作，到住院部开水房给患者烧开水。
“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负责对待的工作。”关景惠再三嘱咐我：“许多住院患者都对开水房的前一阶段工作有意见。很多次水还没开，烧水的人就说开了，害得患者连茶叶都沏不开。意见直接反映到院里。经过科里认真研究，决定让你去做这件事情，怎么样？”
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锅炉房就在住院部的院子里。一个一人高的红铜大水炉，耸立在开水房的角落里，另一边就是一张单人床。开水房里堆着大块煤，排出的炉灰需不断清理到开水房外，每天晚上要装到铁斗车上，拉到太平间附近的堆放场去。
开水房的工作只配了一个人，每天四点半起床，六点钟开始向患者供水，直到晚上九点。虽不算累，但从早到晚几乎寸步难离。周日休息时，另有一位杂役工替我一天，只有这时，我才能了无牵挂地干些自己的事情。
关景惠到开水房来，他表扬了我上任之后的工作：“老患者给你起了个外号，叫‘唐开水’。他们说，自从你到开水房后，他们才真的喝上了开水。”临走时他说：“找不到更合适的人。”他递给我一根烟：“其实这开水房的工作，真应该两个人倒着班干。”
偶尔，郑淑玲也到开水房打水。
“水开了吗？”她问我。
“开了。”我说。
滚烫的开水，哗哗灌进暖壶里，两只暖壶灌满后，她转身便拎着走了。不知为什么，我很欣赏她的沉默。
大连海港的三案平反工作，做得既主动又扎实。很快，在桃源街，母亲得到了一处三十平方米的公房。面积虽然小了些，但厨房、卫生间一应齐备。更让母亲感到宽慰的是，一九五一年，与父亲一起从北京到大连支教的杨荷亭阿姨，也住在这幢宿舍楼里。
母亲与杨姨早在贵阳就认识。杨姨是一个性格豪爽、意志坚韧的女性。她早年丧夫，自己一人将独子带大，在工作中她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却因仗义执言说了些真话，反右时被打成右派。这些年来，杨姨受尽磨难，但她始终乐观豁达，没有丝毫委屈与抱怨。
“你杨姨其实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却被当成了右派，真是天下最大的滑稽。”母亲最替杨姨抱不平。
在杨姨的引见下，母亲不久又结识了住在桃源街的另一位阿姨，那就是当年在贵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工作过的郭庆兰女士。郭阿姨是抗战期间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医生的遗孀。三个抗战时的老同志坐在一起，抚今追昔不禁感慨万千。郭阿姨与柯棣华唯一的儿子，“文化大革命”期间死于一次医疗事故，但老人依旧恬静地活着，像贵阳图云关山上一棵挺拔的香樟树。
回城不久，母亲就在中山广场的玉光街基督教会重新找到了心灵的皈依。在寇牧师的支持下，母亲将那里的唱诗班，从单声齐唱逐渐发展成混声合唱。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母亲把很大的精力，放在了和声的训练工作上。同时吸引了更多声乐条件较好的年轻人，加入到唱诗班的行列。
新的唱诗班，为玉光街教会增添了无限的活力。在梦幻般的天籁之音的陶醉中，一些年老的教友，坐在虔诚的人群中间，安详地睡着了……
一九七九年的夏天，和男女单身宿舍住在同一个走廊的老中医李大夫，落实政策之后，在南山公园附近分到一套房子。李大夫搬家的那天，住在男女单身宿舍的年轻人，几乎倾巢出动了。李大夫的老伴平日里与大家相处得很融洽，尤其那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姑娘们，更舍不得老太太离开这里。
李大夫搬走的那个周末，李大娘给我来了个电话。她让我周日与王辉再过去一次，她新家的电表出了些麻烦，想让王辉帮忙修一修。
晚饭是王辉掌的勺。李大娘那一天很高兴，她拿出一瓶多年的西凤酒：“搬家时怎么也没留住你们，今天陪老头子喝一杯。”
